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六义”说的历史还原性阐释:实用主义的创作论

《毛诗序》从创作论角度重新阐释了“风、雅、颂”,其“六义”说是实用主义的创作论,汉代多种思想文化因素给这种实用主义的创作论的提出提供了契机。《毛诗序》改“六诗”为“六义”以及“六义”排列顺序依旧错综的原因也正在此,关于“变风变雅”,《毛诗序》也是从创作规则改变的角度而言的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关于《诗经》的分类

一、《诗经》编集的音乐分类关于《诗经》的分类,曾先后出现过六诗、六义、四始、四诗等说法。“六诗”之说源自《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根据什么标准进行的分类,为什么要依此顺序排列,六诗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皆未明言。“六义”之说源自《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     

研栁漫话

《六逆论》只论“三逆” “六逆”之说载于《左传》,叫作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 柳宗元用《六逆论》来作题目,以常理论,就该把这“六逆”全部加以讨论;然而文中却说:“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一笔带过之后,就不再有只字片语论这三条,而只洋洋洒洒论那三条。因此可说,《六逆论》实际是《三逆     

文论札记三则

六义说与六诗说六义之名称始见于《诗经》,它的内容又涉及到文学。因此,关于这问题的论述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经学家的说法,一是文学家的说法。最不可信的则是宋代道学家的说法。先谈经学家的说法。这有两种:一是《周礼》的六诗说,一是《毛诗序》的六义说。《周     

赋比兴源流浅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创作方法是人们从一定的世界观出发对创作经验的总结。我国传统的“赋比兴”创作方法,是前人总结了《诗经》的创作经验,并经过历代许多作家的探索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赋比兴”的历史演变,深入地加以考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诗歌创作艺术的规律及其特征。最早提出“赋比兴”的是《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中也说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     

论郑振铎的《毛诗序》研究

郑振铎论述了《毛诗序》于《诗经》于文学的不良影响及其“美刺”的自相矛盾,考证了《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新的《诗经》编排分类说。     

试论古诗之流——赋

<正> 《周礼·太师》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亦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里所谓的“赋”,究为何意?历来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或以为指作诗方法,即铺采摛文,直言其事;或以为是用诗方式,即使于四方,歌诗显志;或以为乃赋体之原始,即六义附庸,蔚为大国,亦即班固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前两说,虽略不相类,但古今学者,多有附和,几无异词;而后一说,虽亦有赞同者,然持异议者却不乏其人。例如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诠赋》校注中说:“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今观荀屈之赋,比、兴实繁,即士(?)所作,有狐裘龙茸语,三句之中,兴居其一,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李伯敬和褚斌杰同志也都继承其说,并从几个不同方面作了发挥论证,否定第三种意见①。     

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经》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

由楚竹书孔子论诗来看,过去人们关于《诗经》的一些争议和疑议可以得到澄清。孔子只按风雅颂来讲授诗的思想内容,而未言及赋比兴,可见赋比兴并非诗之“异体”;关于雅命名之意义的说法中,《毛诗序》讲的合于编诗古义;竹书证明,司马迁关于孔子整理诗的说法是可信的,《毛诗序》与司马迁关于孔子编诗之义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太平经》自然观念发微

《太平经》以“元气”为核心,通过构成论层面上的“元气行道,以生万物”与修养论层面上的“抱元气于自然”两个维度来构建自然观念,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思想。《太平经》中的“自然”具有原则义与实体义两重含义,“自然”的实体义是对原始道家个体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也是道家哲学与汉代元气学说、儒家名教思想沟通融合的结果。同时,《太平经》在构建自然观念时,也出现了“自然”与“道”在逻辑关系上模糊不清的问题,这既是其思想内容杂糅的表现,亦是其思想本身所具有张力的体现。     

刘勰“辨体”的文体论意蕴及批评学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进行“囿别区分”的辨体讨论,针对“谬体”、“讹体”、“变体”、“失体”的蔽端提出“正体”的要求,从“六观”、“六义”、“四法”中把握“体性”、“体势”的内涵和实质,从而使其“辨体”说具有深远的文论及其批评学意义。     

风骨试探——《文心雕龙·风骨篇》札记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风骨”的诠释,歧义较多,莫衷一是,成了《文心雕龙》研究中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这里笔者尝试着作些粗浅的探论,以求正于方家.一、关于“风”什么是“风”?刘勰说:“诗总六义,     

“缘情说”索解——中国古代的文学内容特征论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的情感理论,早在《毛诗序》中已有论及,但是真正从文学特征角度论说的则是晋代陆机,他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缘情”说。后代文论家刘勰、钟钅荣、白居易、韩愈、欧阳修、李贽、袁枚等又相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诗文情感特征的观点。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学情感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重表现重抒情的民族特色是统一的。     

赋比兴本义说——兼论赋体的发展

前言 近代论者讨论“赋比兴”的文章发表了很多,其中有的就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而分别阐发各个时期论“赋比兴”的不同涵义,对于读者甚有启发,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楚地掌握“赋比兴”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了解到:“赋比兴”之所以成为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决不是偶然的。 但关于“赋比兴”的本义,一般论者往往局限于《毛传》、《郑笺》和《孔疏》对“诗有六义”的解释,从而把它和《周礼》“六诗”之说说成一致,于实际则不相符合。这个问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试论先秦“雅”的标准

关于《诗》的“六义”,历来一般同意孔颖达的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即风、雅、颂是《诗》的不同诗体,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今人对《诗》的“六义”的研究,偏重在“赋、比、兴”方面,     

北朝佛教的义学体系建构———« 大乘义章» 与« 菩萨藏众经要» 比较

西魏、北周《菩萨藏众经要》与东魏、北齐《大乘义章》皆是继承北魏地论学派的传承而有不同的展开。《菩萨藏众经要》代表着西魏、北周佛教融合南朝佛教“经抄”的最新成果,依“五门”——佛性门、众生门、修道门、诸谛门、融门等形成《一百二十法门》的框架。《大乘义章》是北朝佛教“义章”类的佛法纲要,其“五聚”的框架结构与“教理行果”“法宝五义”（教法、理法、助道法、涅槃法、化用法）完全相应,否定了有些学者强调《大乘义章》是借鉴《成实论》“四谛”的组织结构说法。最后,《菩萨藏众经要》是根据“法门”摘录相应的经论文字;而《大乘义章》则是引用经论而进行自己的阐释,根据“诸门分别”去剖析法义的内涵与同异。因此,后者在编撰意图与义学成就上,比前者更能体现北朝佛学的最高义学水平。     

Blazing New Trails in a Pioneering Spirit Laying Equal Stress on Academics and Creations：ZHOU Siyuan＇ s Study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Seventh Summary of Redology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周思源《红楼梦》研究的主要用力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作方法研究,二是人物研究,代表性著作诸如《红楼梦魅力探秘》、《红楼梦创作方法论》以及《探秘集——周思源论（红楼梦）》等。周思源创作方法研究源自于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难以充分解释《红楼梦》题旨和艺术特征的深度思考,他认为《红楼梦》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并创造了一种我们尚未认识的“主义”——象征现实主义,这一新说就为《红楼梦》艺术研究开拓了新境;周思源的人物论角度新、辨析缜密、新见迭出,与他的创作方法论相辅相成。总之,周思源的创作方法论和人物论均与长篇小说创作相联系,体现了他学术研究应为创作实践服务的学术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