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新政时期颍州府教育的发展

开始于1901年的清末新政是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阶段。在这短短的十年中,清政府对教育改革极为重视,积极督饬全国各地创办新式教育。当时安徽省之颍州府属各州县官绅积极奉行,在教育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清末直隶女子教育的创立与发展

中国封建传统教育束缚了女子教育的发展,而近代以来女子教育逐渐受到重视。清末新政时期的直隶教育改革一度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创建了教育行政管理制度,而且形成了近代新教育体系。清末直隶作为教育较为发达的省份,女子教育就是从这一时期才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并开始兴办女子学堂,打破了封建传统对女子教育的禁锢。具体而言,清末直隶女子教育的创办最早来自于社会人士的积极推动,随后在直隶总督袁世凯、杨士骧、陈夔龙的推动下,各级官绅大力倡办,女子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大批女子学堂被设立,学堂数和学生数日益增多。清末直隶女学的兴办也得力于报刊媒体对新教育的积极推动。他们从女子教育的作用、直隶女学兴办情形以及刊登女子教育的论说等方面积极倡导兴办女子教育。女子学堂的创办打破了封建传统对女子教育的束缚,而直隶一系列女子学堂章程的设立使得女子教育逐步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     

清末民国学校教育改革渊源考

清末实行教育新政,进行教育改革,使中国的学校教育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民国时期,国家体制发生根本变化,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各种新的教育思潮方兴未艾,政府进行学校教育改革,推行三民主义教育,重新修订教育宗旨,修订新学制。本文拟以清末民国社会转型为背景,探讨清末、民国时期不断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学校教育。     

袁世凯与清末官绅教育

袁世凯的官绅教育主张及活动主要包括参劾与请奖并施、设立官吏教育机构以及派遣官绅游学与游历三个方面。就地位而言,设立教育机构是官绅教育活动的重心与核心,它既是参劾与请奖活动的发展和完善,又是派遣游学与游历举措的基础及前提。参劾与请奖、派遣游学与游历分别从教育策略和教育措施上充实了官绅教育活动的内容,前者是奖惩机制,提高了官绅教育活动的成效|后者是交流方式,拓展了官绅教育活动的空间。从地域上看,袁世凯的官绅教育活动不仅立足于山东、直隶两省,而且兼顾中央,作用于全国官绅教育的实践。从时段上看,袁世凯的官绅教育活动不仅贯穿于他抚鲁督直的全部过程,而且持续于'新政'改革的整个阶段。整体来看,袁世凯的官绅教育活动培养了一批推行'新政'改革的新式行政人才,加快了山东、直隶两地'新政'改革事业的步伐,对全国'新政'改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末直隶禁烟运动述论

清末时期,直隶认真地执行朝廷禁烟谕旨,设立机构,制定章程,实施禁烟;民间社团积极参与,官绅良性互动,使清末直隶禁烟运动有声有色,走在全国的前列。     

论嘉纳治五郎对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嘉纳治五郎作为日本投身于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先驱者,在清末中日教育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嘉纳治五郎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动机是希望中国强盛起来保卫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研究嘉纳治五郎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动机、活动、思想有利于揭示近代日本介入中国教育改革的真正意图,也有利于分析清末中日教育交流的现实价值与深远意义.     

清末湖南留日学生述论

清末民初的湖南留日学生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湘籍学子利用国外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积极创办新式报刊,向国内传播新思想.由于受到区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湖南留日学生呈现出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性、留学的集中性、留学经费来源的多元性以及学习科目的广泛性等特点.他们不仅在留学期间向国内介绍新知识,并在学成归国后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推动了近代湖南新式教育的发展.     

河南教育近代化微探

清末河南封建教育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教育近代化改革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清末新政开启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序幕,河南教育随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1901年到1919年不断兴起的带有民主进步色彩的教育改革运动,使陈腐落后的河南教育一度勃勃生机,促进了河南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也加快了河南教育近代化进程。     

清末庙产兴学及其社会反应

清末的庙产兴学运动席卷全国,利用尼庵、道观和寺院地产及租息办学是兴学期间的一个重要特点,其结果引起寺僧、民众、官绅等广泛而复杂的回应,从而将这一期间的社会与民众心理呈现出来,成为清末社会急剧转型的一个缩影。     

清末新式教育的推广与乡村社会的无序化--以劝学绅董的权力扩张为中心

清末“新政”以来,国家开始在乡村大规模推广新式教育.为了满足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加强国家对地方教育的控制,国家开始陆续在地方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劝学所.由于其后发、外生的特征,作为“国家政权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扩张预示着一种与18世纪欧洲不同的道路.随着劝学所的出现,各州县出现了一个劝学绅董群体,他们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获得了办理地方学务的权力.但由于国家没有能力使其实现完全的官僚化或完全的自治,在“官绅通力合作”的办学模式下,这些劝学绅董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且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随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急剧扩张,以及劝学绅董越来越把办理学务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乡村社会中的绅民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许多地方日益呈现出无序化状态.     

自治与绅治——以清末宁波地区的乡约为中心

成文乡约兴起于宋代蓝田,本为民间教化组织。清末宁波地区乡约的大规模兴办源于当地官员出于维护治安和筹办地方自治的需要以及当地绅士的积极配合。宁波地区的乡约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分权制衡的特点,从职能上看近似于基层政权。乡约的举办使宁波地区绅士全面渗入到地方政治领域,为其进一步扩大影响打下了基础。     

论湖湘教育思想与精神

湖湘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其有着独特的思想与精神。古代湖湘教育既重视思想的传承,以礼教的拓展为中心;又重视思想的创新,形成了完善的理学教育理论体系。湖湘教育人才的培养,强调以立志作为根本,涌现了大批投身教育的理论家与实践者,展现了湖湘教育的精神与魅力。     

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

在“郑重斯文”理念指导下,清代对灾荒时期的生员实行单独的、具有封闭性质的赈济制度。赈济生员之银米来源、生员赈济之查报、发放,同居的直系亲属之赈济亦与齐民有别。但生员赈济的标准与普通贫民基本相同。饥荒期间,生员群体的操守遭遇严峻挑战。捏报、虚开贫生户数、口数、多领赈票,甚至“以不得赈为无能”、闹赈等现象的发生,表明不少生员已经难以成为道德的楷模,甚者更不惜沦落反面。进一步反映出明清生员群体膨胀,功名出路壅滞以及荒政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的米谷流动与社会竞争

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米谷输出地,本地积贮大量米谷的地主富户、市场中的粮行、来自外省的米商和常平仓采买人员、地方官,都积极地参与到米谷流动和贸易中。粮行和地主富户通过控诉地方官试图改变常平仓的采买办法,社仓社长与地方官相互勾结经营社仓获利,粮行则通过强力吸纳米谷或通过让利吸引客商以求把持行市。地方官员、客商、粮行和富户在同一个米谷交易和米价变动的空间中互相较量。这个过程呈现了商品贸易对于社会群体及其之间关系的影响,有助于讨论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信息化与湖南工业化

21世纪发展的历史机遇———信息化,作为农业大省和工业弱省,根据湖南省情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着重从信息化改造来促使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从信息技术革命,深化企业改革改制,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出发,通过信息化来提升湖南工业化进程及其竞争力。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

吏治腐败是最大、最严重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并且呈现出多案窝案化、公开半公开化、资金大额化、职务高级化等特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     

权力变迁与新兴宗教的应对————以世界红卍字会徐州分会会址纠纷为中心的考察（1921-1936）

新兴宗教的发展与地方政治权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民初一些新兴宗教的勃兴正是得益于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商的支持。不过随着北伐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冲击,原先受到官绅庇护的新兴宗教团体开始面临生存的困境。作为民国时期最具规模和影响的新兴宗教团体----世界红卍字会道院,在北伐之后与其他知名的新兴宗教一样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不过该团体通过慈善救济这一平台争取军政官员的支持,并将自身与国民政府的救济体系相捆绑,完成“慈善机构化”。借助以上方式,院会与党部及其所支持的团体发生财产纠葛时,便可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从而降低被打击的风险。院会也因此在党国体制下确保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书院的刻书业及其兴盛原因

历代书院刻印的图书,在版本学上称为"书院本"。其版本价值较高,历来倍受文士学者重视。清代两湖地区的书院兴盛且日益官学化,书院刻书业比较发达,留下大量作品。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