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文化研究院在闽北成立

1993年2月10日,福建省武夷文化研究院在闽北南平市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省、地领导和专家50多人。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何少川,省委常委、中共南平地委书记赵学敏及老同志温附山等在会上讲了话,部分专家就武夷文化的内涵、历史发展,历史地位及现代应用价值等问题开展了学术讨论。与会者认为,闽北是福建省开发最早、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北武夷文化,以古越农耕文化为基础,以朱子理学为核心,融海洋文化与中原文化于一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福建乃至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著名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蔡尚思先生认为,武夷文化与泰山文化有着同等的价值,在学术上给     

对宋代闽北文化全盛的思考

福建文化最为灿烂的时期应属宋代。而福建宋代文化最为辉煌的地区首推闽北。闽北在宋代由于一系列特型文化的出现而光耀夺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为什么这些文化一经产生便有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文化生态、政治背景及文化传统三方面,对宋代闽北文化全盛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宋代是闽北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闽北文化除了朱子学和法医学属于世界文化之林而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之外,还出现了茶叶文化、制陶艺术、史学、文学等影响和丰富中国文化的特型文化。     

继承八闽文化遗产 建构福建特区文化

福建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众多溢彩流光的古代文化。如远古时期的几何印纹陶,宋代的教育文化,明清之际的航海技术、闽北刻书业等,均享誉海内外。同时,也涌现出无数彪炳史册的历史文化名人,象朱熹、郑樵、李纲、李贽、李光地、林则徐、严复等,皆名闻天下。因而,福建在历史上曾被人称誉为“海滨邹鲁”,我国著名的思想史专家蔡尚思教授曾吟道：东周出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当然,福建地方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由于福建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地方文化的发展也具有…     

论武夷文化的现代应用价值

从商周至现代,有四千多年人类历史的闽北,武夷文化积淀十分丰厚,素有“理学名邦”、“道南理窟”之称。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整理、研究、发掘、运用武夷文化,找寻武夷文化和经济建设新的结合点及生长点,促其健康迅速地繁荣与发展,是亟待研究的课题。笔者拟就武夷文化的现代应用价值作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一、开放与开发并举,促进旅游文化发展。武夷旅游文化拥有数千年的历史。如何合理开发利用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是加快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旅游业以及第三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首先,要积极挖掘闽北古文化。把朱熹及一大批理学家的著作、墨迹、画像和放     

碧水丹山游武夷

福建武夷山风景区方圆70平方公里,属典型的丹霞地貌,素有“碧水丹山”、“奇秀甲于东南”之美誉,其景色被概括为“三三六六”,“三三”指盘曲山中长约9公里的九曲溪,“六六”指的是夹崖森列的36峰和99岩。武夷的风景精华在九曲溪,     

唐代福建的经济开发

福建地处东南一隅,与中原山海阻隔,迟迟得不到开发。福建的开发,是从闽北开始的。继之,人们沿闽江顺流而下,并随着闽浙海路的逐渐开通,使开发范围扩展到闽东。与此同时,闽南的晋江下游也渐次得到开发。此外,江西南部和闽北的移民,也开发了闽西的部分地区。这就是汉至隋福建开发的大致经过。由于福建多属山地丘陵,到处覆盖着荆棘林莽,农田垦辟投入的劳动量远比一般平原地区要多,而唐以前福建人口密度又远低于黄河、长江流域诸平原,作为古代生产力发展基本要素的人力资源,就显得更加不足,生产力水平     

纪念朱子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述要

由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福建省闽学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纪念朱子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于10月21日至24日在福州和武夷山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以及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南朝鲜、新加坡、泰国、香港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知名人士200余人参加了这一国际学术盛会.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120多篇.     

闽越冶都不在今福州再证

《福建论坛》1984年第3期发表彭文字同志《关于闽越王冶都的刍议》一文(以下简称《刍议》),认为汉代闽越冶都应在今福州市,对于这一传统说法,笔者不敢苟同,现从几个方面列举例证加以比较和论证。一、闽越军事重镇在闽北而不在福州。闽北山区地连浙赣,武夷、仙霞贯穿其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就是兵家入闽必     

论宋代闽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闽北为福建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新近发掘的古汉城遗址(在武夷山市城村附近),便以众多的珍贵文物,使人形象鲜明地想见汉代闽北文明。晋东渡后,中原文化逐渐南移。著名南朝文人江淹(444—505)曾在此任吴兴(今浦城县)令,写下了包括《别赋》在内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名作。有唐一代,闽北即拥有剑浦(今南平)陈陶这样著名的诗人。他的《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至今传诵,成为人们反对不义战争时经常引用的诗篇。到了宋代,闽北文风益见昌盛。《嘉靖建宁府志·卷四》说:     

福建有否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

这个问题史学界有争论.蒋炳钊同志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今年第1期发表《关予福建奴隶制和封建制问题的讨论》一文,论述福建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他认为弄清福建百越民族的印纹陶文化的确切年代,是解决福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一把钥匙.印纹陶遗址在福建各地都有发现,这种陶器以表面印有几何印纹纹样为特征,有的外表还加釉,其烧造比起泥质或夹沙陶器需要较高的技术;而且在印纹陶遗址中,还伴随出土青铜器,这种青铜器在闽北、闽西、闽南、闽东、闽中均     

清代前期福建地域间基层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

过去一向认为：宋代以来，家族制度随着中原移民被带入福建，即福建的家族源于中原。可笔者在翻检有关清代前期福建基层社会管理的史料时，却觉得家族发展在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地位，在家族组织之外，还有其它类型的社会管理组织，这表明家族发展除了与中原文化传统有关外，更与当时福建各不同地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连。闽北是北方移民移入福建的第一站，进入福建的移民往往首先便在人口稀疏的闽北地区落下脚来，并开始依山垦田，延续以农为主的生产方式。由于闽北地处山地丘陵，“四乡之田依山者多，平地者少，民所耕之田与…     

从牙璋看我国商周时期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以四川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东部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古越族的重要支系闽越族,在古蜀文化渐进的历史进程中,这两支区域文化互相交融,在东南乃至福建地区形成若干地方特色。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漳浦地区所发现的牙璋等文物,成为古蜀文化与闽越文化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本文从福建与四川两地出土牙璋的异同点出发,论证商周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东部·福建

福建的漂流以丹霞地貌的武夷山为最。在武夷山的清舟漂流中特有的皮划艇漂流中绝对能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惊险与刺激。而在长泰马洋漂流中也一定也能找到皮划艇漂流竞赛的刺激![编者按]     

徐夤《尚书惠蜡面茶》之“尚书”考论

晚唐五代知名作家徐夤的《尚书惠蜡面茶》是福建暨武夷茶文化史上最早的咏茶诗,对研究福建及武夷茶文化的早期历史极具史料价值。     

打造闽北"中国绿谷"

根据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精神,借鉴"硅谷"、"光谷"等概念,从顺应世界绿色产业发展趋势,发挥闽北独特的生态优势和其它有利条件出发,提出打造闽北"中国绿谷"的战略构想采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培育发展以闽北为中心,环绕武夷山脉,联合浙西南、赣东北等地区,以绿色食品产业集群为核心,绿色农业、生物医药产业、绿色旅游业等其它绿色产业为互补,有知名区域品牌和中国南方特色,在国内外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绿色产品、绿色产业、绿色经济聚集区.     

论隋唐五代福建的开发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

隋唐五代是福建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此前的福建人口稀少 ,文化落后 ;而在五代以后的福建 ,则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闻名于东南。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 :中唐以后 ,在全国逐渐进入战乱时期的背景下 ,福建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局面 ,北方民众纷纷南迁入闽 ,他们与本地越人后裔融合 ,逐渐形成了福建文化的基本特征———将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融铸为一体 ,并形成自身的区域文化特点。福建区域文化的形成应是在五代的闽国时期     

纪念朱子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由中国孔子基金会、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福建闽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纪念朱子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于10月21日至25日在福州和武夷山市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以及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南朝鲜、香港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共15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朱熹学说的丰富内涵、朱熹思想的历史地位、朱熹思想的世界影响和当今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道南理窟”重围中的一次文化更新——试论郑善夫在明代中期福建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诗人郑善夫(继之)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福建文坛沉寂的时期。南宋以来福建地区(主要指沿海四平原和闽北与赣、浙交通走廊两侧盆地)蓬勃发展的城市文化形态,如元末明初以林鸿为首的“闽中十子”诗派,崇尚盛唐诗歌所开创的反拨理学、自由表现丰润情感的风气,在以道德立国的明初统治者一系列强化伦理政治的严酷手段面前,几乎被扼灭殆尽,并逐步被代之以“平正典雅”的宫廷审美风致,从而直接导致了台阁体在永乐至天顺(1403—1464)六十余年间的一统天下的局面。与此同时,由于福建与内地隔绝,使这一曾经孕育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地区,容易在自身复合的文化性格中形成内在的尖锐冲突,因而比之其他沿海地区,其新的文化因素的复苏和发展就更多了一层困境。当时莆田的孔端仪,著《考亭渊源录》力排王学;建阳的杨道昭,晋江的理学家们对白沙之学、阳明之学的排斥、抵制,都有力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生育状况变化的实证分析——以福建地区数据为例

针对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生育情况变化而进行的实证研究,文章选取了作为我国各项生育政策试点的福建地区的数据作为研究资料。以改革后福建地区生育政策发生的根本的方向性调整以及近期"二胎"政策的推出为研究背景,以福建省的生育状况为案例,通过检验福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同当地生育率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评估福建地区生育状况的变化情况和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通过检验Easterlin生育模型在福建地区的适用性,来分析福建地区生育情况变革的动因和机制,明确生育政策在其变化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适用于福建地区的生育状况变化的模型,进而抽象出了我国生育情况的变化特点、特征和在其变化过程中,生育政策的重要影响力。     

从"吾道南矣"至"道南理窟"--福建区域文化的承接与创新

福建区域文化对河洛文化的承接与创新,顺应了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间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趋势。“吾道南矣”表明中华文化文脉的向南延伸;“道南理窟”的形成,表明以朱熹为代表的福建及南方诸省学者继往开来,以儒学为主干,吸收融汇佛、道思想,创新儒学,完成中国文化重心完整南移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