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竹内鲁迅”的“回心之轴”与鲁迅的“确信”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追忆自己写作《狂人日记》等小说的心态时有"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一语,竹内好认为这里的"确信"关系到鲁迅的"回心之轴"。从鲁迅的传记与作品文本中考察"确信"透露的心灵世界图景,并以此作为阐释竹内好"回心之轴"概念的一个突破口,可以确证"回心之轴"描述的实为鲁迅与世界的紧张关系。     

“书局时代”鲁迅的出版活动

处身"书局时代"的鲁迅与出版界的相互关系纷繁复杂。鲁迅对出版界的初识和印象、鲁迅独立出版与图书审查、鲁迅的现代版权意识以及鲁迅作为多重身份的人,在出版业中兼顾情感认同与商业利益等,这些关系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反映了鲁迅的"韧性"战斗思想和时代精神。     

“启蒙”的“民间”力量——论鲁迅、周作人的“鬼文化”文学书写

透过鲁迅和周作人对"鬼文化"的不同文化心态和文学写作,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重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人与"鬼"纠葛的复杂形态.可以发现,鲁迅始终坚持着民间信仰的"启蒙"价值,而周作人则在"启蒙"之余退守着"自己的园地",孜孜于"生活之艺术"的理想追求.     

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民元记忆”与鲁迅小说中的革命党形象

在鲁迅精神史上,民国理想和"民元记忆"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精神事件,也是鲁迅创作深层意识中难以抹除的历史烙印。鲁迅先后创作的《药》、《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三部与民元革命相关的小说中,分别塑造了的夏瑜、N先生、假洋鬼子三个面貌各异革命党形象。这三个革命党形象出现在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民国革命不同时期的革命观念和精神状况,成为鲁迅探讨民国理想失落和民国来源失传的形象表述。     

论鲁迅的“政治学”

鲁迅"政治学"指鲁迅的政治思想(显性鲁迅)和鲁迅著作、行迹中体现出的政治学趋向(隐性鲁迅)的综合体。尽管鲁迅一直被认为是"政治性作家",但他却与实际政治经常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他是一位始终的"革命者",却又总是估量着牺牲的价值。这与个人勇气无关,却与他独特的革命观和历史观相关。因而,尽管鲁迅的政治思想也可纳入"学科"进行分析和研究,譬如将他归纳为一位民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开放、内省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无法抵达鲁迅政治意识的根底。存在于这个根底处的,是一种独特的感觉结构:业已觉醒为"人",却无时无刻不将自身感觉为"奴隶",形成一种独特的"奴隶人"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只针对外在社会政治制度,更针对由主客体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的"主奴结构",并只有通过作为个体"失败"的存在论经验(相对于"正常"年代的"成功")或作为群体"失败"的历史经验(相对于"革命"时代的"胜利"),才能获得。这正是鲁迅常常让人感到晦涩或费解之处,但却奠定了鲁迅"政治学"的基础。他因之而发展出"非政治"的政治性,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的对象或"得民"的材料的政治意识,以及"从下面看"的视野,并生成"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自觉。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郭沫若对悲剧理论的贡献

鲁迅和郭沫若的悲剧观有很大的不同,创作风格也迥然有别.鲁迅的小说主要写"下层社会的不幸",郭沫若写的多是"历史转换期"的大悲剧;郭沫若的悲剧人物比较单一,鲁迅的悲剧人物则具有多样性.但是,鲁迅和郭沫若的悲剧理论与实践,在差异和互补中共同为中国现代悲剧理论奠定了基础.     

论鲁迅《野草》的解构主义倾向

鲁迅《野草》的许多篇章都或隐或显地具有解构主义倾向。这一倾向不仅表现在文本的写作策略、艺术风格等方面,也渗透在作者为文的思维方式之中。这与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等原因不无关系。其解构倾向是中国的、现代的、散文诗的,难以摆脱解构与建构的冲突。     

现代转化中的鲁迅

本文主要探讨鲁迅在 19世纪和 2 0世纪叠交中对中国道路的思考 :“现代化”是其必由之路。鲁迅运用拿来主义的精神 ,高瞻远瞩 ,为我借鉴 ,在其文学作品中 ,以生动而富有深刻思想内涵的艺术形象揭出国人的病苦 ,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启蒙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     

北京：鲁迅笔下的关键词

鲁迅以严峻的眼光审视自己寓居15年的北京,并在其作品中浮现出"灰色"北京的心照形象。     

论鲁迅的"消极"

鲁迅为了表示对于前驱者的热情和对于主将们的响应,可以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和处理自己原本消极的观念,但消极的观念仍然无法真正被取代,因为这种观念深彻到鲁迅对于历史的透析,贯穿于他对现实的理解.文章以<呐喊>为例,对鲁迅"消极"观念的基础和内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消极"的深刻含义.     

"鲁镇"里的"人"--重释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研究至今拘囿在社会学层面上,其流行观点为“鲁镇”就是乡村,悲剧主人公就是“农民”。实际上,不论是从城市地理学还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看,“鲁镇”都带有中国传统市镇浓厚的特征。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定璜就曾说,“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哪里都遇的到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1]李欧梵在研究鲁迅小说时指出:“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他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2]鲁迅小说尤其是他的乡土小说实际上是一个个以“…     

为民找魂--论鲁迅的早年精神求索

从三个方面求证鲁迅的早年精神求索--寻找民魂的历程.在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中,查证"民魂"丢失的根本所在;认证"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立人"、"立国"的启蒙思想,为此,必须恢复"民之信",使民众发其"内曜";在"摩罗诗人"与民众的关系中,确定恢复"民魂"的前提条件.这样,将鲁迅早期的理论主张就定格在"民众"立场上.     

鲁迅笔下"不争"者的层次分析

本文对鲁迅作品中的"不争"者的层次、阶级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鲁迅一贯的思想斗争史表明,他的"不争"并不仅仅是不加以抗争的意思,更包含着"不挣"和"不争气"的内容.     

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

鲁迅早期曾在日本思索中国文学问题,日本文学作为一种氛围、一种场地背景引起过他的关注.在其文学生涯中,厨川白村、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和有岛武郎等人的观念曾激起他的共鸣,支持了他对于文学同现实、历史、未来以及创作主体等关系的思考.然而,他与日本文学之间不是简单的"被影响"关系,而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潜对话.日本文学在鲁迅那里作为一种知识已失去了原有的语法地位,转化成了新的言语单位,参与鲁迅的话语活动,承载着新的结构性使命,佐证、强化或推动了鲁迅的某种认识.     

鲁迅改革国民性的思想及其失败

鲁迅毕生都在寻求着、践履着救国救民的道路,"锲而不舍"地想利用文艺的力量改革国民性,由"立人"而建"人国".他作为自觉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战斗一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他的悲剧性则表现为这个要求不仅在他生前而且在整个20世纪屡遭挫败,而在他生前身后对他的不实的毁誉也就是这种悲剧性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