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的法律定位初探

合伙是第三类民事主体 ,有契约性和组织性的特点 ,商事合伙与民事合伙在现实中很难分清他们的界限。我国现行立法在这方面存有明显的漏洞 ,其原因在于没有坚持民商合一的立法传统。对法人能否成为合伙人 ,立法界学界都有分歧 ,但是从法理及经济活动的实践分析 ,应认可法人的合伙人的地位和资格。     

我国现行法人制度下的合伙财产性质之重构

合伙可区分为非企业型合伙与企业型合伙。非企业型合伙更多体现了合伙人之间的契约性,合伙财产归合伙人共同共有。与非企业型合伙不同,合伙企业作为独立民事主体,应当成为合伙财产的所有者。合伙人的补充连带责任不能构成合伙企业享有独立财产权的障碍。传统理论认为合伙企业财产归合伙人共有,这是个人主义本位观念的反映。事实上,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财产所持份额类似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我国法律规定成员的有限责任是组织体享有法人资格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法人制度框架下,我国宜将合伙企业作为第三民事主体赋予其财产所有权。     

普通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在民营企业中的运用与完善

合伙制作为一种古老的商事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我国,合伙制在中小民营企业的运用中出现了企业寿命短、企业管理混乱等问题,限制了合伙这种商事组织形式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利于中小规模经济实体的发展。只有从合伙人关系、财产管理、归责原则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普通合伙企业法律制度,才能促进我国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使中小民营企业充分发挥我国国民经济命脉的作用。     

合伙企业的性质及其有关会计问题探讨

一、合伙企业的性质合伙企业是指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常见于律师、医师、会计师等专门职业服务组织和小型企业组织，也有少数巨型工业和商业企业采用合伙企业的形式。一般而言，合伙企业具有以下特征：回．自愿联合。合伙企业必须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而不能有任何强迫的因素。这是因为除了有特殊约定，合伙企业中的任何一个合伙人都要为其他合伙人的业务活动承担连带责任。只有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结合关系才能够保证合伙人之间的…     

民法典制定背景下的合伙立法

在民法典制定中,合伙立法应区分协议型合伙与组织型合伙、民事合伙与商事合伙,民法总则的民事主体制度中应以组织型合伙、民事合伙为基本规范对象,商事合伙则应规定于商事特别法之中,而协议型合伙应主要受债法规则的调整。商事合伙可以一般适用民事合伙的规则,但民事合伙一般不应准用商事合伙的法律规定,隐名合伙制度也应在民法典中做出规定。     

有限责任合伙中的有限责任保护范围

有限责任保护范围是有限责任合伙法的核心制度,其不仅包含"侵权债务",还应该包含"违约债务";但若合伙人对造成这一债务的合伙人具有"直接监督与控制"的职责,则不受有限责任的保护."刺破有限责任面纱"是有限责任合伙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利益.我国新合伙企业法应尽快建立这一制度.虽然我国的新合伙企业法将有限责任合伙的有限责任保护范围限定于"重大过错债务",但近来英美国家的有限责任合伙法有一种发展趋势,即将该保护范围从"过错债务"扩展到"无过错债务".     

论复合伙——兼论新《合伙企业法》第32条和第71条

复合伙制度是把双刃剑，既存在缺陷，又有其有利的方面。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复合伙行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普通复合伙制度负面影响较大。立法可以在增加普通合伙人事先告知义务、加强工商登记查询的前提下，肯定普通复合伙制度。     

对酒后驾车应单独立法并予以严惩

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特别是醉酒驾车引起的致人死亡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并成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最主要恶性案件类型之一.基于酒后驾车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近来,中国政府集中力量从行政与司法等方面采取措施加以严打,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这种运动式执法只能"救急",其长远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将酒后驾车行为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影响降至最低.考虑到现行的数罪形态和数罪并罚制度,为增加刑罚的威慑力,提高刑罚对交通肇事罪的一般预防能力,建议对<刑法>作如下修改:一是增设危险驾驶罪;二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将危险驾驶作为法定加重情节;三是提高一般交通肇事罪的起点刑,相应提高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刑期;四是将斑马线上出车祸当作加重情节;五是增加"剥夺公职"的附加项,作为对公务员的特别处罚;六是在<交通安全法>中设立专章规定对危险驾驶和交通肇事行为的惩罚.     

单独概念·专名·摹状词

文章区分了单独概念、专名和摹状词,分别定义了它们并对三者之间的区别作了分析与说明.认为摹状词不是单独概念,专名不是摹状词,专名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单独概念.     

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单独税率问题研究——以对华的制度性歧视及应对策略为视角

在美国反倾销案件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企业只有通过单独税率测试,才能依据他们各自的倾销幅度确定反倾销税率,否则将适用全国统一税率.新单独税率政策更是改变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企业的单独税率申请与评估模式,加重了申请企业的举证责任与附加义务,加大了应诉企业的负担,亦增加了获得加权平均税率的难度.美国无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实行的新单独税率政策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此种作法不仅违悖了WTO规则,亦与中国入世议定书不符,无论是规则本身抑或是规则实施均存在着明显的歧视性.在应对新单独税率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可与美国进行磋商,若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可将争端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同时中国出口企业也应当积极应诉.     

作为人权的发展权与反贫困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没有消除贫困的权利,促进发展的权利,其他人权就无从谈起。这实际上与过去40多年时间里,国际社会对发展概念,及其与人权关系的理解逐渐深化密切相关。为了实现发展权,反贫困就不是简单的救济行动,而必须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推进改革,大力提高穷人摆脱贫困的能力。     

论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债权和物权的保护

随着房产交易的增多,有关房屋买卖的纠纷,特别是房屋双重买卖的现象大量发生。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是客观存在,因此,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和作为结果的物权变动必须遵循各自的生效要件。不动产物权变动应以公示方法即产权登记为生效要件,而债权变动则无须登记即可生效,登记的法律效果是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而非物权转移合同的生效要件,不能将两者混淆。     

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法律边界

隐私、隐私权和知情权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精神生活需求增长产生的范畴,国内外学者对这三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然而二者生来边界模糊,注定存在诸多冲突,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适当平衡和协调二者的冲突尤显重要.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是权利冲突的特殊表现,是价值和法益的冲突,二者的冲突涉及公法和私法两个领域,解决二者冲突应当遵循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权利协调原则、恪守人格尊严原则、有限的公众合理兴趣原则、利益衡量原则五个原则.     

私营企业主群体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并壮大了私营企业主这个利益群体;而且,这个群体也在不断地分化.由于他们自身也有着迫切的政治参与愿望和利益要求,因而各类社会经济中介组织便成为适应这个群体变化并使之政治参与有序化的重要机制与渠道.从长远看,这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并使之适应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加协调地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走创新之路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惟一选择

目前,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为黑龙江省提供了良机。抓住机遇,对老工业基地进行结构调整和改造,必须以市场经济的新观念、新制度和新技术来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住宅权概念的人权解析

“住有所居”是时下重要的民生问题。作为新型权利,住宅权有着多重面向。各国法律大多在某个层面规定住宅权,只有国际人权文件中才系统且全面地阐述了住宅权的多重内涵。住宅权成为权利的法理基础是基于人的生存需要,但仅仅是最低级的生存还不能体现人的价值。充分实现住宅权,让人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是人权的深层意蕴。     

警察行政处罚权的类别及其权力结构之探究

警察行政处罚权是一项重要的警察行政权力。从多角度对警察行政处罚权力进行分类,并对处罚权力结构进行分析,找到警察处罚权静态结构配置的不合理性,有利于科学地认识警察行政处罚权力,为合理地配置警察行政处罚权力奠定基础。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权利界定

为维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的信赖利益 ,我国公司法赋予了股东优先购买权。该规定表面上看似具体 ,但实务中出现的新情况却使其出现了适用上的疑义———其他股东能否对欲转让的股权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行使优先购买权 ?作者从立法本意和法理角度进行分析得出 ,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同等条件 ,应既包括同等价格又包括同等数量 ,股东不能对欲让股权中的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只有在立法上坚持这一价值取向才能最大限度地平衡老股东、出让股东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 ,从而实现立法意图和目的     

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及其与知情权冲突之协调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人身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又必然会与公民的另一项基本权利－－知情权发生冲突，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这一矛盾的解决进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