旧传统维护者的悲歌——葛利高里与白嘉轩的比较

肖洛霍夫的获奖小说《静静的顿河》和陈忠实的获奖小说《白鹿原》,都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虽然由于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国家意识以及宗教传统的巨大差异,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在性格、爱好、追求、命运等方面反差极大,但由于二人都是旧传统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维护者,他们的命运仍然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可比性.     

边缘人的放逐悲歌——从《孽子》看白先勇创作视点的转移

<孽子>是台湾第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放逐"为主题,对处于边缘文化的同性恋进行了关注,展现了一群由孩子、老人等弱势群体所组成的同性恋边缘人被社会和时代放逐的悲剧人生.这种关注是白先勇创作视点的一次转移,虽同样是放逐主题,但他所关注的放逐对象已由普通大众转向了特殊群体--弱势群体与边缘人.通过对弱势群体这一边缘人的关注.作品的批判指向由人向社会转移,由此展开了对社会时代的严肃思考和尖锐批判,既增强了作品的批判力度,又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无爱的悲歌——从《所罗门之歌》看托尼·莫里森的悲剧视野

爱的缺失与扭曲是导致人类痛苦深渊的一种毁灭性力量。也是托尼·莫里森悲剧视野的主线。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从剖析爱的缺失与扭曲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同时,呼唤着一种博爱的精神,企图将人类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无爱的悲歌——从《所罗门之歌》看托尼·莫里森的悲剧视野

爱的缺失与扭曲是导致人类痛苦深渊的一种毁灭性力量,也是托尼·莫里森悲剧视野的主线.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从剖析爱的缺失与扭曲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同时,呼唤着一种博爱的精神,企图将人类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边缘人的放逐悲歌——从《孽子》看白先勇创作视点的转移

&lt;孽子&gt;是台湾第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放逐“为主题,对处于边缘文化的同性恋进行了关注,展现了一群由孩子、老人等弱势群体所组成的同性恋边缘人被社会和时代放逐的悲剧人生.这种关注是白先勇创作视点的一次转移,虽同样是放逐主题,但他所关注的放逐对象已由普通大众转向了特殊群体--弱势群体与边缘人.通过对弱势群体这一边缘人的关注.作品的批判指向由人向社会转移,由此展开了对社会时代的严肃思考和尖锐批判,既增强了作品的批判力度,又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性格与智慧的制约——贾平凹与德莱塞笔下悲剧性人物形象比较研究

刘高兴与赫斯特伍德分别代表了《高兴》与《嘉莉妹妹》两部中外作品中的“失败者”艺术形象.尽管他们在社会地位、文化教养等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表征上的类似,然而,他们的悲剧性命运模式却有着类似的诱因与发展逻辑,显示了性格与智慧对人物命运轨迹的重要影响.     

从比较制度分析看中国公司治理——比较制度与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综述

各国的经济活动由于不同的制度架构各有其特点,而每种制度架构都形成了其经济体内特殊的系统逻辑 不同的制度安排各有其优劣势。就公司治理模式而言,不同的治理模式在其特定制度环境下是有效的 大股东治理是一个普遍模式,而股权高度分散情况下的治理模式只是特例。中国的人文环境也包含了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精髓。中国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自然不能撇开这些特点。中国引进国外现成制度,深入研究和理解这些制度在实施国的背景和本来概念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些在国外有效的制度是否有与中国的人文环境和制度框架相＂耦合＂的基础。     

从杜十娘与茶花女的比较看中西文化差异

文章通过对杜十娘与茶花女的人物形象、生活遭遇、处世态度、抗争精神和悲剧结局等方面的分析比较,探析了中西文化在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女性在物欲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女性在男权格局下的尊严等方面的差异。     

一曲封建淑女的悲歌——燕梦卿与薛宝钗形象比较

经典著作《红楼梦》中的薛宝钗与世情小说《林兰香》中的女主人公燕梦卿在徳学才情,性格品质以及爱情经历,人生信仰方面都有着很多相同之处。她们都是封建大家庭里出类拔萃的淑女,她们都是在恪守传统道德前提下的浪漫女子,她们的才华令人赞叹,她们的悲剧令人惋惜。     

从新兴产业到新型产业——从中外比较的视角看我国旅游业态的创新与发展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经历了从新兴产业到新型产业的巨大变化,其中旅游业态的创新和发展,尤为引人瞩目。通过分析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旅游市场大格局的情形,指出我国旅游业态在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专项目的旅游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对策,从而使我国的新型旅游业态不断丰富和完善。     

从儒与禅的比较看儒家的道德传承

作者在台刊《哲学与文化》第30卷第6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儒家的道德传承自孔子至孟子这一时期,师师相传,皆以“悟道”———彻证自心本性为标准。至孟子以后,儒家的道德便一直沉寂,汉代董仲舒时期才兴起了对儒学的研究。但是,儒学研究与儒家道德并不是同一回事,儒学属于文化现象学的范畴,儒家道德则是属于实证自心本性的范畴,尽管从汉代董仲舒至唐朝这一时期儒学大兴,尽管不乏其学术大成就者,但是,就“孔孟之道”而言,却是无人能够亲证的。历史再发展到唐宋,由达摩而来的禅宗—心法的弘扬,才使得中国读儒书之人借禅宗得以豁然顿悟“孔孟之道”…     

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比较看国际法的等级性

当今世界各国在客观上存在着地位和实力的差异,主观上都在尽力利用国际规则维护自身利益,甚至表现出强国对弱国的强制。在等级性(或阶级性)视角下,国际法是参与国反复强调本国意志和利益,经过较量、博弈等过程最终妥协的结果,也因而致使国际法对各国意志和利益的表现程度有所不同。较之于国内法,国际法以国家利益为主要内容,自我舍弃性更强,更易于被忽视等。     

司汤达的精神世界在其作品《红与黑》中的投射——从司汤达的不幸童年看于连的极度自尊

《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自问世以来,一直是读者和外国文学评论界研究关注的焦点。人们已经对这部小说所描绘的社会内容、主人公于连的性格、形象、爱情、红与黑的象征意义等层面展开过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司汤达的精神世界在《红与黑》中的投射也是一个较有创意的研究角度,于连的极度自尊即是作者主体童年...     

从流转税与所得税比较看我国税制模式的选择

以何种税作为主体税种,并建立其它相应的税种,确定合理的税率,是构成一国税制模式的主要因素。评价一个税制模式是否科学,主要依据以下两点:其一,它是否具备对经济环境的适应性;其二,它能否保证其自身功能的正常发挥。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税制模式,必须能够适应有计划商品的要求,并保证自身功能的充分发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两点是我们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税制模式的两个主要约束条件。     

神话历史与现实历史的交替——从夏朝历史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来看

始于"大禹治水"神话的夏朝历史,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记载中的神话历史阶段,在神话历史向现实历史交替的过程中,夏朝历史出现了历史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这一模式最终成了后来中国现实历史记载的基本模式。夏朝历史最终被"神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思维支点,被后人熟悉却无法掌握,不确定的交流演变成重演,使中国文化在重复中得以延续发展。     

从先秦——西汉冶铁技术的发展看儒法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又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我国的钢铁冶金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都是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发明创造的。法家的政治路线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钢铁冶金技术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冶金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奴隶暴动的风雷震撼了奴隶制社会的大厦。特别是以柳下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对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更是沉重的打击。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也起来向奴隶主阶级进行了激烈的夺权斗争。封建制要代替奴隶制,已成为当时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生     

从小说与散文的比较看曹乃谦写作的叙事特点

曹乃谦的小说与散文创作分别以“温家窑系列”和“母亲系列”为代表,这两个系列作品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面貌,在文章结构方面,小说的结构短小精悍,各自成篇却又相互关联,总体呈网状结构,“母亲系列”则以曹乃谦的自叙散文为主,作品以叙述者“我”的成长为叙事主轴展开,有明显的时间线索,呈线性结构;在语言方面,“温家窑系列”以雁北方言为主,小说中引用了大量的雁北民歌,有着浓郁的雁北文化气息,“母亲系列”的文章语言则洗尽铅华、雅致动人,叙述回归人物自身。这正和曹乃谦特殊的人生经历相吻合,“乡巴佬”与“文人”的双重身份让他的散文与小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而将两部分作品结合起来看,才能对曹乃谦的创作形成一个全面的认知。     

论刘易斯的模态实在论——从两种实在论的比较看

在关于可能世界的解释理论中,实在论以克里普克为代表的温和实在论和以大卫·刘易斯为代表的(极端)模态实在论为代表.学界普遍接受克里普克的解释,而拒斥刘易斯的模态实在论,并称之为极端实在论.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两种实在论在本质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可能世界来自于我们的直观.在跨界同一问题的回答上,他们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两种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对可能世界的理解不同.克里普克指出可能世界就是“可能的状态或历史”这种观念,刘易斯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可能的状态或历史”这种认识的来源.所以,对可能世界的认识程度的不同导致了克里普克与刘易斯在可能世界实在论上的差异.相较于克里普克的理论,刘易斯的模态实在论更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