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尧典》为史传之祖

今文《尚书》之《尧典》叙述尧观象授时、举贤任能、巡狩四方等事迹，树立了高大光辉的明君形象。从其材料来源、思想观念、语言形式及战国典籍的征引等多方面来看，《尧典》应编成于春秋时期。其编者应是孔子，春秋时代官学下移、私学兴起，讲史之风盛行，孔门以讲史教学，故孔子有编辑旧史佚闻之举。从文体方面来看，《尧典》以人物为中心，以事件为骨干，与《商书》、《周书》誓、命、训、诰诸体差别较大，具备了“传记”的诸种因素。     

试谈《尚书》五“誓”的宣传鼓动特点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上古时期典章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一部远古散文集。本文仅就《今文尚书》中《甘誓》、《汤誓》、《牧誓》、《费誓》和《秦誓》等五篇“誓”文的战争动员令的宣传鼓动特点,谈几点意见。     

关于《尚书》的几个问题——与刘国忠博士商榷

与刘国忠博士《走近清华简》一书中的观点商榷,提出10个问题,并阐述下列看法:《尚书》中的诰、誓、训、命是事前草拟,届时宣读的原始文献,而谟、典是史官记录,后人美化而形成的历史故事;《尚书》小序非孔子所作,是西汉人张霸伪托孔子而作;西汉《今文尚书》28篇非孔子录百篇尚书残本,其中《禹贡》、《尧典》、《皋陶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历史故事;西汉《古文尚书》16篇,是孔安国所献孔子家藏本;梅赜《尚书》不是西汉《古文尚书》,但两者并非毫无联系,是利用了先秦书籍曾引用的尚书篇名及语句,加以自己的阐发而另作;清华简中的两篇商书,命名为《尹至》,《尹诰》均不妥,应改命《汤尹之誓》和《尹谟》,真正的《尹诰》并不存在;《尹谟》非伊尹亲作,《史记.殷本纪》所记《咸有一德》是伊尹亲作,前者记灭夏前事,后者作于灭夏后,所以《尹谟》不是《咸有一德》;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是魏晋人编写的伊尹训戒太甲的历史故事,《尹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商汤与伊尹筹划反夏的历史故事,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所以文字全然不同;用《伊谟》与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对照,而断其为伪作,方法不可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闪耀着思想智慧,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朱熹不掩其思想智慧,不忍中断中国文脉,所以不完全否定梅赜《尚书》;对于西汉古文尚书16篇而言,梅赜《尚书》是伪作,但它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形成许多格言成语,深刻注塑中国人的观念,是真实存在的书,是价值丰富之书,当代人不可斥其为伪书,应该直称其为梅赜《尚书》。     

论中古时期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

考察《尚书》“六体”等文体的命名方式,其“谟、训、诰、誓、命”,本来都是行为动作的“做什么”,“做什么”产生文词,于是以行为动作本身来命名这些文体。这是早期文体命名的一般性方法。汉魏晋文论家蔡邕、曹丕、陆机的文章释体只讨论文体特征,一般不涉及文体命名;而名物、训诂学家刘熙《释名》中则有文体释名,涉及到文体的“怎么做”、“为什么做”之类,却不刻意讨论文体特征。到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以训诂文体命名的方法进入文体“怎么做”、“为什么做”的阐述。它以文体释名进入文章释体,“释名以章义”与文体特征的讨论二者有机的结合,显示出从文体内在逻辑出发以文章释体的特质。这是古代文体论成熟的标志。     

《多方》《多士》的制作年代及诰令对象

一、问题的提出 今本《尚书·周书》中的《多方》和《多士》,是西周初年周公“摄行政当国”期间,代替周成王所发布的两篇诰令。这两篇诰令,文句古朴,诘屈聱牙,行文酷类于周初金文,所记内容也多与金文及其它古籍相合,一般认为很少有后人篡改增删之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堪称实录,是研究周初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资料。     

“初文”与“准初文”关系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章太炎先生著《文始》,肯在明六书转注,假借造字之理。《文始·叙例》阐述了此意:“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重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三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韵,音义相雏,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坒     

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史价值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礼乐制度的遗存实物，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国青铜器之乡，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祭祀、赏赐、册命、盟誓、约剂、征伐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将其与《尚书》对比，可以印证诰、誓、命、典等《尚书》类文体在西周时期的实际运用，旁证《尚书》中与西周相关文献语言的真实性。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呈现的独特鲜明的文学特质和体式美、伦理美、实用美三者统一的艺术精神，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基因。     

从商周“告(诰)”刻辞看诰体起源及其文体性质

通过考察甲骨刻辞的“告”字相关用例,可以发现殷商中晚期已经孕育了后世诰体的雏形与早期文体意识,并且可能分化出专门的字形与一般意义的“告”相区别。殷商时代的“告(诰)”辞大多与祭祀、兵戎等国家大事相关,对所告之事、所告对象亦表现出明显的重视与关切。即便到了周初《大诰》等诰文,其倾诉对象逐渐从神明先王转向诸侯臣子,这一真诚恳切的基本态度亦未发生变化。由此,诰体的文体特征应确认为殷殷告慰、款款告托、谆谆告勉,而非严肃训诫、严格约束、严厉惩罚,这也是诰体与训、命、誓等其他文体最本质的区别。所谓“五诰可以观仁”,从诰体的发展亦可清晰见出有周一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建构。     

《逸周书源流考辨》序

《逸周书》是一种很重要的古书,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此书在《汉书·艺文志》已有著录,作《周书》七十一篇,言系“周史记”,列于《尚书》诸家之后。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许慎《说文》引用则称之为《逸周书》。凡此都可说明,当时学者认为此书与《尚书》有某种关系。虽然如此,《逸周书》的地位在过去历史上究竟不能同《尚书》并论,直至清末《书目答问》列之于古史类,反不如《汉志》之在《六艺略》。历代研究注释此书的也不多,于晋孔晁注后,惟有《王会》一篇多有学者讨论,书中其他部分几乎无人顾及。清代乾嘉学风兴起,才有卢文昭、王念孙等家陆续加以整理。道光时,朱右曾著《逸周书集训校释》,堪称集成之作。随后又有朱骏声、俞樾、孙诒让,以至刘师     

《中庸》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

将《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之“率”,训为“帅”还是训为“循”,其分歧之实质在于对《中庸》人性论之理解不同。《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和“尽性”、“成己”,实际都是性善论的观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以源自人性的正确“心术”为“人道”,以“性爱为近仁”,讲“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实皆性善论的观点。故其所谓“长性者道也”,是指循人性固有之善而长之、教之,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说法并无矛盾。所以,汉宋学者训“率”为“循”,乃为确诂。     

论史浩对《尚书·泰誓》之“泰”的解释

南宋史浩撰写《尚书讲义》一书，注疏及讲解《尚书》中每一篇的篇名、书序和内容。其解析《泰誓》篇名不但从《尚书》誓体文篇名命名的规律进行推求，而且结合书中各篇章及其序言的内容，吸收、借鉴前代及同时代的经、史文献以及诸家学者的解说，认为《泰誓》由姜太公所作，伐纣之谋源于太公，太公在讨伐商纣王一事上居首功，从而提出了“泰誓”之“泰”意指“太公”之“太”的观点。该阐释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从另一个视角折射了宋代理学家的解经特色和风貌，以及姜太公的形象、地位与作用。     

先秦“周书”名实考

先秦时期,“周书”屡见称引,此名不能视为对某部著作的专称,不能将其等同于《尚书·周书》或《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七十一篇《周书》。从《左传》《国语》等所载春秋贵族引用,到战国诸子书引用,都可以说是指称一类文献,一般来说指的是周王朝官方训诰誓命等。但在墨子等引用者那里,周诗也被包括进来,因为诗、书皆脱离了贵族官学原有的礼乐情境,官学中学习方式、实践场合的差异不复存在,仅被作为记录前人事、言的文本学习、使用,而文本形式又不足以将两者严格地区分开来。战国晚期,见于《逸周书》中一些篇章的语句较多地被在“周书”名义下称引,应可说明这些文献在受到关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段到前三世纪中段的这一期间,相当部分在此之前尚未流传于世的一些王室档案文书,因为周的分裂、动乱和最终破灭,流出并得到邻近地区士人的首先关注,在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被整理编次,很可能就是《汉志》著录七十一篇《周书》的原型。     

论《尚书》诰体的生成机制及其文化意蕴

“诰”体是由祭祀仪式中的祈告这一言说行为而生成。这种由神祗之告发展而出的生人之诰,发生在册封、赏赐、任命、朝觐和会同等礼仪之中。“王若曰”是《尚书》诸诰的一个显著性文体特征,它是神道设教的标志性提示语,《尚书》中的周初诸诰都是周公神道设教的文本化生成物。“周诰殷盘”显示了殷周两代文化精神气质的同异。     

略谈孔子论“政”

孔子论“政”之辞,主要见于《论语》。关于《论语》一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何晏《论语集解序》引汉人刘向的话说:“《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尽管历来治《论语》者对《论语》     

应用写作分类管见

应用写作是高校秘书学专业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几年,秘书专业风起云涌,各校均把应用写作课放到重要位置,作为学生的基本功强化训练,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同时,应用写作的研究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是看看所出版的应用写作方面的著述,不禁令人忧虑,应用写作没有一个科学的界定,概念模糊,范围宽泛,给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带来很大不便。在讲究科学和系统的今天,应该进一步加强应用写作的研究,逐步探索其科学规律。我认为一个较好的办法就是从对应用写作分类入手,理清各文体之间的关系,随之解决应用写作分类方面的根本问题。 一、应用写作分类的考察 应用文体由来已久,它是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记录,实际上就是应用文。随着时代的前进,生产的发展,社会交往的频繁,应用文的品种愈来愈多。中国古代并不把应用文体叫“应用文”,而是根据应用情况确定应用文体的名称。《尚书》为我国第一部公文集子,它的文体已有典、谟、训、诰、誓、命等之分。稍后的《周礼》为战国史官所辑,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汇编而成。书中在记载掌理六祝辞命的“大祝”中说:“作六辞以通上下     

古韵“脂”部的分野

古韵的研究,自王念孙、江有诰得出二十二部之后的一百余年中,音韵学家们从未表示过异议。夏炘在《古音表集说》卷上写道:“……二十二部,窃意增之无可复增,减之亦不能复减。凡自别乎五先生之说者,皆异说也”。王国维认为:“古韵之学,自崑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而古韵二十二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故名物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周代金石文韵读序》)。看来古韵的研究,似已终极顶峰,不可以再前进     

论中庸

中庸一词为孔子所首创,《论语·雍也》篇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论语>集解》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见《十三经注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中即训正”。程颐解:“不偏之谓之,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集注》中概括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综上各家所注,对中庸概括三句话解释,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执两用     

武王伐纣战地名称探源

(一) 前言关于武王伐纣战地名称“牧野”,古今训解盖有三说:其一,牧野是地名。如《尚书·牧誓》孔传云:“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其二,牧野不是地名。①其依据《尔雅·释地》的“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断言“牧野”是指“商邑外的四周,自郊至牧而野,由近及远的一定范围内”。其三,牧野似地名又非地名。这是宋人夏僎《尚书详解》的观点。他先依《尔雅·释地》“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谓“牧野乃凡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中学文言文注释辨正二题

一、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诗经·硕鼠》) 句中“逝”字,北京大学《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同‘誓’(用近人张慎仪说,见其所著《诗经异文补释》,张据《公羊传》徐彦疏引此诗作‘誓’)表示坚决之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第一册教学参考书》“补充注释”云:“通‘誓’。”均强作假借字释之,值得商榷。按“逝”与“誓”禅母月韵,古字音同,本可能通假,但无明证。《说文通训定声》云:“逝,往也,假借为‘誓’。”杨树达《小学述林》卷一云:“盖《三家诗》有作‘誓’字者,此诗本表示决绝之辞,《三家》作‘誓’,用本字也;《毛诗》作‘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