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浙江郡考

历来论秦郡的论著从未提及浙江郡。秦灭楚所设会稽郡,南界浙江。到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浙江水以南的广大区域,尚未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陈婴"定豫章、浙江,都浙,[定]自立为王壮息";陈贺"定会稽、浙江、湖阳,侯",两处"浙江"不能读作水名,应该都是行政区域。虽然《年表》所叙之事在秦亡之后,但秦楚之际连续几年的混战中,不可能对秦的行政区划有所更动。现存秦代印玺中的"都水"印,如"东晦都水"、"齐都水印"、"琅邪都水"、"长沙都水",均为郡一级行政官员印玺,"浙江都水"自也不应例外。上海博物馆藏秦玺印"浙江都水"也可证浙江为一级行政区划。秦浙江郡东濒海,与会稽郡、鄣郡(故鄣郡)、九江郡(庐江郡、豫章郡)、闽中郡相接。     

汉代西北边郡代管边外事务试析

汉代一些西北边郡曾代表朝廷代管边外事务,行使着普通郡所不具有的特殊职权。西汉敦煌郡就有介入和代管西域事务,东汉敦煌郡更多地参与和代管西域事务,其他边地行政单位,如酒泉郡、凉州刺史、西河郡、武威郡,也见有代管边外事务的情况。代管边外事务是一种边郡特制。     

汉代河南郡农业状况初论

河南郡是汉代农业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粮食日益增多,马牛羊等大牲畜饲养量增长较快。东汉时河南郡的农业经济明显超过了西汉。     

朝鲜王朝慈城、茂昌、虞芮三郡设置考

朝鲜王朝北方“四郡”问题在中朝边界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深入考察慈城、茂昌、虞芮三郡的最初设置问题,是探讨“四郡”相关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1433年,在“癸丑婆猪之役”发生后,随着朝鲜王朝对以鸭绿江上游南岸为重点的平安道边防布置全面深入的开展,作为朝鲜王朝在鸭绿江上游南岸进行全面开拓的“急先锋”及“领头羊”角色的闾延郡,便开始了对其所属广袤辖域进行分割细化的历史.1433年,在此辖域最西部首先增设慈城郡;1442年,在此辖域最东部又新增茂昌郡;1443年,在此辖域中部西半部分即慈城与闾延邑城之间更加设虞芮郡;由此,分割后的闾延郡辖域,此后仅剩余其此前辖域中部东半部分.显然,这种逐步分割辖域的过程,就是深入开拓鸭绿江上游南岸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朝鲜王朝最终得以彻底实现对这片地域的完全占有.     

西平郡城考

西平郡城是湟水流域具有完整城市概念和功能的城垣,它的建造标志着西平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完全形成和中央集权对湟水流域的有效控制。西宁地区(湟水流域)作为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的交汇点,对于控制青海高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汉王朝政治家、军事家们十分看重的地区。建置西平郡正是中原王朝国力强盛、势力扩张的结果,是先进文化影响落后文化、同化落后文化发展的必然。因此,研究西平郡及其城垣,不断揭开附着在城垣上的历史信息,勾勒当时的社会状况,意义十分深远。     

北魏前期诸王虚封地封授考

北魏前期,诸王的封地为一种虚封。北魏国家对诸王的虚封地实行"以郡为国"。诸王的虚封郡可以是北魏实际设置的郡,也可以是统治区以外的郡以及西晋曾经设置的郡。北魏国家对诸王的虚封郡设太守进行治理。在封授诸王虚封地时,北魏国家有限制规定,诸王的虚封地不可以在京畿内,也不可以将诸王的出镇地作为虚封地,并且,对汉人诸王的虚封地实行籍贯回避。     

真番郡考疑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其地设置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其中真番郡的地域方位究竟在今何处,学界历来是仁智互见,莫衷一是。有持“在北说”者,有持“在南说”者,本文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将“真番郡”与“古朝鲜”、“高句丽”相比较,梳理真番地区历史变迁的脉络,对南北两说作进一步考释,将武帝所置真番郡比定为今朝鲜半岛黄海南、北道及京畿道的一部分。     

汉代朔方郡人口研究

朔方郡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在阴山南麓设置的第一个北部郡级行政机构。为加强中央王朝对边疆政治、军事一体化统治,政府主导“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另有驻防将士、归降者、佣工、刑徒兵、仕宦、商人等落籍该郡编户齐民,推行兵农合一的管理模式,力图兴边以强国。该郡多样化的人口输入促进了区域间人口的分化与组合,优化了朔方郡的人口结构,使朔方郡获得关东先进的生产技术、礼制文化等,实现了边郡多民族的融合发展。而朔方郡首次大规模的移民群体成为其统一于汉代多民族国家政体的主要社会基础,开疆拓土则为大一统国家版图奠定了基础。充实的边郡人口巩固了国防,影响了多民族分布格局,孕育了独具特色的边郡文明,为后世边疆移民提供了历史借鉴。     

玄菟郡建置沿革及其特点述论

玄菟郡最初为元封四年（前107）汉武帝在今朝鲜、韩国一带设立的行政区划之一，后历经多个政权，地域、治所发生过多次变化。梳理玄菟郡建置沿革并分析其特点，有助于明确其中国属性，有利于明确东北地区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事实。     

敦煌新出土《隋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考释——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三

敦煌新出土的隋大业八年(612)《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是敦煌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隋代墓志之一。该墓志为考古发掘出土,墓志内容涉及北朝至隋时期敦煌张氏家族、西域历史、府兵制等诸多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志主有可能为隋大业五年平吐谷浑后所置鄯善郡的第一任司马,志文记载可补史籍之阙。     

第一玄菟郡辖区侧证

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朝鲜,设四郡,其中玄莵郡即史家所称第一玄莵郡。由于处在华夏与东北边疆族群的边缘地带,因此,该郡屡有兴废迁徙,加之早期史料十分匮乏,且常常彼此抵牾,有关第一玄菟郡辖区的问题迄无定论。对比诸家观点,"沃沮"说与现有史料最少冲突,但以往论述尚显简单,证据亦不充分;而如果从边郡设立、管理及运转诸端加以考虑,则无疑会大大增加该说的合理性。     

秦汉统一岭南和桂林建城年代研究

:秦定岭南应分三个阶段,秦象郡南端位于今越南中部,汉象郡在今广西贵州境内。兴安秦城在几百年中向为军事要塞,未形成为桂东北中心城市;吴甘露元年所建始安县城、郡城,对桂林古代发展有重要影响;但桂林建城年代定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是正确的,因当时所建始安县城址与今桂林城区基本相合,而且已形成为桂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城市,其城市功能已为以后历代桂林城所延续、继承和发展。确定汉武帝元鼎六年为桂林建城年代,在世纪之末纪念桂林建城2110周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铜奔马应名“飞燕骝”

1969年甘肃武威发现汉代的铜制奔马,系国宝级的文物,其形象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图案,影响极大。但是这一宝贵的文物始终没有一个正确的命名。最近年轻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张崇宁先生撰文,解疑释惑,力纠诸说,以缜密的考证为铜奔马科学定名为“飞燕骝”,堪称考古界一大幸事。武威铜奔马出土以后,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轰动一时。关于此文物的命名,起初名之为“马踏飞燕”,后又有名之为“马超龙雀”、“飞马奔雀”、“天马”、“飞廉铜马”等,众称不一,多是以形象推断,而于文献无征。年轻学者张崇宁先生秉承家学,细心钻研,博考旧籍,撰文(发…     

泰山郡之设与秦代齐地置郡——兼论秦郡的一种生成模式

新出简牍封泥资料的面世，打破了固有的秦郡体系和研究思路，重新思考秦郡问题成为必然。有关秦代齐地置郡问题的讨论具有代表性，而该问题本身在秦郡研究中又具有独特性。结合秦简牍封泥中的职官地理信息，尤其是岳麓秦简“泰山守”相关令文的程式，基本可以坐实秦设有泰山郡。就出土文献来看，秦代齐地可被确证的还有临淄、琅邪、即墨三郡。齐地置郡的背景有别于五国，秦帝国的顶层制度设计和齐地区域治理的传统分别是秦得天下时置郡与治天下时分郡考虑的重点。齐地分郡主要采取的是秦郡生成中的母郡模式，以郡尉治所迁徙到新郡为主要实施手段。母郡模式除了以齐地为代表的裂变型，还包括以岭南三郡为代表的开发型。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秦郡问题的讨论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秦汉平南越考

本文主要内容是对秦平南越、南越王赵佗立国、平越、治越，汉平南越和象郡、林邑的考证。旨在澄清某些著作讹误，还以历史本来面目。     

秦汉时期雁门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价值

雁门郡地处秦汉王朝的北部边陲,北接蒙古大草原,毗邻塞外游牧民族,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防御门户和京师屏障.雁门郡以马邑、平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通往中原各地和塞外草原的交通网络体系.和平时期,这些道路是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交恶时期,则成为双方军事集结地、战争通道和双方争夺的战场.这些道路使用频率的增多进一步彰显了雁门郡的军事价值.     

汉代酒泉郡的交通及其军事战略地位

汉代酒泉郡地处河西走廊的腹心地带,是多条交通道路的交汇地,对两汉时期的汉匈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汉初的匈奴威胁关中、掌控西域,到汉朝争夺西域、北伐匈奴,战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酒泉郡为中心的四条交通干线上.对这些道路的开发并充分挖掘它的军事价值,其利用频率之高则进一步彰显了酒泉郡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秦统一初年置三十六郡考

秦一代置郡问题,有不同说法,自谭其骧先生考证之后以为定论。然近年出土秦封泥和秦简牍等文物都涉及秦郡,其中众秦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从而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秦封泥、简牍和传世秦玺印等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重新思考秦郡,考证秦统一初年所置三十六郡。     

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评述

北部边郡与西南边郡,由于地理环境、居民族属以及战略地位不同,汉王朝相应地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政策和开发措施。北部边郡突出战略防御,在经济开发上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以突发式方式运作,投资规模大,短期效益明显,但持续性不强,衰落得很快;西南边郡重在政治治理,在经济开发上,为渐进式发展,投资规模小,发展也很缓慢,但稳定而持久。     

西汉敦煌郡阳关设置与功能——基于汉唐敦煌出土文献的考察

阳关是西汉政府经敦煌郡通西域这条东西交通干线上的关键关隘。通过考察发现阳关得名可能与西汉敦煌郡移民实边政策有关,即阳关最初或为侨置地名。而在玉门关之南,故名阳关的说法可能是后来赋予的文化含义。又据敦煌文书记载推测太初四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后,玉门关自酒泉郡西移至敦煌西部的后世阳关位置。至后元元年,玉门关北移至小方盘城一带,这一关隘才被命名为阳关。阳关承担着迎送接待使者、使客和安置降民、传递文书信件、发放俸钱及物资等相关职能。至于以阳关为治所的阳关都尉是敦煌郡南塞的组成部分,阳关都尉下辖的候官目前能够确定仍只有雕秩候官。阳关都尉拥有单独上书中央政府之权,而其下属司马常在都尉空缺之际代行其职。阳关都尉与南塞其他边防机构构成了防范南山羌的统一的防御体系,并且在这一体系中阳关都尉地位关键,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