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制度的价值重述--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在现实当中,一方面法院对外宣传自己极高的陪审率,另一方面公众和学者认为陪审员“陪而不审”。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我们并没有全面地认识陪审制度的价值。陪审制的政治价值的实现是其最终目标,但是诉讼价值是政治价值的基础,缺少对诉讼价值的认识,政治价值便如空中楼阁。因此对陪审制度的诉讼价值进行全方位的认识是很有必要的。     

发现真实与开掘真实--论20世纪90年代报道纪实化的审美走向

新闻审美以新闻的真实美为其核心组成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立于大众文化背景之下的众媒体纷纷借纪实化的报道手法为延伸自身的优势和生命力进行探索与尝试。发现真实与开掘真实是媒体主动的理性审美价值取向与受众客观的感性审美需求暗合纪实化报道手法之特征并在媒体经济运作逐步市场化、独立化基础上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本文着眼于纪实化报道产生的宏观、微观动因及其应用误区 ,从新闻审美机理层面论述了发现真实与开掘真实的审美内涵 ,揭示了它与报道纪实化要形成有机互动的现实意义     

论法官的告知义务--以民事诉讼法为例

告知是法官的一项基本义务,理论界对之研究不多,它具有法定性、程序性、义务性的特征,与释明权紧密相连.告知义务的履行有利于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平等,是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告知义务的规定比较分散,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影响了审判的公正与效率,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证明标准建构的新视角——以发现真实相关理论为基点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证明标准与发现真实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性。如果人们以发现真实的相关理论为出发点,就能够建构一个多层次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既是指承担控诉责任的检察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法律所要求的程度,也是指法官根据既有的法律规范和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准确判断时所需的标准。客观真实只能作为一个理想证明标准,而不能作为具有规范意义的和可操作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实际,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以设定为两种:“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一般标准和“证据确实、充分”的特殊标准。     

初论敌意证人规则——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敌意证人规则以将诱导性询问引入主询问过程中为实质目标,通过灵活地设置诱导性询问的位置,在应对法庭上证人突然"叛变"的情况时,使控辩双方手中的武器始终维持合理的平衡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交叉询问方式在发现案件真实方面的强大功能.     

民商事案件域外取证研究——以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随着涉外案件数量激增,民商事案件中域外取证问题日渐突出。域外取证本质上是民事诉讼中取证制度的一部分,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对此作出基本规定。就域外立法例来看,美国和欧盟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基本模式,前者充分贯彻了当事人主义基本精神,而后者则以职权主义为根基。以这两种基本模式为参照,我国应当综合两者之所长,既要将当事人自行域外取证作为基本取证路径之一进行规制,又要注重强化人民法院基于司法协助途径所进行的域外取证。在建构域外取证制度时,需要从程序规范和评价规范两个层面展开。域外取证的程序规范与评价规范是一体两面的。缺乏程序规范,评价规范便缺乏指向性;而缺乏评价规范,程序规范就会丧失其实质意义。二者共同构筑了我国域外取证制度的整体样态。     

诉讼法案例教学探讨——以司法考试为背景

就诉讼法课程和司法考试诉讼法部分命题的特点而言,在教学中推行案例教学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也为学生通过司法考试走向法律职业创造了条件。具体应用时教师要注意强调学科理论、选择合适的案例教学模式、构建新的考核方式。     

论民事诉讼法的精神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研究存在去精神化的现象,而精神是民事诉讼价值的源头,民事诉讼研究应从制度转向精神。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精神为集权主义和实用主义,应将其转换为程序自由、程序民主、程序人性化,同时构筑民事诉讼法律人精神。     

论刑事诉讼谦抑理论的适用——以少年犯罪审前程序为视角

本文以少年犯罪的审前程序为视角,首先论证了审前程序应该具有其独立的法律价值追求,然后论证刑事诉讼谦抑理念的引入有助于帮助解决我国当前少年犯罪审前程序的各种欠缺,最后论证了在谦抑的视野下,对我国少年犯罪审前程序之构建有借鉴意义的制度包括恢复性司法、少年保释、暂缓起诉等程序,以此作为我国少年犯罪审前程序改革正当化的初步探究。     

"合意"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及其限制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面临有效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司法难题。解决此难题的路径之一就是许可当事人间就证据问题、程序问题、乃至实体问题形成合意,合意在追究犯罪方面更符合刑事诉讼的目的,适应刑事政策的需要,使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合意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方向之一。     

对诉讼诈骗行为的刑法分析

诉讼诈骗现象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种新类型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围绕这类案件的定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分析,诉讼诈骗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定性为诈骗罪.     

真之视野中的亚里士多德逻辑

亚里士多德开创了逻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求真的工具。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真之符合论,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为达到求真,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他的逻辑学说。纵观其哲学与逻辑思想,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是围绕“必然地得出”这一观念形成的,而这一观念来源于其求真思想。求真是逻辑的本质,求真的外在形式表现为推理这一技术手段。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是通过推理达到求真的科学。     

积极谨慎刑法发展观的再倡导——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发展的方向是经久不息的理论话题,积极刑法观与消极刑法观两种立场争执一直难解难分。《刑法修正案(十一)》体现的刑法积极发展趋势,引起了消极刑法观的批评和诘难。积极刑法观与消极刑法观的分歧主要源于刑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两种刑法机能之间的内在紧张。虽然人们喜欢以"积极"和"消极"截然二分来概括刑法发展的立场,两种立场也都不乏理论支撑。但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新旧纠缠与矛盾,理性的分析需要左盼右顾,现代刑法发展中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两大支柱始终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对峙,纷至沓来的问题也不会消停,任何刑法理论都应该具有一定的时代张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应该相互容纳和弥合,消极不应停滞,积极不能冒进,积极发展中仍须审慎。     

论数学真理观的后现代转向

在数学思想、内容与方法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数学真理的现代性开始发生转向,逐步表现出一些后现代特征:数学真理从追求形而上学的目标与价值转向追求相对的、多样化的理论构建;数学真理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性和等级结构的开放体系;数学真理超越了自然真理的范畴,开始生长出一种新维度——可选择性;形式化与非形式化都是获得数学真理的有效手段。     

刑事证明中的客观真实:一种有限度的哲学申辩

客观真实这种事实观在刑事证明中是否具有可实现性,在诉讼法学界成了一个无法说清的问题,这是因为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事实认定的或然性与必然性、认识能否符合事实、事实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四个方面的哲学论辩的粗糙和混乱所致.通过对哲学话语理路的清理,特定意义上的客观真实在某些情形下的可实现性应当得到哲学的有效辩护,相应地,尽管将客观真实作为认定犯罪的最低标准并不合适,但其规范意义仍应受到充分重视.     

从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谈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

诉讼效率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 ,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正是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但反思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存在的一些问题 ,需要以最低公正标准予以完善 ,以促进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以事实为根据——刑事诉讼的定罪基本原则

什么是定罪的法律根据,是近年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新主张处于强势话语地位,而中国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则深陷危机之境.新主张无疑是有问题的,我们有必要重申:以事实为根据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定罪基本原则,它与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原则共同构成了判决原则的一体两面.不过,事实不应只是通常所强调的铁的事实,还包括不一定为真但仍愿意确信为事实的这种事实(观).     

刑事诉讼目的理论简评

刑事诉讼目的是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中外各种目的理论各有不足: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以个人同国家的紧张对立为基础,割裂了程序与实体间的联系;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无论对立或统一,都不能成为刑事诉讼的目的;双重目的论实行了逻辑上有矛盾的二元并立;消解冲突说没有独立的品格.各种目的理论都有工具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