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的礼物》与欧洲的"梅尼普体"文学

综观有关<洪堡的礼物>的评论以及这部小说本身,<洪堡的礼物>具有欧洲"梅尼普体"文学的若干典型特征.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空达成内在的相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二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有相似之处:二是索尔·贝娄可能从他喜爱的梅尼普体小说中得到艺术的启示.     

《洪堡的礼物》中的符号界与象征界

《洪堡的礼物》是美国著名小说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的代表性小说。从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解读《洪堡的礼物》,从洪堡的符号界特征和外部社会的象征界特征及小说中象征界对符号界的压抑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该小说主人公洪堡的悲剧在于象征界对符号界的压抑。     

存在的迷惘——《洪堡的礼物》中洪堡的命运探析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刻画了美国知识分子在科技、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浪潮中,迷失自我,备尝世态炎凉,深刻揭示了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的摧残.本文试以洪堡为例,从社会和个体两方面深入剖析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进而指出,主体人格的分裂是造成洪堡悲剧的根本原因,而社会为人格分裂的养成提供了足够的养分.     

论清代传奇体小说发展的历史机遇

论清代传奇体小说发展的历史机遇陈文新清代是中国文言小说取得全面收获的时期，传奇体小说与笔记体小说都攀登上了各自的峰巅。其中，传奇体小说以《聊斋志异》为代表，追随者有和邦额《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等。传奇体小说是在明末至清康熙年间臻于极盛的...     

小说应“小”：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考察——从《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文体异同入手

《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子部小说类,而把《搜神记》著录于史部杂传类,这一方面说明二者在文体上存在差异,同时也表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观念的演变《。世说新语》不同于《搜神记》的文体特征可归纳为一个“小”字,一是体制小,即篇幅短小,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即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隋志》于小说类著录《世说新语》而弃《搜神记》,表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正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     

《洪堡的礼物》中的都市问题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在其作品《洪堡的礼物》中生动刻画了美国中西部重镇芝加哥。芝加哥对于主人公西特林而言,既是外部嘈杂的都市符号,又是内心深处对老城市的乡愁,西特林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挣扎。贝娄通过主人公西特林在芝加哥内外交困的混乱生活,展现出当代都市人的真实状态。同时,贝娄更借助于西特林对于芝加哥的思考进一步挖掘当代大都市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与危机。《洪堡的礼物》中所描写的这些危机,对探讨、把握和积极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凸显出的部分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文体流变看小说创作的新倾向

<正> 自从茹志鹃写了《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发表《布礼》、《蝴蝶》、《春之声》等小说以来,大批中青年作家纷纷打破传统的故事体小说的结构方法,竞用新法。有些论者也提出要打破原有的小说概念,主张小说可以“非情节化”、“非典型形象化”。这些是属于小说文体范畴的问题,本文打算从文体流变的角度进行探讨。     

浅谈民初“忆语体”的创作与编印

民初"礼拜六派"阵营的期刊发表刊载了许多"忆语体"作品,它们皆是《影梅庵忆语》与《浮生六记》等一类文本的仿作,且以小说为主。而实际上,此类仿作自清末南社对《影梅庵忆语》的重印和模仿开始,又因《浮生六记》的发现和宣传讨论而波及一时的文学潮流和文学创作。盖自清末对文学地位、文本情感功能的重视,"言情"作品便成为一种趋势,"礼拜六派"通俗文学的流行实是清末民初推重真"情"的发展结果,而"忆语体"作品也经历了一个由南社的"笔记体"仿作到"礼拜六派"的小说体仿作的演变过程。     

市人小说、“世情书”与《红楼梦》——《红楼梦》艺境探微

历史的源流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红楼梦》是属于“人情小说的分类;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鲁迅又曾把清代小说分成四派,而称“人情派”小说是“以著名的《红楼梦》做代表。”何谓“人情小说”或“人情派”?溯其源流,还要从宋元平话讲起。在讲到“明人情小说”时,鲁迅对它的特点是这样概括的:“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     

《淮南子·道应训》对《韩诗外传》说理方式的承继与创新

“引事以明言,或引言以证事”的说理方式,定型于《韩诗外传》,我们把这种说理方式简称为“外传体”。《淮南子·道应训》继《韩诗外传》而后使用了这种说理方式,并在说理实践中有所发展创新,使这种说理方式更加完善,更加流行,从而显示出说理通俗化的优势和推广普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强势。徐复观认为,先秦两汉有两种说理的语言形式,即历史家的和哲学家的,而“外传体”的说理既有历史家的具象,又有哲学家的抽象,不同于二者,又兼二者所长,堪称先秦两汉的第三种说理方式。     

“经济逻辑”与解放区长篇小说的文本裂隙 ——以《种谷记》和《高干大》为例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语境下,“突击文化”与“经济逻辑”间产生个体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在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高干大》中却因作者在冲突中确立小说主题的努力使两部作品出现文本上的裂隙：《种谷记》拖沓、结构松散、主题含混;《高干大》中段情节急转,主次情节混乱,小说的整体性大受影响。这使得二者刚跻身解放区文学的经典序列边缘就退了出来。不过,也正因此,《种谷记》和《高干大》保存了那个正走向全面体制化、同一化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在文化、观念上的演变痕迹,使其以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成为历史转折期的文学标本。     

汉魏六朝志怪书的神秘主义幻想

<正> 在汉魏六朝蔚然成为大宗的志怪小说,渗透着“万物皆灵”的原始思维,是一种极具初民性和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学形式。可以说,它是儒学“不语怪力乱神”和史学“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史记·大宛传》语)之后,以虚构叙事文体补了古民神话传说散佚的课。但这番晚至的补课,已杂入许多方士、神仙以及其后的释道宗教意识了。从文体衍变的脉络而言,志怪小说存在一个承袭和突破《山海经》叙事模式的历史进     

《洪堡的礼物》中“内聚焦”叙事模式探究

索尔·贝娄的小说视角常采用独白的形式,叙述者处于被动地位,这种独特叙事视角在其代表作之一《洪堡的礼物》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索尔·贝娄将叙述中心置于故事叙述者查理·西特林的意识中,全力刻画聚焦主体,充分运用“内聚焦”的叙事手法——固定式内聚焦、不定式内聚焦和多重式内聚焦,让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关注着自己的过去,追问着生存的意义.贝娄通过不断变换聚焦者的时空位置来感知叙述声音,进而妥善处理叙述者西特林的视野,客观分析叙述者的思想和感受.借用叙事视角变化的互补关系排除各种不可靠因素,减少读者认识上的偏差,彰显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赋予小说极强的互文性.     

肉死象之白骨:唐修《晋书》中小说史料的“细节”意义

唐修《晋书》由于大量取材于小说的缘故,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许多学者的诟病。其实,《晋书》采用大量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叙事风韵摇曳,人物精神生动,犹如“颊上三毫”,体现了小说史料在《晋书》修撰中的“细节”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晋书》作者也艺术地运用小说史料,那些看似闲散之笔的小说史料,正是曲折隐晦地反映历史真相的珍贵细节。《晋书》对小说材料的取舍,有着深刻的意义,这或许正是《晋书》作者的“春秋笔法”。总之,《晋书》中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历史叙述更圆通、更完整,正像是“肉死象之白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龚自珍《病梅馆记》写作时间与相关梅事考

龚自珍《病梅馆记》举当时梅产地以“江宁之龙蟠”为首,但江宁(今南京)之龙蟠地小名微,而且不像“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那样盛产梅花,不过历史上江宁的盆梅生产一直较为突出。《病梅馆记》应作于作者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江宁之行之后,而其最直接的触因是江宁的盆梅产品。     

作为哲理小说的《围城》

一、《围城》的哲理小说定位《围城》研究五十年，许多问题仍争执不清，我认为关键在于《围城》小说品格的准确定位。普遍的看法是，《围城》具有流浪汉小说的结构特点，或是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的采用与精神实质的反仿。最早执论者是林海，在《<围城>与“TomJones”》中，他指出：“这两部作品都是所谓恶汉体的小说……”并分析了此类小说的特点。夏志清也指出：“《围城》称得上是‘浪荡汉’（picaresquehe）的喜剧旅程录。”EdwardM．Gunn承袭这一基本说法，并将方鸿渐与传统浪荡汉形象予以比较。我认为《围城》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哲理…     

革命文学群己对立英雄观辨析

朱德发从人类视野探讨了集体英雄与个体英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精神意识深层开掘了集体英雄和个体英雄的灵魂构成,认为英雄既有个性主义意识又有集体主义思想,二者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统一的。王寰鹏认为,梁晓声知青小说的英雄主义既带有浓重的历史印记又体现了人性的本能,歌颂英雄主义和反思历史是梁晓声知青小说中同时存在的价值追求。李宗刚认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是中国革命这一宏大历史的缩影,其中隐喻着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最终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同时,英雄叙事还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时“个人魅力型权力”的眷恋。李钧从英雄性格入手,比较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与《天下荒年》这两篇小说的英雄观及其文化哲学的差异。张伟忠通过对《人间正道》和《抉择》中的改革英雄形象的艺术分析,认为他们身上既有对传统君子型英雄人格优秀品质的继承,也有对当代改革英雄品质的发扬光大。改革英雄的人格结构并不全是现代性的,其中还有权威人格和长官意志等传统人格负面因素的残留。杨新刚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雄叙事小说具有如下特征:从“英雄的人”向“人的英雄”的转进;英雄类型的世俗化和当代性;游走在主旋律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叙事策略;由反传奇性向生活化叙事抵达等。     

明代传记体小说略论

传记体小说勃兴于中唐,宋元出现衰落,明初又复兴。明代传记体小说作为明代传记文学的外延,是明代传记文学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它是联接唐代传记体小说和清代传记体小说两座山峰的桥梁。本文将扼要评述明代传记体小说的概况以及它在内容和艺术上的特点。 明代传记体小说属于文言短篇小说,主要见于明代传奇小说和笔记中。明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三灯”,即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和邵景詹的《觅灯因话》三种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剪灯新话》为书名1981年出版)中都收有传记体小说。此外,陶辅     

古代小说“写实”艺术的升华——《金瓶梅》对古典小说题材的新开拓

<正> 崇尚写实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又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小说的“写实”艺术从史家的“实录”中脱胎出来而成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需要小说家创作实践的不断超越和理论上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写实”的程度与水平,是衡量艺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小说艺术本体而言,《金瓶梅》在“写实”上有着题材拓新、艺术升华和历史超越性的意义。一、《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不重“写实”,叙事描写游离于日常生活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文本中的历史张力

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乔伊斯以斯蒂芬的“自我”塑造过程为框架,以在小说文本中为读者预设信息空白为策略,巧妙地实现了小说文本还原特定历史时期历史真实的功能。尽管该小说没有直接叙述历史事实,然而小说处处体现出历史语境,处处渗透出历史的凝重,历史事实时时以小说文本“注脚”的形式浮现在读者面前,因此,《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是一部极具历史张力的小说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