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载体、文本形态与文学观念的嬗变

新的媒介载体的出现会导致文学文本形态的变化,而文本形态的演变又必然带来文学观念的转变,引发有关文学本质的争论。文学发展史上,文学文本由口语文本——文字文本——多媒体文本——可视文本的转变很好地验证了上述观点。文学演变的这一规律对于研究当前文艺热点问题很有启发价值,目前电子新媒介技术导致文本形态多样发展,由此引发的文学泛化、文学终结等问题值得重新思考。     

文学的本质与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质疑

作为两个异质的、相互抵触的领域,审美和意识形态的组合、叠加并不能熔铸和衍生出一种客观的实存事物或精神现象统一在艺术的本性中;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名无实、面目可疑的虚假概念。作为一种学科理论的知识建构,审美意识形态论为追求价值的中立性,抽离和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评性锋芒;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话语建构,审美意识形态论未能跳出意识形态中心论的窠臼,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痼疾,一元独尊,背离了拒绝专断、尊重差异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因此,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规范性的理论建构"是不科学的,将其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更是一种理论偏见。     

文学交流的构成与文本意义的揭示

文学活动是作者 -文本 -读者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在这一交流活动中 ,文学批评所重点关注的是文本意义的存在与实现问题。文学交流可以用一种交流构成图式来解释 ,它是由作者、读者、语境、文本、联系、代码六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文学交流的动态过程中 ,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居于首要地位而为批评所重点关注 ,从而形成不同的批评流派 ,当某一派别的批评将文学意义的实现与文学交流六因素中的某一方面联系起来时 ,此种批评对文学交流整体的特殊作用也就得以显现     

论AI文学文本的符号形态与具身性阐释伦理

AI文学文本的阐释活动是复杂多元的,无法直接用有无“意义”的排他性方式来衡量。大体说来,AI文学文本具有“无意义文本”“准意义文本”“意义文本”等符号形态,对此所进行的阐释活动要分别论述。在不同的阐释活动中,文本“作者”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断变化,作者与文本、文本生发语境、阐释者、阐释活动语境等要素之间存在多种可能,如整体合一、自相矛盾、对立割裂,等等。以此表明,“作者”或“拟设作者”在阐释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并构成了阐释的重要内容。AI文学文本的生产与阐释均应遵循相应的具身性伦理规则,对其阐释的重点是甄别文本好坏的价值判断,而非有无“意义”的事实判断;具身性伦理呼唤并要求“作者”始终在场。     

文学逾越与文化形态模式

文学中的文化批评出现是全球化的文化类型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 ,文化研究中相当重要的是以文化形态模式来研究文学 ,这是当代世界文学中一种有普遍性的现象。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互为逾越、互相交流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主流 ,而不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谓的“文化冲突”与对立。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是阻碍文化逾越的障碍 ,这种观念影响了部分中国学者 ,形成对于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自卑 ,盲目附合所谓“原始思维”的谬论 ,或是相反 ,形成本土主义的自我中心 ,都是不可取的 ,以新辩证观念来研究世界文学间的文化关系 ,是当代中国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近代文学生产密切相关.两代作家经历了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家庭经济状况与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理想促成了这种选择.幕僚与传统教育职业对于桐城派文风的转变和现代文学心理建构的积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式教育和职业作家虽然给晚期桐城派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平台,但也给桐城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一部颇具个性和特色的文学批评书——读《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上层建筑的发展与经济往往是不同步的.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学也一样,常常与某个时代、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文学评论家李建平、黄伟林等著的<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正是如此揭示了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省份之一的广西,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相对沉寂的20世纪90年代,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桂军崛起的事实.     

文学文本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生产——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解读

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核心范畴,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研究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建立了以意识形态生产为核心的“文本科学”和“审美意识形态”范畴,恢复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其重大理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从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生产原理本质与意义出发,阐释伊格尔顿建构了从文本的相对自治性到阅读和价值判断的连贯的逻辑,详细分析了文学文本的存在方式和结构,意识形态生产决定了文本的相对自治性,从而揭示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反映说和再现说。     

大众化与民间：文学意义的一种分析

在20世纪30年代“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许多现代知识分子,把民间文化形态与政治性、革命性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不仅强调民间社会所存在的社会革命力量,而且意识到了“民间形式”对文学创作的意义。由于这种政治化的民间观,重视“民间形式”与革命宣传的关系,忽视了民间作为文学精神资源的丰富性,带来了一些文学作品的概念化倾向,然而那些真正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却往往与民间文化形态有着深层的精神、情感联系。     

从“文之学”到“纯文学”——晚清学人的“文学”著述及其学术取向

汉语语境中文学概念的最终确立曾历经过一个甚为复杂的过程。本篇主要从晚清时代中国学人有关文学的论述中,选取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和梁启超等人的著述作为个案,具体分析文学概念最初在内涵和外延诸方面的差异。从晚清学人对于汉语文学品质的知识性塑造中,或可见出后世文论研究之诸多学理依据的基本来源。     

区域性格与区域发展——区域性格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区域性格对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商业、经济、科教、社会等各个方面。从晋商、徽商、浙商等案例中可知,敢拼务实的创业性格、诚信立业的责任感和对亲缘观的重视等优秀的商业区域性格,为区域的商业繁荣创造了条件。区域性格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树立行为规范并最终形成一种经济发展的环境氛围。而在＂兴师重教,重视知识＂的区域性格孕育下,区域中出现科教人才集聚的局面,进而促进区域的科教进步。同时,区域性格对社会和谐具有促进作用。     

当前文学面临的危机不容忽视——兼答管怀国的质疑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当代文化的图像化转向以及向大众消费娱乐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学的转型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机”,同时也正遭遇着某些不容忽视的“危机”。关注和讨论当前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与危机,目的在于促进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使其不至于在全球化的潮流中随波逐流迷不知返,也不至于在“图像化转向”的潮流中被吞噬掉。     

试论文学言语意义的多层面解读

文学语言以其大量的潜台词、特殊的体验、幽远的情趣,拥有着丰富的内涵,多层面、多角度地解读其内涵和意义,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捕捉文本间的信息。从文学言语的语言意义、言语意义、表象意义、个性涵义等层面可获得敏锐的艺术语感。     

论中国现代西部文学独特的文明形态

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版图上,东部和西部的巨大落差,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东西的界线如何划分?影响中国西部文化的文明形态包含哪些特殊的内涵?它怎样影响民族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西部文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论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三种不同表现形态

民族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总会面临一个民族书写的问题.文章从沈从文、老舍和田耳的创作实际出发,提取出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三种基本表现形态,即彰显、潜隐与淡化.     

迷离与新向度——1990年代文学的精神脉象

1990年代由文学精神溃败所引发的文化学术界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以文化误读的方式无意道出了中国文学精神贫困的事实.所谓1990年代文学精神危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精神的复位与回归,虽然有精神塌陷的现象呈现,但是人们依然能够从中看到文学精神在另一个向度内的积极生长.不过,1990年代文学在后现代精神向度内的过度生长,导致其初始因消解传统和现代价值而建构起来的精神成果,无穷地被无边界的后现代解构洪流所吞噬.     

从现代到后现代——文学意义与解释关系的演变

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过程中,西方文学领域内寻求文学意义的解释经历了3次重大的转向,可以约略概括为作者意图说、作品中心说和文本阅读说.从作品到文本的概念转换过程中,对意义的理解也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元的解释,同一文本在同时可以容纳多个不相同的意义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