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韦素园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如何对待青年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对青年的那种全面的、无私的关怀,那种循循善诱、热情鼓励、严格要求的态度,直到今天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和巨大的教益。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实践,同时也正是对于王张江姚反党“四人帮”摧残、腐蚀青年的罪行的一种强有力的批判。鲁迅一生十分重视对于青年文艺战士的培育。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在我倒是一向就注     

颂胡护蒋不靠谱

正来信尊敬的《中华魂》编辑部老师:我作为一个不断从贵刊获得教益的青年读者,心中有了不解的疑问,就希望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释疑解惑。最近,我在《随笔》2013年第5期上读到一篇题为《胡适与蒋介石》的文章(署名祝勇,见复印件),该文颂扬胡适一生是追求民主、人权的一生,说他不像鲁迅那样悲观,而是"执拗,天真,不管不顾,有孩子气,像民主与独裁,他非讲明白不可",把胡适描绘     

论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

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以四篇文言论文为主要成果,国民、精神和文艺三个方面叠合成为他的问题指向。以精神启蒙为理想目标,从科学进化论到文明形态论,最后落实在文艺的使命,这是他的思想探索过程和内容的三个组成部分,由此显现鲁迅青年时期思想的大致的体系。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对百年后的中国思想界仍有启示。     

鲁迅与长尾景和

一九三一年春,鲁迅先生在黄陆路(现名黄渡路)“花园庄”旅馆避难时,结识了日本友人长尾景和。他们相处虽短,但彼此之间建立了友谊。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一九三○年,长尾景和来上海游学,当时就住在“花园庄”。次年一月十七日,柔石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被捕,传闻将搜捕鲁迅。一月二十日,鲁迅全家就避居于“花园庄”,至二月二十八日返寓。在鲁迅避难期间,得到长尾景和的同情和关切。鲁迅向他说明:“我反对了蒋介石的政策,特别反对他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政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捕了。”①长尾景和深切地感到鲁迅的伟大,并向他表示敬意。他们的话题十分广泛,鲁迅从生活、医学、文艺,一直谈到列宁和高尔基的     

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鲁迅成长的启示

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剥削阶级家庭,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但他终于从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探讨这一变化的原因,从中吸取教益,对于我们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康濯书简：和读者谈创作、思想、生活

这是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康濯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写给我的11封信. 我和康濯同志通讯,向他请教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到1991年他不幸因病去世,前后达30多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是终生难忘的.十分遗憾的是他写给我的、更多谈论文艺思想、文艺创作问题的几十封信,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了.     

形象的比喻 精湛的思想——鲁迅论文艺的一大特色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在他洋洋大观的文艺论著中,处处闪耀着精湛深邃的思想光辉,又处处显示着明白晓畅的写作风格。读先生的文论,亲切自然,朴实平易,往往三言两语,便揭示文艺的真谛。尤其是许多比喻的妙用,更是生动传神,深入浅出。在他笔下,即使高深、复杂的理论,也能以贴切形象的比喻,极简明精警地道出,使人茅塞顿开,经久不忘。寓思想于形象,从比喻中见哲理,已成为鲁迅论文艺的一大特色。     

语文教学要实事求是地评价鲁迅作品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作品具有深广的思想意义与高超的艺术造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无价瑰宝,是鲁迅先生、他的战友和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因此,正确理解和继承这笔丰富宝贵的文学遗产,实事求是地评价鲁迅作品是十分重要的。 中学语文课本所选的鲁迅小说、散文和诗歌,数量不少,而且都是情文并茂、含意隽永的名篇佳作,我们本来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恰如其分地分析,使学生获得不少教益的。然而,由于“四人帮”     

为鲁迅先生佚简答客问

上海的《文艺评论》丛刊发表了鲁迅先生给曹靖华的书信后,有些读者或来信或来访,向我询问信中所说的关于未名社的情况。我很感谢他们的关怀,并告诉他们说:我正在写《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抱歉不能对他们一一解答。但我从北京一位朋友处得到鲁迅先生的一封新发现的佚简,似乎还可供一览。因为我觉得这封短信是一个重要文献,从它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待人以宽,处事公正种种美德,应该引起纪念先生的人们重视。这封信如下:     

论《摩罗诗力说》

本文试图从六个方面分析鲁迅的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一、题解与结构分析;二、鲁迅是怎样提出问题的;三、鲁迅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反抗挑战”的“新声”必定要在中国出现;四、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文艺功能和特征的认识;五、青年鲁迅对“魔罗”诗派的崇高评价以及他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六、关于尼采哲学对青年鲁迅的影响。     

茅盾前期文艺批评艺术谈

茅盾是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奠基者,在他浩如烟海的文学遗产中,文艺论著占了很大一部分。读这些卓见睿智的批评文章,能得到多方面的启示。文艺批评除了按艺术规律考查、研究文艺作品外,文艺批评本身也是应研究的方面之一。茅盾从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初的文艺批评,既体现了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批评家高瞻远瞩、洞幽烛微、敢破善立的战略胆识,又表现了一个文学大师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以“美文”进行批评的艺术特色。     

谈王瑶的鲁迅研究

王瑶(1914—1989)是著述宏富的新文学史家。他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投入了很大精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使他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成为鲁迅研究这一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王瑶即出版了《鲁迅与中国文学》一书。198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曾予重印,并加入了作者在三十年代写的《悼鲁迅先生》、《盖棺论定》两文,作为附录。《鲁迅与中国文学》全书共收录了5篇文章,其中以《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以下简称《影响》)、《鲁迅和中国新文学的成长》(以下     

《讲话》与鲁迅

在研究中国现代文艺运动、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如何形成的时候,我觉得需要注意思想史上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鲁迅的文艺观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从五四运动到三十年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而在这个运动中,鲁迅是代表,是主将,是旗手。鲁迅的文艺观,跟他的整个思想一样,曾经经历过由革     

沈从文现象

<正> 凤凰出了个沈从文!这事我知道得很早,但见到沈先生却很迟.在相当长的一段年月里,他曾使我暗中引以为荣或引以为辱.我父亲是个当兵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凤凰.不知他从哪里学来一套读书法,一次向我传授说,读书可先博览,终归应读专集.读谁的?他不说要读他平日圈圈点点的《曾文正公家书》和《孙子兵法》,却说可读鲁迅或沈从文的,并告诉我沈从文是住在东门外大街上那位沈瞎子伯伯的老弟.     

简论鲁迅的民间文艺观

简论鲁迅的民间文艺观陈正平鲁迅自小受到民间文艺的熏陶，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十分重视对民间文艺的学习和研究。他在对统治阶级文艺进行深刻解剖和批判的同时，热情地赞扬劳动人民创作的民间文艺；他较早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引进我国民间文艺学领域，从我国民间文艺...     

怎样理解“疑古玄同”

鲁迅诗稿《教授杂咏》的第一首是讽刺钱玄同的。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这首诗写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可以说这首诗的创作同鲁迅最后一次访问北京和到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有关系。鲁迅是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回到上海的。当他北返探亲并应邀在北京各大学作演讲时,钱玄同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当他一听到鲁迅要来学校讲演,为了反对鲁迅在青年中传播革命思想,他疯狂地叫嚣:“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但是,这既吓不住要求革命的北京青年,更吓不倒连特务的监视和     

论悲剧人物的多样性——与陈瘦竹同志商榷

陈瘦竹同志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悲剧问题的文章,读了深受教益。但是他把反面人物通通排除于悲剧人物之外的论点,我却不敢苟同。比如,他在《论郭沫若的历史剧》(《郭沫若研究专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辑)一文中,认为拙作《郭沫若的史剧创作》 (《文艺论丛》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署名:黎生)把《南冠草》中的王聚星和     

鲁迅论文艺与精神文明

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斯大林这句名言极其形象而精辟地道出了文艺对建树人的精神文明的重大意义。对于文艺这种特殊的社会功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有着极深刻的认识。他在不少文章、演讲及谈话中,对文艺在建树人的精神文明中的作用,文艺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等问题,都有着许多精到的见解。一对于文艺在建树人的精神文明中的重要性,鲁迅在青年时代就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他弃医从文的基本动因。大家熟知的,一次,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的课堂里,看到银幕上绑着一个据说是替俄国做     

试论鲁迅早期的思想和文艺观

鲁迅早期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思想,是在当时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风雨中形成的;是鲁迅的世界观,首先是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文艺上的具体反映。而从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需要出发,提倡“叫喊和反抗”的文艺,则是他早期革命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鲁迅一开始从事文艺运动,就有明确的革命目的。他既痛恶封迠士大夫将文艺视为消闲的工具,也反对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他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自觉地用     

臧克家先生书面发言

臧克家先生书面发言冯至同志，是著名诗人、翻译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他与我同庚，但成名比我早。我读初中时，就喜欢新诗，读了他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他的诗作，很有影响，受到鲁迅先生赞扬。当年我读他诗，但不知其人。直到１９４７年我在上海主编《文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