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安石《材论》

灯下漫读,《王临川全集》卷六十四有—篇《材论》,很有些发人深思的地方。 人才得失,事关国家的盛衰安辱。这是王安石《材论》中十分突出的思想。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反映出这位“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在人才问题上卓越见解。他的这一思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取材》,《兴贤》、《委任》等篇中,也都一再得到阐发。王安石纵观历史,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     

王安石才论略谈

王安石不但是中国古代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蜚声卓然的文学家、经学家和文字学家。在人才问题上,王安石的见解也同样是至为精当的。 首先,王安石高度重视人才,认为人才是“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亡”。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时政疏》、《知人》、《材论》、《兴贤》等许多奏摺和文章中,他援引了上自尧舜、下至隋唐朝代更替的大量史实,雄辩地论证了人才得失和国家兴衰密切相关的道理,有力地批驳了恃权势傲贤、人才可用可弃等种种渺视、埋没人才的愚见和错举。他认为,不用贤能,不纳良策,也可侥幸偷安于一时,但决不能维持长久。     

论《论语》中的人才思想

《论语》是我国儒家的主要经典著作。本文拟从人才史的角度来考察《论语》,以期抛砖引玉。一、关于尊贤的思想我国古籍中提到的“贤”,一般是指有德有才、德才兼备的人,也有的地方是专指德行或才能的。《论语》中出现“贤”字有二十五次,如“贤人”、“贤者”、“贤才”、“贤友”、“贤哉”等,可以看出此书比较重视谈贤论贤。一是对古代的“圣贤”表示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管子》尚贤思想简论

<正> 尚贤者,推尚贤才也,亦即唯才是用。在春秋战国时期纵横捭阖的大合唱中,这是一个高亢的音符。《管子》一书是后人关于春秋时期齐国治国实践的总结或理论性探讨。本文拟就其中的尚贤思想作以简要论述。一、《管子》谓“贤”之标准既尚贤,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贤。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用贤的目的不同,其“贤”的标准也不同。《管子》出于致国以霸的目的,认为:“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义立之谓贤。”(《管子·宙合》。下引《管子》只注篇名)这个“义”,亦即《牧民》篇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中之“义”,是《管子》治国思想的四项政治纲领之一。关     

与郭店简《唐虞之道》学派归属相关的几个问题

现在学术界沿习的禅让说起于儒家或起于墨家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提法将中国古代存在的禅让制与某家的社会理想混为一谈。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皆主张尊贤,但墨家反对"亲亲有术"的提法,故《唐虞之道》一文显非墨家之言。《唐》文是提倡实行禅让制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周礼,并不主张传贤制,然战国诸儒取舍不同,故有倡言禅让者亦不足怪。从思想和语言特征上看,《唐》文显然亦非纵横家之言。     

论儒家伦理的亲亲原则及其现代扬弃

众所周知 ,儒家伦理博大精深 ,包含着多项原则。亲亲原则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这项原则不仅在古代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而且在今天中国人的观念中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尤其是家庭道德的建设。因此 ,对这一原则做一考察和分析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一“亲亲”这个概念频繁地出现在先秦儒家的多种典籍里 ,如《诗经》、《左传》、《公羊传》和《荀子》等。而对亲亲思想作了较充分阐述的 ,则是《礼记》和《孟子》。《礼记·中庸》说 :“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 ;义者宜也 ,尊贤为大。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 ,礼…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太公望与“天亡■”

<正> 传世宗周铜器《天亡(?)》为最早,清道光末年与《毛公鼎》同出土于陕西西岐山。刘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中,论定作器者“天亡”,因名曰《天亡(?)》,而吴式芬撰之《捃古录金文》则定为《大丰敦》。后来丁山先生、唐兰先生则称之为《朕簋》,定名之异,代表了各家的认识不同。郭沫若先生曾两次论述《大丰(?)》。在他1930年写作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曾将全文作为韵读如下:乙亥王有大丰△ 王凡三方△ 王祀于天室降△ 天亡尤王△ 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 事熹上帝文王监在上△ 丕显王作相△ 丕肆王作唐△ 丕克三衣王祀 (凡△处皆通韵)铭文至此成一小段。丰、降二字可作东冬隔句韵,亦可以与方、王、上、相、唐为阳东冬通韵。     

论中国诗歌的补亡精神——以《文选》补亡诗为例

束皙的《补亡诗》被列为《文选》诗众体之首,具有明补《诗经》之佚失、暗补填笙乐之歌辞两种意味。它既是西晋尚古、拟古等文学复古思潮的反映,又与当时因贵古而托古、补古的风气相关。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尚古重源的儒家文体流变观以及《文选》的选录标准等原因,使得萧统将束氏《补亡诗》置于《选》诗之首,这就为后世的诗坛树立了一个典范。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多有出现。这种补亡传统的发扬为小说、戏剧的发展作了铺垫。     

秦汉简所见女子“去夫亡”考

一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记录了一个女性“去夫亡”的案例: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阑亡,相夫妻,甲弗告请(情),居二岁,生子,乃告请(情),乙即弗弃……。整理小组认为,“去夫亡”即“离夫私逃”。女子甲以非法的方式私自逃离夫家,之后再与乙结合。从秦简记载看,当时这一类已婚女性逃亡甚至逃亡后再婚的情况或并不少见,如:女子甲为人妻,去亡……。(《法律答问》)甲取(娶)人亡妻以为妻,不智(知)亡,有子焉……(《法律答问》)“为人妻,去亡”亦即“去夫亡”,而“娶人亡妻以为妻”则是“去夫亡”之后再婚,同于“女子甲去夫亡……相夫妻”条。另据…     

试论孔子举贤任能的用人思想

<正> 用人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强弱兴衰的大问题。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靠人才。有了人才,政治就清明,国家就振兴;没有人才,政治就昏暗,国家就衰败。他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无),则其政息。”(《中庸》)但是,人才是难得的:“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治国之臣)十人’。”对此,孔子说道:“才难(人才不易得),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认为卫灵公无道,而没有亡困,是因为他任用了“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究问》)。人才的重要,于此可见。在春秋末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孔子针对世卿世禄制度,提出具有革新精神的举贤任能的用人思想,并根据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总结出一些重视人才、识别人才、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思想原则。     

关于我国古代民本主义的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先秦时期(特别是西周春秋时期)的的政治文化带有浓厚的民主色彩,与古代希腊、罗马无异,同样表现为一种民主政治。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所依据的大多是《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古籍有关民本主义思想的论述,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所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

陶渊明与慧远是东晋后期,同处庐山的两位著名历史人物,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慧远为“莲宗初祖”,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关于二人之思想关系,正史未见明载,仅有无名氏之《莲社高贤传》记有陶渊明不入“莲社”故事一则: (潜)常往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慧)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出。(《莲社高贤传·陶潜传》) 宋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亦云:“(陶)靖节与远公雅素,宁为方外交,而不愿齿社列,远公遂作诗博酒,郑重招致,竟不可     

宋太丘社考

《史记·六国年表》秦表于秦惠文王二年载“宋太丘社亡”。依《六国年表》通例,诸小国史事皆隋于灭掉此国的大国栏内,如郑附于韩、蔡附于楚然。在《六国年表》里,宋国史事皆附于齐,然而“宋太丘社亡”则载于秦。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九曾对这个记载提出疑问:“《表》附宋于齐则此是宋事,何以不书于齐表,而附于秦乎?”这个问题提得很有道理,但其中缘由梁氏并未作解。他在《史记志疑》“自序”中说“百三十篇中,愆违疏略,触处滋疑”,依其意,盖谓《六国年表》关于“宋太丘社亡”的记载乃是太史公的一个“愆违疏略”之处。其实在这里,《六国年表》所载并不误,只是史事隐晦、难于索解而已。研究宋太丘社的问题不仅可以说明商周以来部分商族迁徙的情况,而且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战国时期人们祭祀观念的变化。然而,要弄清楚此事,所牵涉的问题很多。今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做剖析,希望能对研究这个历史之谜有一些帮助。     

矫枉不应过正

长时期的革命实践教育了我们,矫枉不应过正,过正必不能矫枉。矫枉必须过正,在理论上并非正确,在实践上肯定有害,绝不应再把它作为我们今后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了。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在《汉书》、《后汉书》中屡有出现。原意是纠正错误超过了限度。对于这种做法,即从这两部史书所运用的情况来看,褒贬不一。比如,在《汉书》的《诸侯王表》中,讲到西汉初期,接受了秦代“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招致了“孤立之     

论“国亡史成”

“国亡史成”作为一种正史修撰制度,正式确立于唐宋之际;但是,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则由来已久。本文主旨在探讨这一观念的缘起,以及由观念而制度化的具体过程。1　　“国亡史成”作为一种明确的历史观念,较多地被提出大约是在宋元之际,蒙古灭金以后。著名儒臣刘秉忠向元朝当局建议修撰《金史》的一份奏折中写道:“国亡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1金朝遗民、著名学者王鹗,在金亡后仕于元朝,也曾上奏建议修撰辽、金二史,并奏言:“自古帝王得失兴废斑斑可考者,以有史在……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     

梁启超与袁崇焕研究

本世纪初最早以近代学术方法研究袁督师,从而在袁崇焕研究领域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问家梁启超.梁启超的家乡广东新会县是南宋朝廷抵抗元兵,作最后一战之地.他在孩提时代就从祖父的讲述中了解亡宋、亡明史事.其《三十自述》载:“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     

汉武帝暴而不亡论

秦皇汉武并称于史。《资治通鉴·汉纪》说,在“穷奢极欲,繁刑重敛,白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方面,秦始皇与汉武帝可谓相“差无几矣”。但秦二世而亡,汉却延续数世,对此,宋代司马光认为,“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司马光所谓汉武帝“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跟汉武帝一生着力于“更变     

论司马迁所见《尚书》中有《分殷之器物》

我读到魏源《书古微》,有《汤诰补亡》和《武成补亡》,认为魏氏在《尚书》研究上的确能推进一步,寻求西汉孔安国《尚书》的坠绪。遗憾的是可以作为补亡,尚属多有,何以魏氏竟然遗弃。如《汤征》、《女鸠女房》、《分殷之器物》,司马迁均已征引,遗文宛然具在,安得不补?爰本斯旨,探索《分殷之器物》。《周本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