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剧变”再思考——从国家身份危机来看

波兰剧变与冷战期间波兰的国家身份危机密切相关。从波兰国内层面看,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波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此为基础,波兰与社会主义苏联建构了朋友关系,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则为竞争对手关系。但是,波兰的这一国家身份是不稳固的。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薄弱,而波兰的国家身份又无法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认同,因而西方国家对波兰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随着苏联对波兰的控制松绑,立即引发波兰的"身份危机",最终导致1989年的波兰剧变。     

苏联社会主义演变的机制

本文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一诞生即面对生存危机,于是,它不得不以高度集权体制去摆脱生存危机;但就在高度集权体制缓和了原有生存危机的同时,高度集权体制却给社会主义造成新的生存危机,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这是一个完整的演变过程,其各演变阶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冷战时期美国对波兰政策的特点

冷战时期美国对波兰的政策是其对东欧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服务于遏制苏联的冷战大战略。1956年波匈事件后,美国对东欧政策从"解放"调整为"和平演变",波兰因其在华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十月事件后出现的民主化倾向而成为美国推行新政策的重点对象。美国对波兰政策体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对波兰政策深受美苏关系的支配;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对波兰政策受总统大选政治的影响;从美国对波兰政策的目标和手段看,美国对波兰政策体现了一致性与灵活性。     

苏联石油公司与能源外交

苏联时期的石油公司是在俄罗斯帝国时期的石油公司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关系背景,使苏联石油公司对东欧经互会及西欧的能源贸易,打上了冷战的鲜明烙印。石油公司在获取经济赢利的同时,还担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利益的责任。冷战中的苏联石油成为其经济发展与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石油公司的能源外交增强了苏联经济实力,石油公司所实施的能源外交与苏联的对外政策相呼应并对其整体外交战略产生影响。     

试论斯大林模式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

多年来,斯大林模式的成因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不少学者都从政治路线的转变和政治斗争的需要两个方面展开分析,这些探讨基本上都是停留在上层建筑层面上的,未能深入解剖苏联二、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因此很难得出较为全面的,有透彻说服力的结论。本文将从世界历史发展和俄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新经济政策末期苏联遭遇到的严峻社会危机进行     

中国改革三十年成功之路探因——基于中苏改革比较的视角

中国和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都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但结果却迥然不同。两国改革的不同点有:改革的指导思想不同,改革的突破口选择不同,改革战略的选择不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不同。形成这些不同点的基本原因为:第一,苏联改革缺乏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第二,苏联改革缺乏社会稳定的前提保障;第三,苏联改革缺乏坚强有力的共产党的领导。通过两国改革的比较分析,可以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     

解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代表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长期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结果;中国模式取得成功则是由于长期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总结苏联模式失败的教训和中国模式成功的经验,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含三条,即在经济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则;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文化上,无产阶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辩析

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的政治问题。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试验,对其进行评价时,必须慎之又慎,严格依据事实,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尽管存在许多弊病,但从制度角度看,基本上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从实践角度看,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断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那是没有根据的。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失误和弊病,而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换句话说,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主义搞得不好,而是不搞社会主义的结果。     

大革命时期冯玉祥与苏联合作问题研究

冯玉祥和苏联的合作在性质上是实用主义的。当冯玉祥谋求自身发展和对抗外来压力的需要与苏联推进中国革命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双重目标一致时,双方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而当冯玉祥认识到弃苏别投更有利于自身发展时,双方的合作就必然破裂。     

文学国际政治学:苏联文学终结和冷战结束

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为了更快捷地克服内政危机、缓解西方遏制苏联的冷战局势,便把文学也纳入新思维改革框架:迅速弱化,继而取消战后因冷战压力而被不断强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兴起反思和批评苏联的回归文学浪潮。然而,西方对苏联全方位冷战不仅仅是制度性对抗,更有大国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且缓解冷战需要原本敌对的双方做出同等的努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单是应对冷战的意识形态,还是苏联管理国家的体制化内容之一,另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热衷于介入体制的传统力量使然。戈尔巴乔夫希冀通过文学力量而削弱其改革阻力,与此前把文学纳入冷战框架而形成苏式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可谓异曲同工,结果正如此前苏联文学未能切实提升苏联人自觉抵制西方文化冷战的意识一样,这次也没因疏解意识形态压力而培养出国民对苏联的认同感,更未达到西方对等地缓解冷战的效果,甚至因把苏共过去查禁的白银时代文学、境外/地下文学合法化,人们由此能公开挑战苏联合法性。这些情形意味着晚期苏联文学发展实际上仍是应对冷战局势变化的意识形态之延伸,呼应了西方否定苏联的冷战情势,却无助于苏联适应冷战格局的变化,还加剧苏联内部的紧张、分化,从而成为苏联在国力鼎盛、思想解放高峰之际而解体的重要力量。     

试论苏联文艺对土改文学的影响

苏联影响是四五十年代的土改文学发生的不可忽视因素。从宏观上来讲,中共承袭了苏联的文艺政策,将文学纳入政治轨道,土改文学成为推动土改的宣传手段,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从文本角度来看,土改文学在主题、框架、人物形象以及叙事模式等方面均受到了苏联文艺的影响。     

苏联的"增量腐败"及其当代警示

苏联的腐败是"增量腐败".腐败是俄罗斯传统的顽症毒瘤,曾一度被严打重压所抑制,但最终迅速增量以致积重难返.苏联增量腐败的基本特征是:由个人向集团发展;由下层向上层发展;由经济向政治发展;由物质向制度发展.其悲剧结果在于:影响了经济建设;催化了政治独裁;助长了文化专制;败坏了社会风气;导致了亡党亡国.其当代警示是:反对腐败必须防微杜渐、高压重拳、狠抓党建、科学发展.     

抗战时期陈诚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与应对--以书信、回忆录、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陈诚对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有着独到的思考。对于日本,陈诚精辟地分析了其入侵动向,并主张长期坚持全面战、持久战、消耗战等方针;对于西方盟国,陈诚主张努力与之结盟但心存警惕,秉承自力更生的外交方针;对于苏联,陈诚拒斥中有限度地加以利用;对于远征军的派遣,陈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反映出他在中国与盟国利益发生冲突时的政治抉择。陈诚的见解是极度务实的,既坚持了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又兼顾了政党利益。陈诚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的决策,进而影响了抗日战争的进程。     

俄罗斯的区域能源外交战略

能源外交,无论对于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还是对于其外在的战略利益和国际地位都至关重要,对于未来国际能源格局的发展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八国集团＂成员国和＂世界第二大产油国＂的双重身份,地跨亚欧大陆的特殊地缘政治条件,使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本身更具多向性和多变性。当今国际形势的特征和俄罗斯自身的实力状况决定了后苏联空间、欧盟和东北亚地区是目前俄罗斯能源外交的主攻方向。因此,研究俄罗斯在上述三个地区能源外交战略征,对于探析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因素作用的再评价

沙俄的本土扩张以及苏联时期民族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是苏联民族问题错综复杂的根源.民族因素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加剧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矛盾,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的成绩,夸大民族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文章追溯了苏联民族问题的起源,分析了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的成绩、不足以及民族问题在不同区域的不同表现.     

关于苏联个人崇拜现象的历史考察——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

个人崇拜之风曾于苏联长期盛行,几乎弥漫了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近半个世纪时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首先,俄国历来崇尚皇权;其次,领导人长期实行集权统治;第三,干部任用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第四,政治高压运动不断;最后,领导人的虚荣心使然。个人崇拜现象的消除,既要不断提高大众的文化思想水平,也要积极地从政治体制的改革入手,使得领袖个人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与制约。     

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文化安全视域下的解析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后期苏联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登台。它不仅消解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颠覆其核心价值体系,而且诋毁苏联社会公共政治文化,干扰公众的政治评判,还顺应了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危害到苏联的文化安全。文化安全的缺口又加剧了苏联解体。我国应警惕这股错误思潮,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切实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1957年苏联高层政变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1957年6月苏联高层发生震惊世界的“倒赫政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支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并将政变组织发动者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决定。究其原因:首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受苏联特使米高扬说辞影响较大;第二,毛泽东对政变发动者之一莫洛托夫个人没有好感;第三,既然苏共中央已经对政变发动者作出了组织处分决定,中方“没有理由反对”;第四,毛泽东对苏联“反党集团”以突然袭击的政变方式推翻其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做法不以为然;最后,中共中央“力挺”赫鲁晓夫也是希望苏联国内局势尽快稳定下来。惟其如此,所以当年赫鲁晓夫向中国提供了包括火箭、导弹和核技术等在内的多项军事援助作为回报。但是,随后这种回报却又变成了苏联领导人向中国谋求军事利益的交换条件。由于这些条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有损于中国的领土主权,所以对后来两党、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大革命时期鲍罗廷功过评析

在世界革命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苏联利益、中国革命三方面考虑,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策略思想,鲍罗廷便是适应这一需要出现在中国革命舞台的。由于鲍罗廷的特殊身份,他对中国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特色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与繁荣,加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权面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邓小平强调:经济绩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