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秦纪年考辨

秦国历史的年代考证,历来是研究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①。在古籍中,记载秦史年代比较完整的首推司马迁的《史记》。但《史记》的《本纪》、《世家》与《年表》之间,关于秦国国君的在位年数与秦之积年总数存在许多歧异抵牾之处。其中秦君在位年数相歧者共有五人,列表如下:     

《史记》的结构特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等五部分组成。研究《史记》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材料证明,《史记》的“本纪”与“世家”是有所本的,“列传”则是司马迁所独创;而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纪传体”)来表现历史的面貌,则是司马迁一大创造。《史记》这五部分;既各有各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关系极为密切。“本纪”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和帝王的     

《信陵君窃符救赵》简析

本篇节选自司马迁《史记》中的“魏公子列传”,题目为编者所加.这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传记文学作品,也是一篇传统的语文教材.《史记》是司马迁以毕生精力写成的一 部巨著.它概括了上下达三千年之久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释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赵翼:《廿     

《史记》为什么把陈涉列为世家

有的读者来信问:《史记》为什么要把陈涉列为世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简介一下《史记》的分类。司马迁的《史记》一书叙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天汉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括:十二本纪,是以一个朝代或帝王等统治人物为中心的事记;三十世家,主要是诸侯国的历史;七十列传,是重要的人物传记,也有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十表,有世表、年表或月表,作为本纪的补充;八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是重要的典章制度、天文现象、政治设施和社会经     

《史记》的史学特点之成因

治史学史者,无不将汉代史学作为一个重要视城。司马迁的巨制（史记）,千百年来一直为治史者所瞩目。笔者不揣浅陋,将《史记》的史学基本特点之成因作一初步的勾勒、描述,以请方家指正。1在历史编纂学中,司马迁创纪传体,此后”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1]。“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2]这种体裁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君主为中心来组织材料编写史书,即将一代代君主在位期间按年月的顺序编写成“本纪”．其他相对次要的人物则列入“世家”或“列传”。关于“本纪”,《史记正义》云：“本者,系其本…     

《史记》五体的关联

司马迁撰《史记》,正式创立了纪传体.他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体各有规格,又相互关联配合.其中,本纪只叙大要,提供统一的空间与纵贯的时间;世家、列传、书以本纪为纲要,拓展其记载范围,细化其记载内容;表体则囊括本纪、世家和列传所载重要史事,整齐其年差,补充其遗漏.由此,综合性的纪传体才得以确立.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史记》结构新探

近年来,学术界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就总体而言,似仍未能尽脱前人窠臼。本文拟选取一个新的视角进行观照,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功效。一《史记》的结构,大致说来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即五大体例;第二层为各体例内部之篇章顺序;第三层为各人物传纪之选材构造。《史记》的第一层结构,即五大体例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诚如郑樵《通志叙》所说:“(史记)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     

爱奇思想与细节描写——读《史记》管见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在《本纪》、《世家》、《列传》里几乎篇篇都是精采纷呈,究其因,各篇都有极其突出的细节描写,而其共同特点,就是“奇”。西汉大文学家扬雄说过,“仲尼多爱,爱文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司马迁爱的是奇人奇事奇文奇功,各类人物、事件,不论正反,在他的笔下,都有一种不同凡响的奇     

重读《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的《史记》是两千年来公认的一部杰出的历史文学巨著,它把先秦西汉初期社会活动,以比较尊重事实,从实际着眼的态度,创造了纪、传、书、表的体裁,分门别类地记叙下来.总的说来,本纪记关系全局的人物大事,世家记地区性人物事迹,列传有选择地描绘各种代表人物的具体活动,十表标列时代,八书叙述文化的发展活动.尤其令人称道不止的是他所     

绝命之书：韩非使秦及《初见秦》相关问题考证

韩非使秦之年，学术史上有秦始皇十三年(韩王安五年)、秦始皇十四年(韩王安六年)二说，一年之差主因《韩世家》和《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记载不同。由记载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秦火焚书历史事件的阴影，也可以看到战国诸国史官记载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角度。《初见秦》是《韩非子》首篇，《韩非上秦王政书》是第二篇开端，此乃韩非绝命二书。《初见秦》作者多有争议，本文从宏观政治立场与微观文本分析两个层次，考证其作者为韩非。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秦始皇姓氏刍议——兼及先秦秦汉时期姓氏问题

如果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秦始皇的姓名是什么?”也许不少人的答案会是“赢政”,而且许多书上也是这么写的。然而,如果我们打开《史记》,就会看到司马迁的记载却并非如此。虽然《史记·秦本纪》里说:“秦之先为赢姓”,可是在《秦始皇本纪》中却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在《楚世家》中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秦始皇本纪》的末尾还有一段评论说“吕政残虐”。这样一来,在记述秦始皇的史迹最详备的文献《史记》之中,不但有关于其祖先为“赢姓”的记载,而且还有他本人“姓赵氏”,叫“赵政”或“吕政”的说法。那么,这位始皇帝究竟应该姓什么呢?     

贾谊《过秦》(上)结构浅谈

两汉时期探讨秦之兴亡的作品极多,而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却无过于贾谊的《过秦论》.仅在《史记》和《汉书》中,它就先后被三次引用.司马迁以之论赞《秦始皇本记》,褚少孙用它补缀《陈涉世家》,而班固在《汉书》中,又将它置于《陈涉项羽传》之后.这三位史学家政治观点各不相同,思想风格也互有差异,但对《过秦论》推崇和赞赏却完全一致.可见它在思想、学术界的影响,确是异乎寻常的.     

貴在真实难在通变——从《史记·陈涉世家》所想到的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他那部不朽的名著《史记》里,把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涉列入“世家”,又将“号为霸王”的项羽编入“本纪”,表现了其卓越的史识。可是历代史家,多不识太史(?)的苦心,他们纵然对《史记》不乏褒扬之论,但对司马迁这一有心的安排颇多微词。班固因《史记》撰《汉书》,武帝以前之事,多录《史记》原文,却把陈、项归进列传;刘知几撰《史通》,大兴问罪之师,怪《陈涉世家》其称不当,     

《史记》研究四题

在"十表"中,<秦楚之际月表>最为独特."变"是司马迁研究历史时关注的重点,秦楚这一时段是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司马迁详细记录了"汉定百年"以来的诸侯国变迁史,记录了汉兴百年来分裂与反分裂的历史.以<吴太伯世家>为"世家"第一是有深意的."让"这一历史进步的担当既承担了司马迁关心政治秩序的责任,同时也映现了司马迁追求大治的思想境界."让"是司马迁政治理想的真实写照,承担了司马迁以"让"明礼、以礼规范社会秩序的思想意图.司马迁以<伯夷列传>为"列传"首篇表达了以仁义关心民瘼、反对暴政、反对争权夺利的思想.在研究夏商周秦兴衰之理时,司马迁积极地肯定了礼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表达了赞成周礼的思想.此外,<伯夷列传>是司马迁交待史述原则的重要篇什.     

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其人着了大量笔墨,除《高祖本纪》以外,还散见于《项羽本纪》、《留候世家》、《吕太后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它们相互映衬、补充,为我们再现了汉高祖刘邦敢作敢为、足智多谋、善得民心、任人唯贤的高大形象,同时作为直史又再现了汉高祖形象中的另一个方面：虚伪、奸猾、残忍。     

从《太史公自序》看我国古代史书编撰思想的沿革

《史记》作为中国古籍编撰史上继"六经"之后的里程碑作品,体现了司马迁卓越的编撰才能和匠心独运的编撰思想。《太史公自序》所集中体现的编撰思想在目的方面表现为学究天人关注人伦日用,文通古今绍续《春秋》遗风,成一家言倡导发愤著述等;体例方面主要是以人为纲,本纪、世家等五体互补;编撰方法方面是人以群分比类合传,事以类聚专题叙录,详今略古重视考证等。司马迁确立了纪传体在史书编撰史上的主流地位。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