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政治文化的自我构建

全球化给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新的政治文化的要求。在全球化语境下，要构建与当前国内国际环境相协调的政治文化，中国政府必须把握住政治文化领导权，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流地位；在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并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世界政治文化的和谐发展；保证充分的公民政治参与度，健全中国政治参与机制，培育公民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认同意识。     

另一领域的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政治学视角

本文以 1990年代以来浙江温州新兴的民间商会为个案 ,考察了我国现阶段的民间自治性组织与民主的关系。指出 ,温州的民间商会从产生、组织建设到日常运作 ,都体现出了现代民主的价值和精神 ,是温州民营企业家阶层自发进行的一场民主的实践。民间商会在企业、社会与政府之间构筑了一条行业和民营企业家 (企业主 )阶层利益聚合、表达的通道。根据对温州民间商会多年的观察和思考 ,作者从温州民间商会的行业组织模式、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三个方面 ,尝试回答了民主为什么能够在温州民间商会发展起来的问题。温州民间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基层民主实践 ,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新动向

公民参与是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社会的发展使公民政治参与呈现新动向,这是政治系统适应政治生态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主体得到拓展,新社会阶层成为重要的参与力量;参与工具更加优化,网络媒体的作用凸显;参与动机趋向世俗化,利益表达成为参与的首要动因;参与效果得到改善,参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明显。同时,不断发展的公民政治参与也会给政治系统带来压力,无序参与、"数字鸿沟"、"政府俘获"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关注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动向有助于政府在新的环境下不断更新理念、调适行为、应对挑战。     

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活动的影响

目前,大量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它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解决了发展过程中的部分经济、社会问题,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包括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统一,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助长了腐败行为,造成了环境污染,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加强监管,趋利避害.     

以微博为平台和载体的公民政治参与

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以微博为平台和载体的公民政治参与扩大了民众在表达利益诉求和意见、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等方面的政治参与,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一方面,微博政治参与拓展了国家和社会互动的空间,维护了社会稳定,有利于政府管理能力的提高,彰显着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另一方面,微博政治参与也有着自身的局限和消极因素,要求政府进一步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加强网络管理使之规范化,真正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促进力量。     

网络政治参与:“软肋”与“疗治”

网络政治参与是当下中国的"大事件",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如何将网络政治参与上升到更为高级的网络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当前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存在两大致命"软肋",即无序化释放和代表性质疑。"疗治"网络政治参与的"软肋",需要官民合作构建一种以理性化网络政治参与为本质内容的网络民主,政府要做网络民主的推动者,网民要认真对待自身的网络义务。     

论抗战时期的政治参与机构——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是为适应抗战需要而设立的政治参与机构,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机构,在中国政治参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国民参政会在战时国民政府政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权利来源、成员产生方式和法定职权都决定了其难以承担起引领中国政治从"威权"达至"宪政"的重任.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活动轨迹显示着中国政治参与的艰难发展.     

论电视新闻的变革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启示——以《新闻联播》为例

为挽救"收视率"危机,<新闻联播>在人才选拔、尊重规律与评估体系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同时,中国政府近年来也面临着"信任度"降低的困境,为此政府进行了多次政治改革.由于政府提升"信任度"与<新闻联播>提高"收视率"存在着目标的一致性,因此,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政府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与<新闻联播>的变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剖析,认为<新闻联播>在提高收视率的渐进过程中所采取的变革措施可以为中国政府提高"信任度"而进行的政治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的依据.     

当前中国的政治参与:再制度化视角

当前,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高涨,社会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正在持续进行中。借鉴用来考察后发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的"亨廷顿公式"中的制度化概念,结合中国的本土政治经验对其进行修正,提炼出"再制度化"的新观点,以其作为考察当前中国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关系的中介。可以看到,政治参与促进了"再制度化"过程,而"再制度化"则是中国政治稳定发展的保障与特征。     

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形式、意义和限度

私营企业主是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突出,并通过多种方式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肯定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强化对这一参与行为的规范和引导,要强调这一参与是有限度的。中国目前要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保证这一参与的健康发展,防止在私人资本与某些阶层之间形成社会中的强势联盟,损害其他阶级阶层的利益,危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维持稳定——基于政治系统论的视角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参与方式在我国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目前政治生态条件下公民自发表达的无效,以及渊源于匿名性和平等性的网络参与在规避可能遭遇的实然表达所带来的政治风险方面的优势。但是网络政治参与在推动新型政治输入的情况下,也带来了一些诸如极端自由、网络话语强权等可能冲击社会稳定的新问题。目前,网络方面的技术困境和网民分散化,以及政府自身的网络规范缺失、决策封闭性等,都成为政府应对这些新问题的障碍。所以,政府维稳应着重于完善网络参与规范、推动网民理性化和实现政务公开。     

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挑战和路径分析

引导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体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监督公共权力的关键要素、提升政治权威的有效途径、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并存、自主性与被动性并存、实质性与形式性并存、理性与非理性并存、微观参与多于宏观参与、执行参与多于决策参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需要着力健全参与制度、拓宽参与渠道、培育社会组织、提高公民素质、重塑政治文化。     

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耦合及其空间拓展

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是现代政治国家极力追求的理想状态。处于转型社会、风险社会和网络社会三大社会形态并存的当代中国,保持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合理均衡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并不具备必然联系,但是二者存在一定的耦合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增强,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政治参与机会的存在,政治信任能力的提升,民主发展程度的提高和法治理念的贯彻与落实。由此可以发现,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并保持政治稳定有着巨大空间,因此,应淡化政治稳定的工具性意义,重新审视政治稳定的本体价值;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机制,打通通往政治发展之路;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与政治文化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互联网一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网络政治随之获得了迅速发展。中国网络政治的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而且促进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从目前情况看,网络政治参与、网络结社、网络政务和网络政治社会化等形式都对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产生着深刻而显著的影响。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和现代公民文化转变,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更加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更加倾向于民主、公平与透明。     

政府信息控制与政治稳定

政府信息是重要的社会资源,政府必须对其掌握的大量的信息资源进行适度控制。对信息过度控制,将导致信息短缺,民众政治参与性较差,政治稳定脆弱。当代中国,对政府信息实行适度控制必须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实现政治稳定的必然选择。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来加强政治稳定,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美两国“政府创新”之比较——基于中国与美国“政府创新奖”的分析

"政府创新"的工具性意义大于其价值性意义。无论何种政治体制,都希望自己的政府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服务,因此,政府创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虽然由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两国的政府创新存在着诸多反差和区别,但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和趋势。第一,"政府创新"在中美两国都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第二,中美两国政府创新的重点都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类项目无论从申报还是从获奖的数量上,明显占多数。第三,所有获奖项目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第四,中美两国的政府创新都面临着动力不足的威胁。第五,中美两国的政府创新都面临着可持续性的压力。第六,民主治理在两国政府创新中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第七,不断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扩大公众参与,增强政治透明度和政治责任感,是中美政府创新的共同趋势。     

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分析

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引导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体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监督公共权力的关键要素、提升政治权威的有效途径、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培育公民意识的基本方式。     

中西老年保障的政治基础比较及其家庭文化根源探究

中国与西方的老年保障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差异。中国的政治具有久远的礼治政治传统,家长政治也是长期以来中国政治的重要属性。中国的老年人在礼制政治中居于特权的一级,并在家长政治中担任"统治者"的角色。西方的政治具有久远的法治政治传统,公民政治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政治的重要属性。西方的老年人在政治体制中并没有明显的特权地位。中西老年保障的政治基础差异,可以从中国的家庭人文化与西方的社会人文化的分野中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