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中的冯梦龙作品

本文旨在破除学术界长期以来既公认＂三言＂是冯梦龙的代表作又否定其著作权的矛盾态度，指出这是关于＂三言＂中冯梦龙作品的考定迄无进展乃至今后也难以进展的根本原因，也是话本小说研究中出现混乱现象的重要原因；认为＂三言＂既是冯梦龙的代表作，则应总体上承认其著作权，从而肯定冯梦龙既无愧是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家，也是保存宋元话本的功臣，理应在文学史、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冯梦龙情教思想在“三言”中的体现

从话本小说体制形式和对具体作品的修改等方面，论述了情教思想在冯梦龙“三言”中的体现，以此说明作家的文学观念可以用专篇文论的形式来表述，也可以渗透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之中。     

华裔汉学家王际真与“三言”的翻译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华裔汉学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为中学西传作出重要贡献。通过探讨华裔汉学家王际真对＂三言＂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揭示＂三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华裔汉学家张心沧与“三言”的翻译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1735年,西方传教士将＂三言＂中的四篇故事翻译成法语,收录于《中华帝国全志》,开创了中国小说海外传播的历史。20世纪初,一些华裔汉学家也开始翻译＂三言＂,为中学西传做出重要贡献。以传播学理论为基点,探讨华裔汉学家张心沧对＂三言＂的翻译所做出的贡献,揭示＂三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找寻自我价值梦圆苦乐人生--谈“三言”“二拍”中女性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

明末文人冯梦龙、凌蒙初的传世之作“三言”“二拍”，描写了当时社会的世态风情，倾诉了闺阁女子的无奈与心酸。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了找寻自我价值，梦圆苦乐人生，把多少清规戒律抛在一边，而不再躲在墙脚哭泣哀怨。对真情的追寻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使她们的选择不管是否冷静和具有理性，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合情合理的，都是值得肯定和尊敬的。     

"三言"与冯梦龙的民俗观

"三言"将世情百态、人生诸相与民俗风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揭示风俗人情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社会文化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使"三言"具备了风俗史或民俗志的意义.通过"三言",可以解读冯梦龙以正统儒家观念为内核化育厚俗的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民间立场的矛盾性、对信仰民俗的双重态度以及对语言民俗"真"与"雅"的诉求.     

冯梦龙的思想个性构成与“三言”的情理世界微探

冯梦龙被认为是晚明进步文人,但同时他又是儒家循良;"三言"是部充满情欲的小说,但同时又在宣扬伦理。它们是矛盾的,但却因为特殊的时代把它们统一在一起,这种复杂包蕴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三言”作品中复仇手段的模式化倾向及其成因

“三言”是明代冯梦龙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在“三言”有关复仇主题的篇章中,作者在为复仇主体选择复仇手段时呈现出明显的模式化的倾向,即:身负血海深仇的复仇者大多选择了科举作为复仇手段,通过科举,在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后从而达到复仇的目的。这与传统的手刃仇人式的复仇手段有着很大的不同。以科举作为一种复仇手段是有着很深刻的原因和社会意义的。     

从冯梦龙的情爱观分析"三言"中商贾的婚恋态度

文学是人学,是心学.冯梦龙的"三言"是其思想和情感的重要展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带来哲学上王学左派的兴起与文学上市民文学的繁荣,对冯梦龙的情爱观产生重要影响.从冯梦龙特有的文化人格和心态,深刻剖析"三言"中商贾对待婚恋的不同态度,是掌握 "三言"中商贾形象特征和了解冯梦龙情爱观的独特视野.     

析金庸小说对“三言”情节的借鉴

冯梦龙编撰的“三言”是宋元明故事的宝库，而金庸小说非常讲究故事性，又多以宋元明等朝代为小说的历史背景，自然会对“三言”的情节借鉴，这主要表现在寻宝、行侠、吓蛮、伏鬼等方面，当然作者在借鉴同时又加以变化，以增加小说情节的传奇性、曲折性和趣味性，或是有助于塑造人物的形象。     

论“三言二拍”及选本《今古奇观》的理论价值

"三言二拍"及选本《今古奇观》代表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在小说的序跋和识语中传达出了小说编选者的小说观念,主要表现在对"真"与"奇"的阐释,强调小说的教化功能和小说的通俗化理论。《今古奇观》则通过对原作的重新编排和改动对"奇"、忠孝观、婚恋观以及三言二拍的商业性进行了深化和开拓。这些理论对后来白话短篇小说的规范体制、题材内容和教化倾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冯梦龙“三言”的口头诗学特征

以口头诗学理论为背景,从＂程式＂、＂主题＂、＂故事范型＂3个层面揭示冯梦龙编撰的＂三言＂拟话本小说所含有的口头艺术特征。分析认为,冯梦龙＂三言＂拟话本小说保存了口头诗学特征,丰富了口头诗学理论,并对口头诗学进行了＂书面化＂改造,这不仅有利于探究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艰难蜕变历程,而且也证实了口头艺术影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的事实。     

“三言”与“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与二拍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商人形象,但两者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三言中的商人重情重义而二拍中的商人重利。这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观念的转变有关,更与编撰者的创作意图有关。冯梦龙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所以用作品中的人物劝戒商人重情重义;而凌濛初书商的身份决定了牟利是他的终极目标,自然要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     

近十年以来“三言”“二拍”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的＂三言＂＂二拍＂研究有别于上世纪的地方在于文献考证方面的成果较少,研究视线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文本本身的解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研究;为某种人物形象和社会现象的出现探索原因,结果往往归于社会思潮和文化影响。     

茅盾前期小说理论批评综论

茅盾前期小说理论批评的核心是现实主义,有着明确的社会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其"为人生"的小说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宽与窄的变化,而以窄化为总的演进趋向;其小说"技术的理论"以三分法为基本构架,建构小说形态理论,而以"真实"、"典型"为指归;其"有意为之"的小说创作论,推崇社会学式的理性分析.这些方面共同形成了一种系统的"茅盾的文学思想".     

“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

“三言”“二拍”着力刻画市井百态,商人生活是冯梦龙和凌(氵蒙)初关注的焦点之一。它们反复渲染经商不易,明确表达了两位作家对于商贾生活的理解和对商人命运的深切同情。其中所描写的商人,尽管全国各地都有,但要角无疑是徽商,5部短篇小说集画出了他们的各种形象。这一个个艺术形象,映衬出一幅明代商人、尤其是徽商生活的多彩画面,这幅画面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商人是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人,所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形象,正反两方面角色都有,但正面人物明显居于多数,徽商中不乏正人君子,对于研究冯梦龙和凌(氵蒙)初的思想,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     

论“三言”情教观的市民色彩

“三言”因为是通俗文学、市民文学,情教主要的教育对象是市民阶层,所以,这种情教观就必然染上鲜明的市民色彩。主要表现在:下层群众形象的大量出现;对历史人物的改造和对笔记故事的加工。正因情教观具有鲜明的市民色彩,才更易为市民阶层所接受,情教才更能发挥其作用。     

“三言”的教化意识及其负价值

晚明通俗文学家冯梦龙试图通过通俗小说达到其以情教化众生的目的,因此,在他编创的"三言"中注入了大量的教化内容,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作家主体的主观意图,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艺术价值,表现为外在形式的程式化、单一的叙事视角、评论语言千篇一律的道德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