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在皖南

1933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以50万军队“围剿”中央苏区10万红军,以10万军队“围剿”阂浙赣苏区1万红军。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当时由博古任总书记,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负责军事）,到1934年10月,中央苏区范围由纵横各近1000里缩小到各仅300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

1930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的所谓“总战略方针”,实际上既包含了主要用于对付苏区及周边白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战略,也包含了主要用来对付红军主力部队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军事战略,由这两个战略方针构成的“新军事战略”是并行不悖、互补互动的军事政治战略战术。但此时的红军和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统治,红军被迫执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以致未能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兵力日少而苏区日蹙,红军于1934年10月被退出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前的于都集结

一九三四年十月,党中央和军委总部、红一、三、五、八军团曾在于都地域进行了集结或休整。本文就中央机关和红一、三、五、八军团长征前夕在于都的集结情况作一叙述。一、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的形势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疯狂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们以“堡垒政策”向中央苏区的中心腹地步步推进。八、九月间,敌东路军和北路军开始向中央苏区的腹地逼近,石城、汀州、兴国、宁都等地已处于敌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在南线和西线,敌南路军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的前后

在中央苏区第4次反“围剿”战争中,王稼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当时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在红一方面军取得第4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于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因国民党政府飞机轰炸,弹片打进腹部而负重伤的。     

中央苏区宣传工作的原则及其风格

中央苏区宣传工作的原则及其风格廖正本一、苏区宣传工作的原则中央苏区的宣传工作，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的宣传工作，处在敌人长期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战争环境里，因而具有特定的原则。第一、宣传工作必须置于党的...     

试论乌江之役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为贯彻黎平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天险,向黔北挺进,乌江一役,歼敌约四千人,是红军长征中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在长征战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探讨乌江之役,对研究红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重点向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两次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建议,实行一条消极防御的错误军事路线,造成反“围剿”的暂时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当时,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五个兵团,约八万多人。在长征中,“左”     

实事求是 振兴贵州——在遵义地区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搬书本,照搬外国经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领导,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作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     

筠门岭——中共会昌中心县委旧址

筠门岭镇是江西通往广东,福建省的交通要道.中央苏区时,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就设在这里。 1932年6月,蒋介石向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为加强边区的领导,根据中央局决议精神,江西省委于6月间决定成立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革命斗争。     

在生死搏斗的岁月里

一九三一年七月初,蒋介石集结了三十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的掩护配合下,向我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坐镇南昌亲自指挥,督战,还特意请了德、日、英等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帮他出谋划策。 当时我中央主力红军只有三万多人,面对“围剿”的敌人,不仅装备处于劣势,而且众寡悬殊。但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按照“诱敌深入”的战略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歼灭敌人一路至几路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我军士气旺     

他们走出了绝对贫困的沼泽——对毛泽东《兴国调查》中有关人员后裔情况的再调查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指挥第一次反“围剿”的倥偬中,与８位农民家庭出身的兴国籍红军战士座谈一个星期后,写下了著名的《兴国调查》。毛泽东同志说：“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这８位红军战士家住兴国、赣...     

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苏区出现信任危机,多次发生大批群众集中逃跑事件,对苏区士气人心及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形成很大消极影响。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逐渐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采取符合群众利益,切合当时当地实际的施政方针,获得群众的欢迎,原先逃跑的群众出现回流,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众也向苏区流动。     

文武坝——中共粤赣省委旧址

位于会昌城东3公里处的绵水河畔南岸,座落着一个小村子,名叫文武坝。相传,这里因设过文武考场而得名。中央苏区时,这里曾是中共粤赣省委机关驻地。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苏维埃区域不断扩大。中央人民委员会于1933年8月16日召开第48次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南方新设立一个省——粤赣省,辖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等7县。     

中共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经验教训

福建事变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取代国内阶级矛盾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产生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是国民党营垒的破烈,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中共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与“左”倾关门主义统治的中央分歧很大。“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政策和策略,造成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同时,也是导致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略的策略方针,正是在深刻总结“左”倾关门主义危害与教训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拿来主义》浅析

《拿来主义》写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发表于同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一九三四年六月,当时正“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一方面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又焚烧古今中外的一切进步书籍。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了一百四十九种书籍。同时,蒋介石还强制推行     

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由来

红军为改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采取穿透封锁线,深入江浙腹地游击,进而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红7军团奉命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千里转战数省,吸引大批敌人于己周围,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突围行动。     

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就是“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史。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毛主席的正确决策。本文目的在于,同大家一起回顾毛主席指挥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历程。 一九三一年一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积极策划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就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江西兼任南昌行营主任。三月中旬,蒋介石已纠集了反动     

论中央苏区第-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及重大意义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本文从战略方针、政治动员、战术运用、群众支援等新的角度,系统分析了第一次反"围剿"取胜原因;从政治、军事、物资等方面阐述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意义.     

中央苏区的劳动竞赛

1932年至1934年在中央苏区轰轰烈烈开展的群众性劳动竞赛活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政权后,第一次用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为保卫和巩固红色政权,发展苏区生产,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而自觉自愿开展的群众生产活动。它为极大地激发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苏区生产力的发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残酷的经济封锁发挥丁积极的作用,写下了我国劳动竞赛史上的第一篇章     

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和指挥中央苏区军民连续4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夺目的一页,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由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加上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过于强大,致使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过去了近80年,但用鲜血换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引以为鉴.从中所得出的有益启示,有助于把我们党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红七军在第三、四次反“围剿”中

1931年夏天,红七军离桂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归彭德怀同志领导的三军团指挥,即投入了紧张的反“围剿”斗争,配合中央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第四次“围剿”。红七军在这两次反“围剿”中,得到很大的锻炼,全军从思想上、战斗作风上日趋成熟,新的战斗骨干大批涌现,如反“围剿”前,李天佑、卢绍武等同志,都还是连长,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