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史记论赞

<正> 史记论赞,系指《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仿《左传》的“君子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称篇末之“太史公曰”为赞。《史记》全书,序二十三篇,赞一百六篇。二十三序,即十表九序,《将相表》无序;八书五序,《礼》、《乐》、《律》、《历》、《封禅》五书有序;世家中有《外戚》一序;列传中有《孟苟》、《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货殖》八序。一百六赞,即十二本纪缺《今上本纪》,有赞十一;八书三     

《史记》“太史公曰”抉疑

汉代史官称太史令,亦称太史公。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他自称太史公,又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太史公书》。(后世习称《史记》)因此,后人一直把《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部分,看作是司马迁对史事的评论。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郭丹一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史书，在体裁结构上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就是每篇作品之后附有论赞。《左传》中有“君子曰”，《史记》中有“太史公曰”，《汉书》中有“赞曰”等等。这些，本属于史学批评即史论范畴的一种形式。就史学批评方面说，随着史学的...     

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曰”,全书称“太史公”凡一百五十二见。“太史公”既称司马谈,又称司马迁,并为《史记》书之原名。最集中的是《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却有四种指     

一本研究司马迁史论的书——《史记论赞辑释》评介

陕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史记论赞辑释》(以下简称《辑释》)一书(计38万字),是兰州大学教授张大可同志继《史记研究》一书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是研究《史记》专业工作者和爱好者的一部有益读物。 一、史记论赞,指《史记》这部巨著中的“太史公曰”。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篇后之“太史公曰”为赞。张大可同志编著的这本书辑释《史记》全书的“太史公曰”,其中序论23篇(即十表九序、八书五序、世家一序、列传八序),赞论106篇(即     

《山海经》的荒诞与科学解释

同《周易》一书一样，《山海经》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为奇特的一部。关于它的性质，作者与成书年代及其价值，虽历来众说纷坛，却论之者颇多；但对它的“荒诞”，至今学术界尚未作出理想的科学解释。为使《山海经》的研究走出迷茫，今笔者不揣浅陋，试力求给以合乎逻辑的解释。其说当否，恳请方家指正。《史记·大宛列传》载太史公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不仅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经》所有怪物”，班固在《汉书·张骞传》赞语中，更加上了“放哉（荒唐）”的判断词。王充《论衡·谈天》也说《山海经》“为…     

《捕蛇者说》的艺术构思

主张“文以明道”的柳宗元,他写作《捕蛇者说》,旨在说明“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全文不是空发议论,而是借事明道,溶理于事,因事说理,以蛇毒与赋毒相对举而成文,相比较而见意,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与说服力。作者以“蛇”为导引,步步深入地展开文字。全文以蛇开篇,至蛇收束,其中按照产蛇、募蛇、捕蛇,到捕蛇者、捕蛇者说的顺序步步递进,最后得出结论。虽然题为“捕蛇者说”,却不径从蒋氏叙起,而从“永州之野产异蛇”下笔。写蛇,饰之以“异”,使人醒目     

深意远神 不拘一格——论《史记》的“太史公曰”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史记》,无论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看,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并为后人所推崇。本文专从《史记》的“太史公曰”之内容、作用、形式等三方面采进行探讨。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聊斋志异》的叙事策略

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蒲松龄有意无意选择历史性话语进行叙事,流露出用虚构叙事接入历史叙事的企图。从现代叙事学理论来看,《聊斋志异》在叙事话语的选择,“异史氏曰”对“太史公曰”的刻意模仿,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空同和叙事的寓意等四个方面体现出“以文入史”的叙事策略。搜罗散落在《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世界里的生命痕迹,可以窥见蒲松龄吁唏感慨、聊以托寄的内心世界。     

释“信宿”

“公归无所,于女信处”、“公归不复,于女信宿”,《传》曰“再宿曰信”,信宿即连宿两夜。《周颂·有客》“有客信信”,《传》亦曰“再宿曰信”。典籍注释训信宿为再宿者,不胜枚举,其义无可置疑甚明。然再宿何以得曰信宿?未有说者。今案信为申之同音假借。《邶风·击鼓》“不我信矣”,《释文》曰“信即古伸字也”。《考工记·轮人》“信其程围”,疏曰:“信,古之申字”。《谷梁传》隐公元年“信道而不邪”,注曰:“信,申字,古今所共用”。皆其例证。申字训重训再,如《荀子·王霸》“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注曰“申亦重也”;《苟子·仲尼》“疾力以申重之”,注曰“申重犹再三也”;《尔雅·释诂》曰:“申,重也”;《大雅·旱麓》序“申以百福干禄焉”,疏曰“申者重也”。申字既有重、再之训,故再     

论《左传》作者的思想倾向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较为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其载史年代大致与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相当。从体例上看,全书可分为经、传和论。经、传是正文,比较详细系统地记载了春秋时期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是我们研究春秋时代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论是作者本人的发凡立论,在书中主要以“五十凡”和“君子曰”的形式出现,是我们研究《左传》作者思想最直接的材料。在《左传》书中,经、传和论相互印证和深发,使作者思想从不同侧面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本文拟以《左传》中的“君子曰”为主体,综合传、论两方面的有关材料,对《左传》作者的思想倾向作一粗略的探讨。     

无题

《史记》自从被定为“正史”之后,连同它的作者司马迁,声誉与日俱增,时至1955年纪念司马迁逝世二千一百周年这个盛日,更成为举世的一件大事。可是,自从汉武帝天汉二年秋开始,司马迁的遭遇以及他的死,因本文属于补白,无力论述,仅就《史记》本身的遭遇,提供一、二例证,以见共何等不平! 《汉书,东平思王传》:“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论苏轼的清旷词——苏词风格特色之三

在《东坡乐府》中,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实际、性格特征和艺术风格的是词集中数量最多的清旷词,或以清旷为主兼有他种风格色调的词。 “清旷”是个联合式词组。如果按各自的本义来看,“清”者,洁净、纯洁也,如冰清玉洁。“旷”者,开朗也,如清旷神怡。《后汉书·窦融传》:“旷若发蒙。”又空阔也,《诗·小雅·何草不黄》:“率彼旷野。”又旷达也,如放任达观,旷达不羁。《晋书·张翰传》:“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     

墙盘新释

“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从系从盩省之字,应为从系,盩声。陕西省周至县,盩音周。按:此字不见于商代之甲骨文及金文,当属王国维所指的“西土文字”,由读音及系旁寻求,相当于紬字。《汉书·谷永传》“燕见紬绎”,释紬,谓“引其端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紬史记金匮石室之藏”,紬缀,集也。另参见史颂簋“里君百姓帅埤周于成周”,谓里君与百姓都来集聚于成周,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之一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不过正如郑鹤声先生指出的那样,有些是“没有什么根据随便说的,只有根据张守(竹卩)或司马贞两说推算而得的,较为可靠。” 张守(竹卩)的说法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曰:“按迁年四十二岁。” 司马贞之说见同书“迁为太史令”下,《索隐》引《博物志》曰:“太史令茂陵是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两说正好相差十年,如《正义》是对的,则《索隐》误三十八为二十八:如《索隐》是对的,则《正义》误三十二为四十二。都只是一个数目字之差,出现差错的可能性相等,又无其它可靠的材料以资依据。因此在共同都认为“只有两说较为可靠”的前提下,又有从张、从司马氏之争。王同维、     

实用·文章学·重今

文章起始于应用,是重实用的。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文章形式是甲骨刻辞,刻辞就是王室的占卜档案,青铜器的铭文,如《虢季子白盘》是记功文书,《散氏盘》是疆界的契约,《毛公鼎》是一篇诰命。同《尚书》相对照,《尚书》中也多应用文书,如《微子之命》、《康诰》、《梓材》等等。《周礼·大祝》篇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这里的“辞”就具有应用文书的意思,把文书分为六类。《论语·宪问》上记载了“为命”的写作过程:“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从这种认真起草的过程,可以看出应用文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