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场域：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基于华北丰村的经验观察

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和支配机制密切相关。回溯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进路,制度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化等视角下的诠释路径业已繁复,而在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上的核心分野依旧未能完整揭示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作为一个调和性分析框架,乡村治理场域概念提供了足够的背景性知识(制度逻辑和文化规范)用以框定既有争论的界限、环境和形式,搭建理论对话的桥梁。通过对华北平原丰村的经验观察,选取了某一村治阶段四个独立而又前后相继的事件,从场域脱耦和场域叠合两种场域互动形式出发,分别审视发生在乡村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事件的矛盾生成和化解的机制过程,标明场域互动的形式特征。在此基础上,指明治理场域概念的开放结构可以有效调和理论之间的张力,为理解不同类型的乡村治理形态带来一个可资比较的结构性思路。     

大学治理场域中的资本、惯习与关系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内容,关系是场域理论的基本假设.大学治理涉及到众多的相关利益主体,充斥着多元利益关系.这为将场域理论引入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基于布迪厄的分析框架,大学治理场城涉及到的资本类型可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奉、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它们基于各自的行为逻辑,即知识、金钱、权力与影响力的惯习,构成多元化的关系网络,围绕着自治、控制、效率、公平、理念、效益等关系形成既相互作用又相互斗争的竞技场域.而大学治理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协调关系与利益的“张力结构”与“均衡机制”,用以雏持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整体的动态平衡.     

社会治理的多中心场域构建——基于共和主义的一项理论解释

在自反性现代性理论观照下,不难发现受制于"核心-边缘"结构约束的治理场域在规范性和功能性两个层次上都存在公共性再生产的困惑,需要通过社会治理革命构建多中心的治理场域.社会治理场域多中心的转向,不仅是对政治上极权主义的消解,也是作为公共行政重构的自我理解和认同的途径.但对多中心治理场域正当性的解释,由于自由主义的国家构建理论存在着阐释的局限,因而需要在共和主义理论资源中重新讨论,多中心治理场域的结构转换和角色认同的公共哲学基础在于共和主义多元共治的精神,而传统共和主义当代复兴的空间在于社会治理的良善而不是民族国家框架中的统治政体构造.     

风险社会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及其调适

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尤其是明确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目标和特点,是提高其风险治理能力的关键.当前研究大多为政府角色的应然研究,相对忽视地方政府的"特殊利益",公益性与自利性角色在不断地交织博弈.以X市某镇政府安置房产权纠纷事件为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在风险治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特点及其冲突变化,发现其具有"合作监管""合谋放任""回避控制""协商治理"4种角色形式,且存在于地方政府风险治理的不同阶段.因此,需合理定位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及要求,并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制度性规制和调适.     

少难成家、老无所依？性别失衡下的男性婚姻挤压与家庭发展风险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长达近40年,男性人口过剩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已带来系列严重后果,婚姻成本不断攀升、高价彩礼难以遏制、农村家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基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合作的“中国女性缺失背景下男性家庭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和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于2018年在全国11个省份收集的农业户籍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分析框架与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分析框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界定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的主要场域,为婚姻场域、健康场域与养老场域;识别出各场域典型风险,为成婚风险、性健康风险与自身养老风险;构建出以国家治理模式为核心,以社会发展制度与家庭发展政策为支撑,以弱势群体家庭发展促进工作平台为突破点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治理模式;定义了农村男性婚姻成本概念,包含婚房、彩礼、媒人中介费、婚礼四要素,识别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四种类型,为偏重彩礼型、偏重婚房型、彩礼-婚房并重型与混合型;揭示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变迁特征、结构性差异与关键影响因素;在对各级政府现行农村地区彩礼治理政策进行回溯分析与效果评价的基...     

群体性事件中的角色与互动:一个微观的视角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建构和评估过程可以被视为一场竞赛,参与者在其中扮演着各种角色,提供彼此竞争的观点。从微观的角度看,这些互动、冲突与协调都是社会的进程,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并被角色行为所塑造。风险在角色的互动过程中被重新定义,风险场域中的利益关系得以确认。     

社会信任重塑与环境生态风险治理研究 以核能发展引发的利益相关群众参与为例

以风险治理作为研究框架,从总结和收集关于风险的知识与决策如何减轻、控制和管理风险这两方面入手,讨论重塑社会信任的有效途径。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及工业产品所带来的环境生态风险的特殊性引发群众担忧,以及对于项目开发者和地方政府的"不信任"。通过对核能发展过程中的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中利益相关群众所指出的"不信任"对象和"不信任"所传达的信息进行分析,提出重视群众的"不信任"情绪;对于真实客观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建立积极有效地多角色参与平台作为重塑信任的途径。     

论刑事证据场域及其构造

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为研究刑事证据提供了新视角和理论工具。对刑事证据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从关系的角度即群体的内在结构和内在关系来思考个体的特性,由此形成了刑事证据场域。"刑事证据场域"是由刑事证据及证明活动所引发的社会利益关系网络"场"以及刑事证明的环节、程序和规则所限定的"域",再加上相关主体的"惯习"这一主观的性情倾向系统构成,包括场域的主体、时间、空间、资本、程序和惯习六要素。     

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社会角色认知与变迁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经历了多次转型,知识分子自身对其角色的认知也发生了数次变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必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社会变迁、国家建构、知识生产为主线的分析框架下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社会角色认知的变迁,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真理探究者的身份日益增强,知识生产者数量逐渐增多,而知识生产观察者的数量不断减少,年轻学者知识生产者的角色认同度较高,以学术为志业的研究场域逐渐形成;技术专家与价值倡导者角色在时间维度呈现增长势头,但年轻学者对此角色的认同度不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同类型政治学者共同关切的理论命题。作为社会的重要群体,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身份认同是社会变迁逻辑、国家建构逻辑、知识生产逻辑合力作用的结果。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研究

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拥有公共利益代表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双重角色定位属性的检察机关,在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结合五年以来的司法实践经验,积极稳妥开拓公益诉讼“等外”空间。检察机关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应注重回答“新题难题”,逐渐将公益诉讼范围拓展至专业性技术性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关乎国家持续性发展核心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但社会组织力量缺位、监管易于“失序”、政府“失灵”风险较高的关键场域,从深层次、宏观角度做好新时代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向人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公益诉讼检察产品。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伦理的风险防控

基于研究主导权与研究能力的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面临着各种研究伦理风险。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实证研究风险与结果呈现风险两个方面，忽视了作为"总开关"的研究问题风险与极具科学性的研究设计风险。文章应用文献荟萃分析法，基于过程视角将研究伦理风险细分为研究问题风险、研究设计风险、实证研究风险和结果公开风险，根据意识与行为、局部与整体的内在关联将其归因于研究者缺乏风险防控意识，受到学术利益驱使，缺乏风险防控技巧以及缺乏总体防控观念，进而提出一系列风险防控对策。     

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实施风险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以雅百特为例

业绩承诺制度广泛应用于我国并购重组实践。基于业绩承诺实施流程不同阶段呈现的特征,构建业绩承诺实施风险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分析框架,并以雅百特为例,考察了业绩承诺潜在风险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影响的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签约阶段呈现“高承诺与高估值并存”的特征,估值体系紊乱和事前监管失效可能导致中小股东利益难以受到切实保护;履约期间呈现“低兑现”和“精准达标”的特征,存在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财务造假或质押限售股规避补偿风险的现象,加之相关法律条款缺位以及失诺成本极低,会使中小股东利益受到损害。研究结论对于探索业绩承诺的潜在风险及其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影响机理,优化业绩承诺多元目标契约设计,建立并购重组估值调整机制,强化信息披露和中介机构监管,完善业绩承诺相关法规具有政策启示。     

拆迁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来自广州的实证研究

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广州市江高镇东风新街拆迁项目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运用问卷调查、入户访问等方法,通过对项目拆迁所涉及人群的调查,描述出项目潜在的社会风险以及利益相关人群的真实诉求,并应用SPSS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对建设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同时提出具有可实施性的风险防范建议。     

循环经济模式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兼顾环境和资源等社会效益，即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环境效益和资源效益的同时也承担了社会责任。本文从会计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提出了循环经济和社会责任会计的相关概念，在分析国外对两者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模式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迫切性，最后勾画出了其理论框架，包括：循环经济模式下的社会责任会计的对象、原则、计量模式以及披露方式等。     

农田生态补偿利益相关群体分析

农田生态补偿作为政府再分配的一个环节,是政府为协调各经济主体利益平衡的主要手段,其相关利益群体的准确界定和关系分析是农田生态补偿工作推进的基础和前提。在广泛查阅和梳理国内外农田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农田生态补偿的研究框架,从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农田生态补偿方式偏好与模式选择——区域农田生态补偿转移等四个农田生态补偿工作的环节出发,分别对参与研究框架的各环节相关利益群体概念进行界定和相互关系展开分析。研究明确了农田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群体关系,可为政府协调农田生态补偿各方利益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政治利益研究引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亟待引起学术界重视的政治利益.我们从利益和政治概念的本质内容中梳理出政治利益的明确内涵及其内在结构.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建立了一个政治利益的研究框架,并从政治利益的视角考察政治的过程与结果.     

社会转型期如何让法律援助服务于社会管理创新

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改革创新的关键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也面临着诸多风险,急需借助法律援助制度创新社会管理.法律援助制度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能起重要作用.基于此,要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就必须创新理念,坚持法律援助“服务至上”和“群众利益至上”,完善“两个体系”建设,积极推进“五化”、“四机制”建设.     

结构和结构主义理论——阿尔杜塞与列维-施特劳斯理论结构的比较分析

在结构主义者那里,“总问题”和“思想结构”是可以互换的两个概念。阿尔杜塞用“总问题”表示概念框架的理论结构,它决定所有问题的安排形式以及哪些东西被看做是与问题有关的。列维-施特劳斯的总问题框架或思想结构是一个特殊看世界的方式。两人在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相同的,在哲学本体论、理论及研究领域上明显不同。     

金融抑制、路径依赖与中国渐进改革中的制度性公共风险

在渐进改革的逻辑框架下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抑制措施保证国有企业获得大量社会资源。金融抑制不仅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效率损失 ,更重要的是通过转型期风险的转嫁机制而自我强化 ,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质。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度安排使制度性公共风险得以大量积累 ,并开始逐步向财政领域集中。防范和化解制度性公共风险的根本途径在于放松管制 ,建立起市场对公共风险的分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