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话语权力在翻译中的争夺——以评析祝庆英所译《简·爱》中文译本为例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强调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认为话语与权力永远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话语产生权力,权力也产生话语;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只有争到话语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话语权力理论给翻译研究也带来启示,涉及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转换的翻译更是权力争夺的场域。尤其对于在翻译中长期被遗忘的女性角色来说,话语权力把性别问题重新放大,让女性看到了为自己争夺权力的机会。基于话语权力理论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文结合话语权力、性别和翻译三个方面,提出在翻译中争夺女性话语权力的命题,并以女性译者祝庆英的《简·爱》中译本翻译实例为证,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女性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实现对权力的争夺。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偶尔露峥嵘——权力话语理论与胡适译《最后一课》

本文从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角度出发,用外部权力话语、内部权力话语及中心话语等理论,从翻译选材和译语选择两方面,探讨了胡适翻译法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活动.认为胡适的翻译是在特定外部权力话语和内部权力话语的共同作用下,以及受中心权力话语的影响而实现的翻译活动.     

从权力话语理论谈胡适的翻译观

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胡适的翻译观。胡适在翻译选本上提倡翻译西洋名著，在翻译用语上主张使用白话，在翻译方法上强调采用直译。指出胡适的这些翻译观点是各种权力话语操控的结果，既受到当时国内文学革命、西方强势文化等权力话语的支配，也与他本人的诗学追求紧密相关。     

权力关系与杂合翻译

翻译从来都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翻译与权力的运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哪里有翻译,哪里就有权力之争,翻译活动尤其是翻译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权力的操控。归化、异化作为两种重要的翻译策略不是僵化的两级对立,而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统一。后殖民理论中＂杂合＂是归化异化策略的糅合,目前被认定是翻译的第三条道路,是译者抵抗文化霸权的手段和结果。     

翻译文本中作为后殖民标志的本土文化成分

运用后殖民话语构建我国的翻译理论话语是国内翻译界正在探讨的一个课题。对佛经翻译、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以及当代翻译文本的分析表明,翻译过程是本土文化的抗争过程,译者通过翻译文本审视外来文化,从而达到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扬弃。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话语重建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中,义疏代表着从文字翻译与注释向阐释话语建构的转型,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翻译阐释与中国佛经翻译阐释中都已经初步建构这种话语.其中意义重建又是理论的核心.中国阐释学发展中,宋明理学在话语重构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宋明理学经过爱默生等人的重建,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从福柯的权力话语视角看林纾《黑奴吁天录》的翻译行为

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指出：任何话语,包括文学的话语,都是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话语乃是权力的话语。作为一部西方重要的文学翻译作品,《黑奴吁天录》是由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的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林纾根据当时的国情选择并翻译了这部作品,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了删节和改写等手段,充分行使了作为译者所应拥有的权力。     

变译论与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之间的对话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解构了原作者和原文的父权话语权力,颠覆了忠实在翻译中的权威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的颠覆性和变译中的变通性构成对话关系,两者都是对忠实的叛逆,使译文具有混杂性和互文性的特性,通过译者在翻译中掌握的权力话语,实现译文话语权力的重构。     

权力意识操控下的翻译活动及启示——以建国初期十七年中国翻译活动为例

翻译活动是受意识形态及赞助人等权力操控下的一种社会活动。借助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及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从历史实证角度探讨建国初期十七年新中国翻译活动的过程及其制约因素,旨在揭示这一阶段中国翻译活动的基本特点,为新时期翻译活动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引资借鉴。     

权力对翻译活动的潜在影响与干预

讨论了翻译活动中的一个不易被译者察觉而又对翻译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元素--权力.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是翻译活动受权力影响的理论中的典型代表作.权力、知识和话语是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权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阐述和说明了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由于受权力的潜在作用而使翻译活动受到影响和制约,其中包括外来文本翻译活动和本国文本向外翻译活动中的权力干预现象.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还必须考虑除历史、文化之外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深层因素.     

浅析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东汉末年佛经翻译开始流行,到盛唐时期佛经翻译达到鼎盛。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中汉语词汇量的扩大、白话文的产生、词汇的演变和翻译理论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翻译佛经的基本理论与技巧对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权力话语与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借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美国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意识形态因素论,探讨文革时期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对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发现文革时期的主流权力话语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在对翻译题材的选择、译作的出版发行、对译者的管理和组织以及对原作的阐释和批评等方面。同时期潜在翻译的存在表达了译者的自我追求,作为特殊年代的个人话语具有重大意义。对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充分表明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和单纯的语言转换,同时也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语境对译者的操纵

从当代译学对翻译进行外部研究的趋势出发，分析了文化学派、后殖民主义译论和权力话语理论的共同特征，即都是从文化或政治语境这一宏观视角切入翻译研究，关注目的语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强大操纵能力，还具体探讨了目的语语境中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和文化地位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     

权力话语制约下的翻译行为

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克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时代意识形态及文化传统所造成的权力话语通过内化为译者的“思维习惯”总是潜在地制约着译者的翻译。因此,在研究译者的翻译行为时要从其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方面来考察。     

勒菲弗尔对中国佛经翻译的误读

在《中西翻译思想》中勒菲弗尔对比并分析了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佛经翻译的特点。但是勒菲弗尔对于中国佛经翻译文化背景的解读并不全面,因此他对于佛经翻译中的口授,翻译文体,忠实观等存在误读,并且过去强调佛经翻译初期无原本这一偶然性的影响,甚至把它归结为一种文化传统。     

从权力话语角度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翻译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权力话语影响到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翻译汉语文化负载词应突出汉语文化的话语权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文章主张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在平等的文化交流中宣扬中国文化,在获得平等话语权力的同时,促进中外交流。     

翻译的暴力——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佛经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际主要方式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意识形态不仅仅在语言和概念层面操控着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翻译的选材上。本文拟从佛经翻译选材及其翻译策略角度探究社会意识形态对佛经翻译的暴力操纵,并试图说明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汉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是一种异域意识形态向本土意识形态渗透、交流、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