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变迁主要体现为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职能转移、角色回归和非营利组织参与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助于更加明确公共服务进一步改革的方向。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正在发生从补缺式的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向定制式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转型。在此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建构出新型的合作关系。这一政社合作关系的研究丰富与加深了对于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变迁之理解。     

地方财政视角下的制度变迁路径分析——以当代中国城市户籍制度为例

在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通过利益扩散和利益剥离的双层路径推动制度变迁。财政收入刺激地方政府推行利益扩散式改革,这是针对新进入者的增量改革;财政支出的压力则推动地方政府推行利益剥离式改革,这是针对原住民的存量改革。利益扩散和利益剥离式改革在改革对象、实现方式、制度形态、功能变化和制度效益方面完全不同,却在同一历史时期共存于同一地方政府辖区内。利益扩散和利益剥离式改革是一种不同于存量与增量改革、诱致性与强制性变迁、渐进改革路径的新解释。     

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

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效率也比较低下,存在这些问题,其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不合理,政府供给中的行为缺失和农民自身提供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困境。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实行城乡一体化的供给体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实行供给主体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完善农民的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对改革农村产品供给的制度约束和法律监督。     

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调适研究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服务是其本质属性,但在现实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着政府利他性与利己性的矛盾属性。从政府政治人与经济人承担的角色属性来看,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具有历史合法性与正当性,当政府自身利益偏离公共利益的视野时,其权力膨胀与利益放大影响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会动摇其存在的合法性。从＂政府是必要的恶＂的理念出发,政府转型必须规制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相对实现,制定制度化的利益实现体系,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使政府权力与利益适度化,从而达到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     

从部门行政到公共行政的建构与部门利益的治理

转变政府职能,推进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型,必须直面和消除部门利益对构建责任型、服务型政府的阻碍.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操作实施主体是政府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必然要与部门利益产生剧烈冲突.消除部门利益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必须改革公务员分配体制、精简政府机构、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行行政权力的网上透明运行和加快培育社会中介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研究

一项制度的变迁必须满足制度创新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约束条件。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对降低会计制度变迁成本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分析表明：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从探索改革到局部变革,再到整体变迁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社会成本主要表现为摩擦成本、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从我国现实会计环境及会计制度变迁进程考虑,降低会计制度变迁社会成本的途径包括：选择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制度变迁模式：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应采取措施增强制度与环境的相融度;完善现行会计监管体制。     

突破农村小城镇发展的体制与制度瓶颈

中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受到体制与制度改革滞后及改革取向偏差的制约,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深化改革,突破体制与制度瓶颈:突破"路径依赖"约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起有利于人口流动和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人口管理制度;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重构小城镇发展的产权制度前提;政府要放弃对利益的追逐,建立起以市场配置为主的土地转让制度;引入市场机制,培育投资主体,建立起真正的多元化投资体制。     

体制转轨时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特殊性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 ,两种体制同时存在成为中国转型经济的最主要特征。体制转轨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 ,而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也有其特殊性。体制转轨时期及制度变迁的特殊性要求政府应承担两大特殊经济职能 :一是推动经济转型 ,进行制度创新 ;二是改革政府。     

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研究——基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视角

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视角阐述了现行征地制度中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认为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且我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并受到"公私"理念的桎梏,而界定公共利益和征地补偿标准存在着现实难题,这些都是征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的原因。对此,提出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就必须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土地市场中引入价格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补偿内容;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形成有效约束机制,建立法治政府等。     

反腐制度论

反腐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治的框架内实现的,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制度“三性”（制度合理性、制度合法性、制度现实性）的缺失,成为腐败滋生的根源.现今中国的反腐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制度安排,即从制度的“三性”方面推进制度变革：一是反腐制度路径设计必须以“民主”价值为导向,“人民监督”为前提,体现制度的合理性;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制度的合法性;三是科学定位政府角色,限制政府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保证制度的现实性.     

公共行政典则规范更新替代与政府行政制度创新--兼论中国政府新公共行政典范的确立

本文界定"政府行政改革"、"国家行政改革"等政府制度创新问题,阐述了重新确立典则规范对现阶段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的决定性意义,指出公共行政典则规范更新替代与公共行政目的、国家政治议程、政府职能、政府公共权力、政府能力等因素直接相关,而提供制度保障、依法行政、民主行政和有效性,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政府主要的新公共行政典则规范.     

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的制度保障

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正在进行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与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相比较,非政府公共组织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当前,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非政府公共组织要想充分发挥其优势并有大的发展,就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政治、法律以及自身建设等方面。     

政府转型中的自利性及其消解

随着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逐步转变，可以发现政府在具备公共性和阶级性特征之外还有自利性的特征。文章充分认识和理解政府转型中的自利性，对于政府转型这一特定时期内的自利性要正确地对待，以促进我国的政府转型，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流入地政府对流动人口（农民工）的管理服务能力的评价——以广州市番禺区及大岗镇为例

在全面剖析番禺区及大岗镇政府在出租屋流动人员服务管理方面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以屋管人"的管理服务模式,进一步构建了番禺区及大岗镇出租屋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指标体系,并对政府管理服务能力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政府管理服务流动人口的机构逐步增强,人员逐步增加,公共服务支出逐年增加;2007-2009年,番禺区及大岗镇流动人口人均公共服务支出在1 000～2 000元左右,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人均支出与人均GDP的比例在3%～5%左右,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人均支出只相当于其创造财力的1/7～1/4;政府管理服务经费主要来源于"两费一税"的返还。提出实行制度创新,加强对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管理服务将是政府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     

探索大学办学体制改革新模式

独立学院是国家为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与创新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办学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对于今后中国大学产权制度和体制改革有着积极的探索意义。     

“两型社会”建设中的政策俘获危害性及对策——以武汉城市圈建设为例

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开展的"两型社会"建设必须要考虑其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当下的社会转型,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步伐还没有完全一致,这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较大的进步,市场和社会力量得到较大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相对滞后,政府的权力集中仍较为严重,政府仍然掌控着社会中最多的资源。这种政经体制改革的时差,使得市场和社会对政府俘获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如何防止政府被俘获,偏离其应有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是我们在"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与政府失效

有效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已成为当今政府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也是导致政府失效的重要原因。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需要制度创新和体制保障。     

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实践特征、理论内涵与政策启示

建设湖北自贸试验区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系统性探索和战略实践,从动态演进论与制度变迁、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以及公共经济学的公共物品供需视角,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予以系统研究。研究发现,湖北自贸试验区围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领域改革、促进贸易转型升级、推动金融开放创新、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实践,逐步形成由浅入深、由线下向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由共性领域向特色领域逐步延伸、从前项到末端统筹安排、借鉴与创新并举以及集中推广与自主运用相结合的改革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认为,推动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其在破解地方深层次结构性发展矛盾和扩展增长赋能空间上的功能内涵,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加强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互衔接,通过完善监管体系设计、提升行政服务效率来转变政府监管职能和健全市场监管,构建由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的、与国际规范兼容协调的法制框架和政策体系,统筹为国家试制度、出经验的全局性战略目标与谋求为地区经济发展注活力、添动力的局部性现实需求之间的激励导向; 在具体实施路径层面,持续优化开放平台、营商环境和加强口岸智慧功能建设,着力培育和强化大城市、大枢纽、大口岸、大平台、大产业以及一流的营商环境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多维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实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践探索、经验成效审视验证、赋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长远建设规划目标的有机协调统一,助力湖北建设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