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偏好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效果受到规制工具种类选择和企业成本结构的影响。面对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考虑成本最小化,企业存在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开展何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权衡。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价格型规制与数量型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机制,进而采用嵌套Logit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选择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1)价格型规制工具更多地作用于污染末端治理,而数量型规制工具则倾向于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同时,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作用受到绿色技术进步程度的影响。(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选择具有异质性效应。价格型规制工具往往通过治污技术引进降低污染排放,而数量型规制与命令型规制则更有利于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3)价格型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命令型规制工具仅存在影响程度上的区域异质性,并没有影响偏向的异质性。各种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与规制工具异质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在污染治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     

环境规制下的投入产出效率及规制成本研究

现实的生产活动往往同时具有期望和非期望(主要是环境污染物)两种产出.将环境因素纳入到具体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利用环境生产技术建立一组效率评价模型和成本测算模型,并依据不同的效率导向从环境效率、经济效率、综合效率和两阶段效率等多个角度实证研究2001年～2005年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投入产出水平和不同环境规制下的成本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总体的环境效率和经济效率普遍偏低,差异也较大,经济效率与环境效率的变动并不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反映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效率与环境效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期望产出最优后仍有进一步削减非期望产出的可能,严格环境规制下的成本明显高于一般环境规制下的成本,且两者都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双环境规制对再制造决策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实施了环境规制谱以限制产品在制造、使用以及丢弃等阶段对各类环境的负面影响,这些规制涉及大气环境与陆地环境等.能源使用性产品不仅在制造阶段与使用阶段产生碳排放量,还在丢弃时污染陆地环境.此外,再制造策略通过回收-再制造使用期结束的新产品日益被制造商视为减轻环境影响的友好方式.基于此,文中研究环境规制谱(同时约束产品的丢弃数量与产品产生的碳排放量)如何影响制造商的再制造决策.结论 显示:(1)对于无环境规制、单环境规制(陆地或大气规制)与双环境规制(同时存在陆地与大气环境规制)情形,当新产品使用时间较短时,制造商的最优策略是选择再制造策略;当新产品使用时间较长时,不选择再制造策略更有利于制造商.(2)与不选择再制造策略相比,大气环境规制下的再制造策略有利于制造商获得更高利润的范围最小;陆地环境规制下再制造策略有利于制造商的范围最大;双环境规制下再制造策略有利于制造商的范围介于上述两类单环境规制之间.     

政府规制下的企业环境责任

政府进行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节约自然资源，改善环境状况。环境规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各国政府在社会性规制中不断加强的领域，我国的环境规制也逐渐得到了政府的重视，相关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环境规制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企业作为政府规制的主要客体，保护环境既是其应尽的义务，更是不容推卸的责任。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还比较淡薄，     

民间投资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既有文献较少关注民间投资在波特假说实现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本文采用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方向距离函数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以民间投资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研究了环境规制、民间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中国处于拐点左侧,只有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民间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环境规制与民间投资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加大民间投资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3)民间投资具有门槛效应,当民间投资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且不显著,只有当民间投资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才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边际效应随民间投资的增长而递增。本文结果表明,民间投资发展是推动“波特假说”实现的必要前提。     

环境规制与要素禀赋对污染排放区域转移影响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采用2005年—2012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环境规制水平和要素禀赋水平作为影响因素,来研究二者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省际确实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动态交互影响研究——基于PVAR模型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绿色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该研究选取中国30个省(市、区)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方法构建动态系统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探索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三者间的动态交互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三者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动关系。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则较为深远;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从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环境规制的作用,而绿色发展对环境规制具有强化作用;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均为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有效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5至2020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效应和空间溢出视角,探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其边际效应受到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模型进一步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现象,受规制地区环境政策强度提升可以通过地区间产业转移影响其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承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扩张,进而提高相邻地区的绿色创新产出。     

环境规制下的企业生产制度创新

在要求产品对环境产生友好作用的规制下,企业应进行生产制度创新,建立对环境起到切实保护作用的生产制度,监督在生产过程中有损于环境的行为,以获得长久潜在的环保利益。     

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环境规制的整合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冗余资源为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产生消极作用,但鲜有研究同时聚焦于二者。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双重影响机制,并从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规制两个层次,进一步论证了环境规制对于冗余资源和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来自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已吸收冗余资源对于两种绿色创新都具有消极影响,而未吸收冗余资源对于企业绿色协同式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绿色平衡式创新具有消极作用。(2)过于严苛的命令型环境规制会强化冗余资源与绿色创新的负相关关系;相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逆转未吸收冗余资源对于绿色平衡式创新的负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也会明显弱化已吸收冗余资源对于绿色协同式创新的负向影响,在高市场激励型规制下,虽然正向效应不明显,但是已经大大削弱了消极负面的影响。(4)两类环境规制在未吸收冗余资源和绿色协同式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中都具有强化的调节效应。     

碳减排、环境规制与高污染行业企业价值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促使企业低碳绿色发展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在企业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碳减排对企业价值有何影响、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果如何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高污染企业作为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者和低碳减排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不仅首当其冲受到环保部门的监管,而且其碳减排经验对于其他企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企业视角,基于2010年至2020年全球高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依据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传递理论、负外部性理论和环境合理性理论等,实证检验碳减排对高污染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巴黎协定》对签署国企业碳减排以及碳减排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影响,并运用多个工具变量和两阶段回归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融资约束和消费者美誉度角度,探讨碳减排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地区的市场特征和企业自身不同的环保意识,分析碳减排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碳减排与高污染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巴黎协定》的出台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碳减排水平,而且显著提高了碳减排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减排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降低企业...     

环境规制、投资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波特假说给出了环境规制改进经济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以各省份环境法律法规逐年累计值来表征环境立法,各省份排污费征收强度来表征环境执法,实证检验了两类环境规制(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强化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投资效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不过,企业规模、上市企业环保核查行业分类不同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其中,环境立法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大型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而环境执法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中小型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异质性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     

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30个省市(不包括西藏)工业企业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滞后1或2期的R&D投入强度以及专利授权数量有显著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二者分别增加0.12%和0.30%。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实。     

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对生态技术创新的概念、环境规制的界定和划分,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献进行综述,同时对现有文献简要评析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浅析跨国公司环境污染转移对我国的影响及规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给我们带来资金,技术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环境污染。跨国公司在环境方面都给我国造成了哪些影响,及如何规制已经成为当前急需我们解决的重要问题。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政府对规制政策严格程度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企业在早期进行的投资,因此,受规制的企业能够通过策略性的投资来影响政府的这种行为.为减少排污税的支出,企业因此而减少排放使其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相比较而言,受总量规制的企业希望降低规制政策的严格程度.以发电企业的排污为例,探讨了政府规制制度,如政府的排污税等政策实施方式(通过排污费方式或总量方式)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一个企业能够采取不投资的策略来降低减少排放的边际社会成本,同时也能够诱使政府减弱对企业的规制.     

演化博弈视角下地方环境规制部门执法策略研究

通过建立环境规制中地方规制部门与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博弈双方的决策演化规律,着重分析了地方规制部门环境执法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规制部门与排污企业的决策演化规律一共包含12种情形,对方策略既定条件下治污和执法策略的相对净支付决定了博弈主体策略选择。加大中央(上级)环保部门对地方规制部门的奖惩力度、提高环境规制标准,能够促使地方规制部门提高环境执法力度,而且加大奖惩力度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提高环境规制标准。对环境执法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干扰,其次是环境执法成本。污染削减技术创新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环境执法力度,实证结果表明其降低了环境执法力度。企业污染物产生量越大,地方规制部门越倾向提高环境执法力度。地方规制部门的环境执法特征是现有政治、经济和环保体制下多方互动的均衡结果。     

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提升作用在不断增强。对市场制度和环境制度的检验发现,当市场制度较差、政府监管较强、媒体监督较强时,绿色税制改革更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对影响机制的探索发现,绿色税制改革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机制,在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和企业绿色创新,且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短期方式相比,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种长期方式的机制效应更显著。     

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规制

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从基本原则的确立到具体制度的设置，对企业承担责任方面已有明确规定。然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担当，以期更多的企业主动承担环境保护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