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有关批评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发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批评“明调”,认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种种弊端。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     

王夫之《明诗评选》对杨慎的批评

明清文人对杨慎诗歌的选评,可代表主流文坛对杨慎的接受.王夫之<明诗评选>,基于对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批评,认为杨慎诗歌上承风雅精神,诗旨主张"雅" "洁",而在艺术上追求"浑成"的艺术境界,语言浃洽圆妙,结构圆融,情景妙合无垠,宾主"镕合",通首混溶弥合,浑成一气.     

钱谦益与晚明宋诗风

天启、崇祯年间,钱谦益在程嘉燧启发下,走上了转益多师,唐宋兼宗的创作道路。他在诗序中也多次主张转益多师、别裁伪体。这种观念的提出有其特殊意义,“别裁伪体”裁的是七子派和竟陵派,“转益多师”学的是三唐、两宋、金元乃至国初的诗人。钱谦益以其师法多家、兼采众长的诗歌创作,呼应着他的文学主张。清康熙年间,邹式金在《有学集序》中就高度评价钱谦益出入中晚唐、宋、元,集诗家之大成。本文着重分析钱谦益天启、崇祯年间的诗歌创作,考察他是如何以宋诗为取法对象,实现转益多师的文学主张,从而推动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帝京景物略》与竟陵文风

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是晚明时代与公安派同领风骚的文学流派,但人们对竟陵派的认识大多只是在其诗歌方面,其实,其散文也有相当鲜明的艺术特色。竟陵派散文在晚明文坛曾经影响甚大,海内“靡然从之”,晚明著名作家如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都受到竟陵派的影响,而刘侗与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则可说是得到竟陵派的“真传”,是竟陵派散文的代表作之一。 刘侗字同人,号格庵,湖广麻城人。他曾因“文奇”而被礼部奏参,崇祯七年进士,曾选任吴县知县,赴任时逝于扬州。刘侗与谭元春有同乡之谊,关系密切。谭元春既是前辈,又是竟陵派首领,刘侗与之趣味相契,声气相通,便自然成为竟陵派中人了。于奕正虽非竟陵人,但与楚谭元春、刘侗同人友善,性喜山水,“每于霜清木老时,骑驴而往,穷岩绝岫,数百里间,无不周览。遇断碑,必披荆剔藓以识之。或攀枯萝,蹑危石,逾其绝顶,慨然赋诗,有超世之概。”于奕正长于京师,对帝京名胜和风土人情了解尤深。刘侗和于奕正原来计划撰写《南京景物略》作为《帝京景物略》的姐妹篇,可惜还没有完成,两人便先后辞世了。(参见周亮工《书影》第五卷)     

天门县领导重视学术工作受到学术界好评

湖北省天门县古称竟陵。唐代茶神陆羽,诗人皮日休和明代竟陵派领袖钟惺、谭元春都是竟陵人。天门县领导发挥天门文化之多的优势、成立了陆羽研究会和竟陵派文学研究会等十几个学术团体,开展学术研究。到目前为止,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和美国、日本的学者都先后到天门参加过学术活动。《光明日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和省市电台、电视台都宣传报道了天门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的消息‘发表了各个学会的研究成果。竟陵派文学研究会点校整理的竟陵派代表著作《诗归》,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荣获湖北大学科研成果三等奖,主编的《竟陵派与晚明文学革新思潮》论文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填补了我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近几年天门每年都举行一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还整理和出版古籍、论文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清初诗坛与明七子

一 明代七子派,是指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作家。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是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后七子之后,公安派、竟陵派先后崛起,对七子派进行攻击,陈子龙等云间派起而捍卫。不久明亡,而攻击与维护七子派的斗争,仍在清     

论明清之际宗唐派诗歌选本对七子诗学的继承与修正

明清之际,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的云间派、西泠派均在诗学主张上皈依明代七子派,推尊汉魏盛唐之诗。其流派选本《云间棠溪诗选》和《西陵十子诗选》在诗学倾向上一方面秉承前后七子之衣钵,一方面也对七子派的诗学传统加以修正,开启了清初宗唐派诗选本的序幕。此外,尚有吴伟业编选的娄东派诗选本《太仓十子诗选》、魏耕所辑全国性诗选本《今诗粹》等,其诗学倾向上也是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批判性继承。由此我们认为,从诗歌选本角度审视明清之际诗坛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接受情况,也是一种省察清初诗学风尚的有效途径。     

重情求真——竟陵派文学思想的进步色彩

<正>竟陵派是根据其代表人物——钟惺和谭元春的籍贯而命名的一个诗学流派。它源出于"性灵派",但由于对后期公安派的矫枉过正是不认同的,便独树一帜,以纠正公安派的流弊,调和七子与公安派。竟陵派大约兴起于万历的最后十年间,影响则延及明末甚至是清初的文坛,主     

杨慎的文学观及其对复古派的抗争

杨慎的文学观及其对复古派的抗争李朝正有明一代，历经２６７年，而文学派别之多、门户之见之深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文学的复古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斗争的激烈与持久旷古少见。文学派别在明代较多，撮其要者即有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吴...     

论李流芳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

晚明嘉定著名文人李流芳论诗以情性为本位,重视诗歌艺术形式的功能价值,这两方面共同构成其主情论诗学思想的主体.基于此,他还提出了"各成其一家"、"画会之诗总不似"等诗学见解.在与公安派、竟陵派人物交游的背景下,李流芳论诗既与公安、竞陵相类,又通过客观意义上的对明代诗学资源的批判性继承纠补了二派诗学的缺失,由此显示出不激不偏而又特立鲜明的诗学立场及人格范型,这便是李流芳诗学思想的文学批评史意义之所在.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黄宗羲《明文授读》拒选陈子龙文之原因探析

著名文学史家钱基博对黄宗羲《明文授读》不选其好友、且在明末文名籍甚的陈子龙之文表示质疑。经过深入考察,我们认为:黄宗羲之所以在其《明文授读》中拒选陈子龙文,原因是他属于唐宋派,在古文理念上主张文道合一、文以明道,而陈子龙则属于七子派,尚秦汉古文,兼采六朝之藻丽。因此,出于门户之见与自己文道合一的文学理念,黄宗羲自然不选文字藻采的陈子龙之作,这也许就是其在《明文案序上》所说"钜家鸿笔,以浮浅受黜"的那样了。     

关于钟、谭《诗归》的得失及其评价

竟陵派的中坚,钟惺、谭元春(以下简称钟、谭)所编选的《诗归》一书,分为两集,隋以前诗,以《古诗归》十五卷为一集,共选诗约七百六十九首(除去焦氏易林,铭文、谣谚之外)。以《唐诗归》三十六卷为一集,共选诗约二千二百三十三首,选作者约三百家。入选之诗多数皆经圈点,或眉批,或夹批,或总批,或首、尾批。由此可知,《诗归》五十一卷在当时是一部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评选见长的诗歌选集。从编选     

再谈儒家正统的阴影——评王夫之对李贽的否定

<正> 一笔者写过一篇评王夫之否定竟陵派钟谭的文章,题为《儒家正统的阴影》(载《船山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而王夫之对李贽的否定,更表现出他身上的这种儒家正统的阴影。李贽是泰州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晚明杰出的进步思想家。他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竟陵派的诗经学──兼谈对钟惺的评价

竟陵派的诗经学──兼谈对钟惺的评价［日］村山吉广著傅丽英译王欣校译明代的《诗经》研究明代的《诗经》研究有四个学派，其一是承元代的旧习墨守朱传的一派，此派最典型的代表作大概要首推胡广等奉诏修撰的《诗经大全》。该书是明永乐年间所作的《五经大全》之一，《四...     

船山诗学形成的个人语境述论

王船山的诗学体系有一个逻辑起点,即“诗道性情”,这是船山对诗的基本看法。“诗道性情”虽不是船山的首创,但船山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具有总结意义的阐释。船山重申“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缘情”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以及竟陵派的鄙陋,以对“情”的“自得”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失误,以对“情”的本原（本真）和超越（升华）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