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费用、高管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

基于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审计费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计费用越高,上市公司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与高管无政治关联的公司相比,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政治关联削弱审计费用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但并未削弱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提高审计费用可以更显著地抑制其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此外,相对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显示,审计费用主要通过提升审计质量来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文章探讨了中国资本市场外部审计与政治关联的博弈结果,为优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资产减值视角下的盈余管理——基于大唐电信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大唐电信为例,结合新会计准则中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规定,发现企业存在通过计提减值等手段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通过大唐电信的盈余管理操作,明确了当前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与手段,同时得出出我国当前会计准则仍需完善,监管部门应加强其监督力度的结论。     

企业金融化与盈余管理——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证据

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为研究目标,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联合盈余管理的影响。得出结论：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金融化会促进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联合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仍存在“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应计盈余管理和联合盈余管理的“U”型影响更加显著。提出建议：优化金融机构资源配置效率,拓展企业融资途径和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企业管理层应合理支配企业剩余资本,平衡好经营性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例;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对管理层作出金融化决策行为进行管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政府应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减少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     

股权价值高估、投资者保护与企业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

现有研究股权价值高估企业盈余操纵行为的文献基本上都局限于短期视角,本文以2003-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长期视角考察了股权价值高估企业如何采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手段进行盈余操纵。研究结果发现,为迎合市场预期,股权价值高估企业在初期会采用应计项目操纵手段来调高会计盈余,但随着高估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会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股价泡沫破裂时受到严厉的惩罚,经理人员也会采用真实经济业务操纵手段调低会计盈余,促使股票价格向其内在价值回归。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股权价值高估企业进行盈余操纵的成本将增加,经理人员通过应计盈余管理调高利润及真实盈余管理调低利润的行为将受到显著抑制。研究结果最后还通过了由于股权价值高估与盈余管理变量间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丰富了Jensen所建立的股权价值高估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理论。     

约束条件、IPO盈余管理方式与公司业绩

IPO盈余管理方式一直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IPO企业采取盈余管理的方式有效的保证了企业的业绩。本文通过对IPO企业中的盈余管理方式的分析,探讨了在相关的约束条件下,盈余管理方式对IPO企业的影响。目前,很多IPO企业不仅采用了应计的盈余管理,还深入的开展了真实的盈余管理,真实的盈余管理相比于应计盈余管理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股票发行价格,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对企业的业绩影响也有一定的差别,其中,应计盈余管理主要影响的是企业的短期类业绩,而企业的长期业绩,真实的盈余管理对其影响比较大。     

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

该文首先简单阐述了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而对企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原因以及方武进行了探讨,最后针对过度盈余管理行为提出一些遏制性的建议。     

高管团队垂直对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本文在管理者异质性基础上,运用相似吸引理论,研究了高管团队垂直对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种关系如何受到管理者权力和激励、控制人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长—总经理性别和学历差异会导致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董事长—总经理任职时间差异则有助于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而董事长—总经理年龄差异则不会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垂直对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关系受到了总经理权力和激励、控制人性质的影响.本文为盈余管理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对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乃至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发展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将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按变更原因分为常规变更和非常规变更,按继任来源分为内部继任和外部聘任对上市公司在发生变更当年的和前后年份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选取2008-2010年期间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Jones模型和检验模型,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期间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对于常规变更公司,变更当年可能进行了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变更后一年比前一年更有可能进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②对于非常规变更公司,变更当年可能进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不是显著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变更后一年比前一年更有可能进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③内部继任和外部聘任的公司在变更当年都进行了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但内部继任公司调增的幅度大于外部聘任公司。     

高管报酬、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审计费用——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

本文基于审计费用对不同类型盈余管理的差异性反映,研究了高管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显著抑制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降低审计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反映系数;但这种现象在高管拥有股权激励的情况下表现较弱。尤其是当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较小时,股权激励反而导致高管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增加,提高审计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反映系数。本文通过区分盈余管理的类型,有助于缓解高管报酬有效激励观和盈余管理风险观的理论争议。     

浅议新会计准则下的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盈余管理不限于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该定义将利润操纵以及其它非法行为包括在盈余管理当中;狭义的盈余管理定为会计准则范围内会计方法的选择行为。本文将盈余管理界定在狭义的盈余管理,从企业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着手,分析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的限制以及在新会计准则下企业存在盈余管理的空间。     

债权人会惩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吗?——基于债务融资成本视角的经验证据

现有文献中对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研究存在机会主义和信号传递两种不同的假说。文章利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数据，考察了真实盈余管理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真实盈余管理与债务融资成本呈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管理层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提高当期会计盈余并不会帮助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债务资本，反而会导致债务融资成本上升。因此，债权人会对较高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予以惩罚——对这些企业索取更高的补偿。进一步研究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会对以后期间的公司价值和经营绩效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因此，真实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以牺牲企业未来的发展来满足短期财务目标的短视化行为，而债权人会对这一行为作出负面反应。上述结果表明，机会主义假说更能解释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并且，债权人能够识破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文章还发现，真实盈余管理对债务成本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真实盈余管理对债务成本的正向作用仅存在于非“十大”审计的公司中及企业家诚信水平较低地区，且这一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研究可以从债务成本的角度提供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从而扩展会计信息与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     

新会计准则下企业盈余管理的途径

新会计准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有些具体准则仍然为企业留下了盈余管理的可操纵空间.本文侧重探讨了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可能性的一面,旨在揭示管理层可能的盈余管理途径,以起防范之用.     

自由现金流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以2007～2009年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由自由现金流量引发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是引发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举债对自由现金流引发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交叉上市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研究

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日趋自由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行交叉上市,对交叉上市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捆绑假说是解释企业交叉上市动因的重要理论,该假说认为企业在外部监管较为严格的地区交叉上市,可以约束控股股东和管理层谋取私有收益,抑制公司盈余管理,从而提高公司盈余质量。然而,国内外学者以不同数据和方法对捆绑假说加以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结论。部分研究表明,交叉上市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低于非交叉上市企业,支持捆绑假说,而其他研究认为交叉上市企业盈余质量并未显著高于非交叉上市企业。而且,已有研究大多仅考虑应计盈余管理,忽略了真实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由于其隐蔽性强、会计弹性大等特点而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 交叉上市企业在面临更为严格的外部环境时会减少应计盈余管理,增加真实盈余管理。基于捆绑假说视角,探讨交叉上市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转变。考虑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方式,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和Roychowdhury模型分别估算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发行A+H股、A+B股、A+H+N股的交叉上市企业和纯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通过控制年度和行业的OLS回归方法检验交叉上市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转变,并进一步研究交叉上市企业的上市地对其盈余管理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交叉上市企业倾向于减少应计盈余管理,但其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纯发行A股的上市企业;发行A+H股的上市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均与发行A+B股的上市企业无显著差异;发行A+H+N股的上市企业其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与发行A+H股、A+B股的上市企业无显著差异,但其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这两种上市企业。研究结果有助于增强对交叉上市企业盈余质量的理解,也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经验证据。     

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分析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如何控制盈余管理已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盈余管理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管理层控制权、企业生命周期与真实盈余管理

两权分离导致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公司实际经营信息的流动,使信息使用者不能有效判断盈余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管理层具有自利行为动机,管理层薪酬激励大多依赖于经营业绩指标,管理层控制权的增加使其对公司生产活动、销售活动及成本等的控制能力增加。随着外部监管环境和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较大,被外部发现的概率较高,给管理层带来较大的私有成本。真实盈余管理是企业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这种盈余管理主要通过操控企业的经营活动、成本和酌量性费用等实现操控报告盈余的目的。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从管理层自利行为视角,实证检验管理层控制权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以2003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上市公司A股数据为样本,使用ROYCHOWDHURY模型计量真实盈余管理,以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不同符号组合衡量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采用STATA 11.0软件及多元线性回归加以分析,检验管理层控制权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企业生命周期对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控制权的综合指标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综合指标及维度指标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生命周期对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在成长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更强,显著高于成熟期企业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 研究结果验证了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探析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必要性,丰富了企业生命周期、管理层控制权和真实盈余管理相关实证研究,对于提高投资者保护、降低管理层控制权负面经济后果及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

采用异常操控性项目的计算方法度量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以2003年至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考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对机构投资者明细类别的检验结果发现这种相关关系在投资基金、证券公司、QFII、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这5类机构投资者中均存在,但企业年金、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银行持股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按照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股权分置改革和终极控制人性质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这种相关关系在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中均存在,且相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更强;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整体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     

新会计准则下规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空间探讨

盈余管理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利益影响日益彰显,使其成为目前会计领域研究的焦点。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本文旨在对新会计准则扩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规范盈余管理的政策建议。     

政府失业治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盈余管理

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失业增加和企业盈利下降是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政府失业治理的制度背景分析其影响机理,可以拓展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后果的研究,还可为研究盈余管理的新动机和新特征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估计,并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刻画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政府失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政策选择交互作用的完整过程逻辑,对因果关系的机制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更倾向选择负向盈余管理隐瞒利润或报告亏损,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失业率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就业减少和失业增加,在政府承担失业治理任务的背景下,企业通过负向盈余管理可以获得更多政府就业补贴、税收优惠或减少政府转移的就业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失业治理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对于改革政府失业治理模式、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完善政府补贴政策、提高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改革行政干预导向下的政府失业治理模式,改变政府就业补助资金的投向和分配方式,优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缓解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政策的扭曲。     

盈余管理、金融市场化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

公司在获取银行信贷的过程中会通过盈余管理以满足会计业绩审核要求的行为已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但现有文献尚未研究公司在获得一定的银行借款后是否会继续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得超额银行借款.本文基于该问题, 以2003年～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维度, 考察了盈余管理行为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正相关;进一步, 在考虑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之后, 发现金融市场化弱化了应计盈余管理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的正相关关系, 但增强了公司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获得更多超额银行借款的行为.本文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行为出发, 同时结合金融市场化程度, 拓展了会计信息质量与信贷资源配置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