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清高密诗派对王士禛的评价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代表人物,选辑清初诗坛四大家诗辑成<偶论四名家诗>,以辨明诗道.宪乔认为,渔洋诗"清远为尚",神韵为宗,诗学王、韦,能得唐人诗意.肯定其"怨逸伤远"的才情韵致,"典远谐则"的自然本色.同时指出,渔洋诗追求清淡雅洁,有时情景志兴落不到实处.认为渔洋诗长于"明靓轻圆",与杜甫郁勃沉着的风格相反,所以其学韩学杜诸作,虽极为排宕以取古拙,终不能排奡.     

顾炎武《赋得秋柳》诗新解

顾炎武《赋得秋柳》一诗,学术界历来以唱和王渔洋《秋柳》四章为主导观点,也一向认为此诗主旨是寄意永历帝。本文对顾炎武同时在济南创作的四首诗作综合分析,认为此诗非唱和渔洋,是受徐夜秋柳诗的影响而作;该诗的主旨乃是凭吊崇祯十二年被清人俘虏的德王朱由枢,并进而表达亡国之悲。此诗的解读有助于对王渔洋《秋柳》四章的理解。     

王渔洋神韵说论评

乾隆年间,正当对王渔洋及其神韵说毁誉不一、争论纷纭的时候,诗人、学者翁方纲来山东任提学使,他对这场争论说了几句引入注意的话。他说:“至于严沧浪之论诗,上接王官遗意,先生(指王渔洋)盖亦偶借拈之,非直以此概千载诗家也”(《渔洋诗髓论》)。这里称渔洋的神韵说是对严沧浪、司空图论诗学说的“偶借拈之”固然不妥,但是他认为神     

王渔洋扬州文学活动评述

王渔洋（王士）是清代“神韵说”的倡导者,康熙年间,他主盟诗坛达５０年。本文评述他在扬州５年文学活动的成就和影响：康熙年间的两次“红桥修禊”,为扬州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其后的卢见曾、曾燠、伊秉绶等人的“红桥修禊”,乃至臧的“冶春后社”,都是王渔洋的余波遗响,扬州文化的振兴,王渔洋是第一功臣;王渔洋在扬州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写景诗的创作,是他标举“神韵”的早期的体现;王渔洋大量的创作实践,以清新平淡的风格取代了遗民诗凄清愁怨的格调,为他日后主盟诗坛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扬州这块沃土造就了一代诗才王渔洋,而王渔洋在扬州的活动,又为扬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越佚山左门庭,弃其家学"--兼论赵执信诗学的诗史意义

清代康熙年间王渔洋主盟诗坛,神韵诗风因皇权的支持席卷天下,独赵执信以《谈龙录》等展开论战,影响深远,这是清初"诗家一大公案"。赵以在野之士,抗衡名公巨卿,虽未根本动摇王渔洋的地位,但其诗论与创作奏出"变徵"的不协调之声,是清诗由初期转入中期的过渡性代表和衔接桥梁、中介,肇开乾隆时期袁枚及近代的龚自珍、黄遵宪等,为清诗嬗变的一翼和主要轨迹,具有诗史意义。     

“以学入诗”与“切实而化”——翁方纲对清诗出路的忧虑和探寻

翁方纲作为清代乾嘉诗坛领袖之一,很注重示人以作诗途径。他在细致梳理文学史之时,对清诗的出路表示忧虑,并以修正王渔洋诗学理念和接力其诗坛地位的气魄,为清诗找到了一条出路:内容上"以学入诗",切合清人学问背景和生活实际;方法上主张"切实而作",以结束"神韵"末流空虚之弊。     

“诗言志”的内传理解——廖平的《诗纬》新解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立法学,孔子《诗》学同样是立法学。当古老中国面临西方"异制"冲击之时,清末民初大儒廖平致力重拾儒家内学"旧法",尤其注重《诗纬》。晚清大儒应对西方"异制"挑战时的首选古学资源为儒家公羊学,但与康有为借助公羊学"托古改制"接应西方民主不同,廖平坚持公羊学的王政论本色。廖平认为,公羊学所倡导的"素王说""三统说""中外说""文质说",无不源于孔子《诗》学。要理解这一本源,必须依循《诗纬》的指引,因为,《诗经》师说,"精微义例,全在纬候"。针对以《诗》为古事、以序说《诗》的旧说,廖平"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推阐儒家内学的诗学要义,提出"《诗》者志也"为"空言俟后",为当今思考中国新政与全球化处境的关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秘学思路。     

渔洋诗得失管见

一、 清朝康熙年间的诗坛,王渔洋执其牛耳,主持风雅数十年,“词客名成多弟子,宫人口熟半诗篇”(《愚山先生集》卷四十一),海内士子无不诵习渔洋山人集,几乎家置一集。其标举“神韵”说诗笼罩前清诗苑。     

论王闿运的诗学体用观与其政学理想

王闿运为"诗坛旧头领",其诗论是一立足于传统"体用"思辨模式的自足体系。其论诗归"源"于"乐",限"体"为"兴",发"用"为"以养性,且达难言之情",不仅还诗于"艺",而又"道艺一贯"。故而,其诗论不仅注重诗之为体的形式审美特征,突破了传统"诗教"观的机械、简单和片面;而且又能会通其圣人之学、治世之道,融治情、修身、为学、应世于一体,进而"以艺进道",归于"乐教"之旨。其诗学是我国古典诗学融诗、学、人、道为一体的一个典范标本。     

以韩国李圭景《诗家点灯》所辑文献为中心的范成大研究

范成大诗歌作品历来以"新清妩媚、奔逸俊伟"著称。与此类传统观点不同,韩国诗人李圭景在《诗家点灯》中辑录了多篇石湖诗歌作品,认为石湖诗作的艺术风格倾向于"醇淡中有至味",是"宋诗中可模楷者"。以石湖单篇诗歌作品为案例,由诗歌文字的细微差异,比照研究了《诗家点灯》与《石湖集》所辑诗作的异同,并指出石湖诗歌作品的主要创作风格和人生理想是以"疏野"和"沉著"为核心的。石湖"疏野"、"沉著"的艺术风格和人生理想,亦是由其诗歌作品中意象层面归结而出的。     

沧浪不话王维论

严羽《沧浪诗话》论诗，重妙悟、倡兴趣、标举盛唐“气象”，极崇李杜，亦激赏孟浩然，独于王维很少涉及。拟从严氏理论与王维诗歌的离合入手，浅论《沧浪诗话》不论王维的原因：在根本上，严氏的用世之志与王维诗中佛理禅意具有隔阂；在风格上，严羽推崇雄壮之美，激赏李白的豪迈飘逸和杜甫的沉郁顿挫，而对王维诗“不落人间声色”处，则有意排斥；就人生体验看，严羽身处季柬，布衣一生，其个性气质、人生境遇与身处盛唐、“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王维迥异，而更接近于“不才明主弃”的孟浩然。     

论王维边塞诗的魅力构成

王维的边塞诗不仅形象地展示了西北边陲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还生动地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体现了劲健雄浑的盛唐气象,与其山水诗一起,代表了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通过细读文本、梳理文献、考察文化,对王维边塞诗创作的主客观因素、文化背景及其艺术个性等方面进行整体观照,以期揭示王维边塞诗所蕴涵的独特魅力之成因。     

王维诗歌与朝鲜申纬诗歌之比较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歌文学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东传到朝鲜后,在申纬身上产生了很大的接受效应。申纬诗与王维诗相较,王诗体现出清新淡远、精美雅致的诗风,申诗则体现出淳朴闲淡、高洁雅致的诗风;王诗具有静逸明秀的诗境,而申诗则具有灵慧秀雅的诗境。总之,申纬善于吸纳王维的诗歌成果,以一系列追踪王维创作轨迹的会心之作,成为古代朝鲜的"诗佛"。     

论刘商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中唐诗人兼画家刘商与王维的家世、身份、经历近似,且审美观念趋同,因而刘商在诗歌艺术上能主动学习王维,二人诗歌的意象、意境、句式与韵律有不少近似之处,均具诗有画境的特点;二人都善于用画家之锐眼“取象”,在诗中以散点透视法“经营位置”,将线条与色彩巧妙搭配,使诗作富有画面感。刘商继承王维的诗歌艺术,并有新的探索,他是王维诗歌接受史上一位重要的诗人。     

由“任真适性”到“身心相离”——从创作心态看陶渊明与王维田园诗之不同

陶渊明与王维同为田园诗人,但他们写作和对待田园诗的心态却有较大的区别。陶任真适性,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其诗歌风格表现为拙朴自然。而王维则是以赏爱的态度去观照田园,具有极强的文人化倾向,其风格相应表现为秀美雅致。     

论杜甫的入声韵脚诗

本文从音韵学的角度探讨杜甫入声韵脚诗的表情达意问题,发现他的入声韵脚诗往往表达压抑悲愤的情感,因为入声韵是一种急促短暂的语音。文章还与王维、李白的入声韵脚诗加以比较,以说明杜诗押韵的风格特点。     

王维女性诗的孤独情怀

王维用彩绘般的美丽语言描绘出一幅幅女性闺思、宫怨、爱情的画面,同情、怜悯封建时代妇女的不幸遭遇,绵绵情意、委婉蕴藉的语句隐喻着诗人内心深处的寂寞,王维借诗中的女性形象诉说孤独不安的情怀,安顿他那颗漂泊的心灵。     

浅谈王维的隐逸及山水田园诗

关于王维的隐逸及主要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学界众说纷纭,文章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考查,认为他的隐逸及山水田园诗的内涵是一致的,体现了诗人为官做人的人生哲理,他所形成的隐逸文化是长安文化的延伸,是盛唐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维摩诘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举要

自《维摩诘经》传入中国后,就有不少人从事翻译和注疏。王维、李商隐、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文人都有看过《维摩诘经》并且都留下了相关的诗篇。可见《维摩诘经》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之广。在《维摩诘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影响中,其中它的言说智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维摩诘经》与中国思想的关系非常复杂的,本文只拟从它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禅宗的宗风和两宋文人的禅诗等几个方面略谈它们之间的关系,借以窥见其影响。     

王维诗的禅意

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由于社会、家庭的影响和坎坷的人生经历,禅学对他世界观的影响甚深。作家的世界观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王维诗歌中处处表现出了作家的“空观”宇宙万物的人生态度和获得“物我两忘”境界的喜悦。禅宗的影响,使王维诗歌形成了空、静、寂独特的艺术境界。王维诗歌和蕴含着禅意,还因为佛教思维与文学思维具有共同的特点:注重体验,注重意象创造。因此,作家可以将对禅理体悟的感受,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作品也就被赋予了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