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暨唐传奇视域中的“诗—史”建模——钱锺书错判陈寅恪之献疑

自1940年以降,在“诗—史”关系论域,陈寅恪(下简称陈),钱锺书(下简称钱)相继有各自的思辨路径暨诗学建模。陈从未臧否钱的诗学观,然从1942年《谈艺录》脱稿到1984年《谈艺录》修订本,乃至2002年三联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所辑钱1978年的意大利演讲,钱数落陈的“诗—史”建模已逾半世纪。新世纪以来,学界介入此案之“孰是孰非”者渐多,大多数著述是判“钱是陈非”,其共同点是皆以钱著所主张的“诗—史分界”说为准绳,来径直错判陈的“诗—史”建模;却几无文献可证明错判者对陈著《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史述》《元白诗笺证稿》也下苦功细读过。故错判者始终未识陈是以社会史家暨文学批评史家之“角色叠加”视角来构建其“诗—史”观,进而不解陈在唐史视域所设定的“以诗补史”(归属史学),竟异质于陈在唐传奇视域所设定的“诗俟史证”(归属诗学)。其结果,也就形同“众声喧哗”地表决,错判了在“诗—史”观一案的“钱是陈非”。本文所谓“献疑”,是愿在对钱著、陈著作一视同仁之文献细读的前提下,指出钱对陈的“错判”,根子亦在钱作为诗学巨子之“臆见矜高”,而对陈著(特别是《元白诗笺证稿》)未肯系统“...     

《诗经》制作年代纂略

谈及《诗经》的制作年代,要提到它的起和讫。 关于《诗经》里哪一部分或哪一首作品是最早的诗,历来众说纷纭。东汉郑玄(127—200)所作《诗谱》,对《三百篇》每一首诗的世次,虽然大部分依靠《诗序》和其它间接材料来评估,未必可以尽从,在《诗谱》的序文中,却为整部《诗经》年代的厘定,提供了一条明显的线索:     

从《女神》中两首诗的修改谈《女神》的研究

郭沫若同志的《女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它开一代诗风,为我国新诗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新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显著的地位。《女神》中部分诗篇,曾于一九一九——一九二○年刊登于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副刊《学灯》上。作者编集成书时,取名《女神》,并写了《序诗》。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列为创造社丛书之第一种。初版本《女神》,分三辑:第一辑收《女神之再生》等三部诗剧;第二辑下分“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收诗十篇;第三辑下分“爱神之什”(收诗十篇)、“春蚕之什”(收诗八篇)、“归国吟”(收诗五篇) ;连同《序诗》,全书共五十七篇。     

关于钟、谭《诗归》的得失及其评价

竟陵派的中坚,钟惺、谭元春(以下简称钟、谭)所编选的《诗归》一书,分为两集,隋以前诗,以《古诗归》十五卷为一集,共选诗约七百六十九首(除去焦氏易林,铭文、谣谚之外)。以《唐诗归》三十六卷为一集,共选诗约二千二百三十三首,选作者约三百家。入选之诗多数皆经圈点,或眉批,或夹批,或总批,或首、尾批。由此可知,《诗归》五十一卷在当时是一部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评选见长的诗歌选集。从编选     

《鲁诗》与荀子

《鲁诗》传自荀子的传统看法需要谨慎辨证。通过对《鲁诗》遗文与《荀子》所引之《诗》的详细对比可见,《鲁诗》对《诗》意的理解有相合于荀子者,亦有不合者,且所引《诗》之文字或有不同。     

初析《诗经》在古代政治思想交流中的启示作用——从《左传》中用歌《诗》奏《诗》充实和代表言语谈起

《左传》所述的时代,《诗经》与政治、外交活动密切相关。无论处理政治事务或是在外交活动中,“诗曰”或 者“诗云”随口吟出,而且很切合适用,显示了《诗经》在政治上的实用价值。本论文仅在从《左传》隐公元年 (公元前722年)至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97年的范围内,分析了20多处歌《诗》或者奏《诗》在政治上的 实用价值、作用,反映出“不读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时代特点。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读诗随笔

写在前面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高尔基也说过:“真正的诗——往往是心的诗,往往是心的歌。”(《给薇·叶·加克尔——阿林斯》)而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他对客观环境与自身经历的反映,即他的思想感情,也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诗,这种经过提纯而又形象化了的思想感情,就象一个窗口,可以通过它使人窥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这,是有趣的。这大概也是诗味的一种因素。 每个诗人都有一个内心的小世界,每首诗都是他要向别人打开的窗口。然而,“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过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的本阶级之外。”(鲁迅《南     

校正宋之问《下桂江县黎壁》

近年在编辑《粤西诗载编目及作者简介》之中,发现汪森编辑的《粤西诗载》刻本有错误,其中包括宋之问的《下桂江县黎壁》诗题。因宋之问何时到广西,何时乘舟下桂江(或称漓、府江),何时作此诗,均无可考。故校勘此诗颇费工夫。宋之问是被唐睿宗(公元711—712)流放岭南的。当时,宋之问在流放钦州途中,沿桂江而下至梧州,又溯江而上至藤州,沿途均有诗作记载,《下桂江县黎壁》即是其中之一。经我们查对,《全唐诗》、《太平寰宇记》、嘉庆谢启昆《广西通志》等书均作此题。但古今地理书、地图,均无“桂江县”的记载。而     

略说司马迁与《诗经》研究

略说司马迁与《诗经》研究蒋立甫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司马迁虽然没有研究《诗经》的专书传世，但在《史记》中涉及《诗》者却有七十余处。其中有直接取《诗》为史料，有引《诗》证史，有对《诗》时代、编辑的说明，有诗篇本事记载、内容评析，有关于《诗》与音乐、教化关系...     

宾礼与春秋时代赋《诗》风气

春秋时期,贵族士人保留着温文尔雅的周代君子遗风。《诗》在对外邦交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邦国交际过程几乎通过《诗》来完成。在主观上,赋《诗》行礼、以《诗》明礼,主要在意其外交意义;在客观上,赋《诗》言志具有文艺鉴赏的意味。赋《诗》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遵礼而行,所以《诗》意本身便在政治和道德层面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或作为真理的依据而被运用。朝聘诗为"陈己德"的重要手段,是外交语言的诗化。《诗》本身的价值和影响往往与赋《诗》者的品德境界相辅相成。     

祭公谋父及其德论

<正> 《礼记》中的《缁衣》一篇,据《隋书·音乐志》载沈约语,系取自《子思子》。《子思子》,《汉书·艺文志》云二十二篇,其书七卷,至北宋尚存,沈约当然能见。《意林》所引《子思子》,即有见于《缁衣》者,足证沈说不误。篇中记孔子语,多引《诗》、《书》为证,是曾子、子思一派著作的常例。引《诗》,或仅称《诗》,或称《小雅》、《大雅》,也有举篇名的,如《葛覃》。引《书》均有篇名,如《太甲》、《尹吉(告)》、《兑(说)命》、《康诰》、《君奭》、《君陈》、《甫刑》。此外,篇中还引了《尚书》以外的一篇书,名为《叶公之顾命》。有关的一章是这样的:“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     

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薛雪《一瓢诗话》初探

薛雪与沈德潜同为清初诗论大家叶燮的及门弟子,沈以后力倡格调(复古)说,一反其师的现实主义传统,为后人所訾议;薛雪却能深刻认识叶燮诗歌理论的宝贵价值,以自己的真切体会撰写了《一瓢诗话》,大力阐发《原诗》的美学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薛雪(1661—1763?)字生白,号一瓢,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他不仅能诗,且工画兰、善拳勇,尤于医道造诣甚深,与同时的名医叶桂齐名。但因此其“诗名为医所掩”(徐世昌),其《一瓢诗话》亦默默无闻,罕见评述者,惟有沈楙惠可谓有识之士,于《一瓢诗话跋》中赞曰:“是编自抒心得,痛针俗病,凡所指斥,皆能洞中窾窍,非好为叫嚣者比;先生于诗亦可谓三折肱矣。”薛雪不仅善为人医病,也是“痛针”诗病的良医,此决非过誉之词。《一瓢诗话》不仅继承并阐发了《原诗》中的一些重要诗歌理论,而且“自抒心得”,发表了不少其师叶燮并未谈及或涉及不深的诗歌创作的见解,有新的理论建树,有其独立存在的美学价值,决不可视其为《原诗》的理论翻版而小觑之。《一瓢诗话》在理论的系统性、严密性等方面自然尚难与《原诗》比肩,但它基本上围绕着作者、作品、读者或者说创作、作品、欣赏三个中心从不同角度展开评述,还是比较周全的,而其中常有真知灼见在闪光。本文拟从这三个中心作初步探讨。     

《荀子》引《诗》考论

《荀子》一书,在议论之余,每每引《诗经》为证。《荀子》所引《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比,文字全同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同于《三家诗》而异于《毛诗》者。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多属于同音或者声近通假。从《荀子》引《诗》中,可以看到荀子对诗句的理解以及他所赋予诗句的新“义”,其实这就是荀子的《诗》学。从文义与《诗》义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荀子》引《诗》有五种类型。探寻《毛诗》及《三家诗》与荀子的关系,可证《毛诗》确是出自荀子,《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也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李庆立《谢榛全集校笺》读后

清代格调派诗人沈德潜有《戏为绝句》诗追怀明代诗人谢榛云 :“眇目山人足性灵 ,诗盟寒后苦飘零。后来谁吊荒坟者 ,只有吴江计改亭。”言下之意 ,于谢榛生前身后之遭际颇多感慨。诗末句所谓“吴江计改亭” ,即明末清初的诗人计东(16 2 4— 16 75 ) ,字甫草 ,号改亭。其《改亭诗集》卷五有《邺城吊谢茂秦山人》七律一首云 :“邺中怀古正秋风 ,辞赋深惭谢氏工。生欲移家辞白雪 ,殁随疑冢对清枫。诸王礼数何尝绝 ,七子交期竟不终。自是贵游多薄幸 ,布衣未必叹飘蓬。”诗颔联暗示了谢榛与李攀龙所谓绝交一事 ,并认为谢榛生前受到明代藩王的诸多…     

“亭亭画舸系春潭”诗作者考辨

“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这是一首著名的宋人七绝,但关于此诗作者,自宋以来便众说不一。本文对此作初步考辨。一、 郑文宝说。较早持此说者是北宋晚期的蔡居厚,其《蔡宽夫诗话》引此诗云：“尝有人客舍壁间见此诗,莫知谁作,或云郑兵部仲贤也。然集中无有。好事者或填入乐府。”味其语气,蔡居厚也不能完全确定此诗属郑文宝,然后世辑诗者多据之,如厉鹗《宋诗纪事》卷四、李调元《全五代诗》卷三十六、《全宋诗》郑文宝卷。宋诗选本亦多录此诗入郑文宝名下,如严长明《千首宋人绝句》、…     

历代陈子昂《感遇》诗研究述评

清人朱鹤铃说:“古之作者篡绪造端,沧澜百变,而其中必有根柢焉……伯玉《感遇》三十八首,伯玉之根柢焉”。这个话是说得不错的。陈子昂的诗共有一百二十余首,《感遇》诗最具有代表性。它实践了陈子昂复古革新的理论,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于研究者来说,《感遇》诗既是分析陈子昂思想、艺术的重要资料,又是探讨唐诗由寂寞的荒园变成群芳竞艳的诗苑的必读之篇。因此,自唐迄今,论涉《感遇》诗者,代不乏人,     

“空军诗人”和他的《抗倭集》

一九四二年,郭沫若著名历史剧《屈原》的创作和演出,曾轰动了山城重庆,震惊了中外文坛。单是由演出引起的各界人士的唱和赠答诗,在报刊上发表的就有一百余首。这些唱和赠答诗,既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文艺评论,又是一次学习屈原(《屈原》),宣传屈原(《屈原》),保卫屈原(《屈原》)的重要战斗,值得大书特书。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其中一位唱和诗作者的简况,以见一斑。     

简论鐘嵘《诗品》的“直寻”与“滋味”说

钟嵘(公元468—约518年)的名著《诗品》是一部专论五言诗的书,起于汉、魏,迄于梁,是我国“诗话”的开山之作。该书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上,有不少新的观点,特别是它所提出的“直寻”和“滋味”的精辟见解,有必要加以阐述。一、“直寻”就是要求诗歌反映现实关于文学创作的源泉,在荀子诸人的著作中虽已有所论及,但或失之简略,或不够全面,例如荀子的《礼记·乐记》所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