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无悲剧及悲剧的本质属性问题简谈

学界关于中国有无悲剧的争论,症结所在是对悲剧本质属性的认识问题。从西方对“悲剧”概念的诸多解释中可以确定,亚里士多德所谓“悲剧”,其本质属性应当是:关于“好人”的“‘痛苦’的、‘不幸’的故事”。据此本文认定:中国存在着在本质上与西方一样的悲剧作品。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

悲剧是由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个要素构成的 ,但这两个要素并不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从悲剧意识而言 ,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不是更少于西方文化 ,恰恰相反 ,全部中国文化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的这种悲剧意识的基础之上的 ,都是建立在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悲剧性分裂和对立的观念之上的。悲哀 ,是中国文化的底色 ,但在这个底色之上 ,中国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是通过抑制激情、抑制悲剧精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分化及二者之间的复杂组合 ,带来了中国悲剧美学特征的复杂性 ,同时也带来了全部中国文学审美特征的复杂性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下篇)

悲剧是由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个要素构成的 ,但这两个要素并不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悲剧意识而言 ,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不是更少于西方文化 ,恰恰相反 ,全部中国文化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的这种悲剧意识的基础之上的 ,都是建立在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悲剧性分裂和对立的观念之上的。悲哀 ,是中国文化的底色 ,但在这个底色之上 ,中国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是通过抑制激情、抑制悲剧精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分化及二者之间的复杂组合 ,带来了中国悲剧美学特征的复杂性 ,同时也带来了全部中国文学审美特征的复杂性     

“怨”与屈赋的悲剧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中“怨”的基本内涵,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基调,屈赋所体现的“怨”的悲剧本质及其封建消极性,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悲剧审美的精神底蕴。     

论中国话剧悲剧意识的时代语境

中国话剧初期创作笼罩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识。从当时国内、国际的时代语境来说,中国大转型时期社会观念的颠覆与重建与西方悲剧意识的影响与渗透应是中国话剧悲剧意识的主要成因。悲剧意识的形成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大团圆”模式,成为中国话剧初创时期的主导艺术特色。     

论曹禺与奥尼尔的悲剧观念

曹禺在剧作中以变形的方式来思考宇宙间的“神秘力量”和人生困境 ,力求探寻、确认悲剧人生的意义。这有助于把中国现代悲剧意识和悲剧艺术发展到新的高度。本文从接受主体曹禺出发 ,分析他对奥尼尔悲剧观念的接受与变形及其原因     

论唐君毅的中国悲剧观

唐君毅的中国悲剧观经过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早期认为中国缺乏悲剧,后期认为中国悲剧是不同于西方悲剧的独特悲剧,是一种悲剧而又超悲剧。中国最高的悲剧意识及超悲剧意识,这种超悲剧意识可以称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     

“悲剧”的命名及其后果——略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

现代汉语词汇“悲剧”可能是个外来词,原本是日本文化界为翻译“tragedy”而新造的一个日本汉语词.这个词大约在20世纪初被留日的中国学者习得并引入中国.由于未意识到该词外来语的性质,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之可能存在望文生义之处,过于重视悲惨故事和悲惨结局在“悲剧”文体中的决定性作用.20世纪初,中国学界普遍的救亡图存的心理对此种中国式“悲剧”观念的流行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当中国学界以“悲剧”指称“tragedy”时,“悲剧”不复是“tragedy”的简单译名,而是将“tragedy”命名为“悲剧”,“悲剧”这个现代汉语词汇自身固有的多种中国式的意涵成了理解“tragedy”的先决条件.由是,产生了学界关于悲剧的诸多争议.就汉语语境来说,“肃剧”是对“tragedy”更为恰切的译名.     

中西古典悲剧结局的比较及其文化渊源

中西古典悲剧在结局处理上有截然相反的特点 :中国古典悲剧大多是以“大团圆”来收场 ,意在满足观众正义感的心理需要 ;西方古典悲剧则大多以悲惨结局收尾 ,意使观众体会到强烈的崇高感。中西古典悲剧结局区别的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 ,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 :中国古典悲剧的正义感的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中国文化中无往不复的宇宙运动观和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及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西方古典悲剧的崇高感则与古希腊文明史分不开     

论《水浒传》的悲剧意义

《水浒传》“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剧性内在于“梁山”自身。蕴含于“梁山”首领宋江形象中的忠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与蕴含于“梁山”群体形象中的义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之间的同构互渗,是构成《水浒传》悲剧性质的基本根源。从整体性的高度看,《水浒传》又是统治者与叛逆者共同的悲剧,这是由二者共有的两种悲剧性内涵（悲剧的实体性内涵：社会与历史周期律之间的冲突,悲剧的观念性内涵：人性与奴性的冲突）所决定的。而从作者的观念世界与《水讲传》小说世界的内在联系看,水泊“梁山”既是作者抗上意识的行化,也是作者乌托邦理想的折射,同时也是作者忠义价值观念的投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水浒传》的悲剧也就是作者施耐庵观念的悲剧。     

梁实秋与中国现代戏剧悲剧意识的演进

王尔德的悲剧《莎乐美》在中国上演后 ,引发过梁实秋与田汉之间的一场论争。论争的主要焦点 ,是如何看待《莎乐美》所携带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观。梁实秋不仅意在批评王乐德与剧本 ,更是要通过批评进而“清算”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如果说 ,田汉代表着陈独秀以来新文学中“主流”的声音 ,梁实秋则代表的是新文学中“非主流”的声音。梁实秋的某些说法及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有倾向性的介绍 ,是对《莎乐美》携来的“新道德”的一种质疑 ;同时 ,也是对中国“摹仿”者的一种提醒———一种以“非友善”面貌进行的有益的提醒     

中西悲剧价值之比较

中西悲剧价值存在很大差异,西方悲剧价值在于由恐惧与怜悯而引起的净化心灵的崇高审美,中国的悲剧价值则在于由于合乎情理、伦理而得到的道德感化——一种高台教化的“善”的审美。两者的差异是由不同的文化渊源、艺术观念造成的。     

庄子悲剧意识及其超越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缺乏西方式的悲剧精神,却具有庄子式的悲剧意识.庄子悲剧意识不同于西方式奋斗、挣扎的悲剧精神和基督教的"救赎”,而是通过"忘”来"体道”.这是一种高级的"自欺”.正在现代化的中国要走出这种"自欺”,去勇敢面对人生的真实并在现实生活中承受它.     

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新探

本文分三个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的内容及其在美学史上的意义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对争议较多的“历史的必然要求”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悲剧的类型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阐释 ,提出了马克思评价悲剧人物有两个维度 :一是历史维度 ,二是伦理维度     

奥尼尔的社会悲剧观--兼评社会悲剧《长日入夜行》

尤金·奥尼尔的社会悲剧《长日入夜行》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剧作家讲述 了普通美国人的家庭悲剧故事,反映了“小人物”的苦难和由此产生的反思,即从悲剧世界终极力量的 高度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探讨了人的价值和尊严无可挽回的失落以及产生现代人生存困境“究竟 是谁的错”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社会问题,对于现代人认识人与家庭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而战胜现代 人生存困境的张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艺术手段上,悲剧机制的充分体现,使原本平淡无奇的故 事产生了惊人的悲剧艺术效果;在悲剧的审美价值上,由于主客观的相互作用,使原本是普通百姓的故 事,震撼了整个文学界和世界的同代人。借鉴奥尼尔的悲剧观,对于繁荣我国的戏剧事业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浅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兼论古典悲剧中的因果报应问题

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模式，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产生的符合中国人民欣赏习惯的悲剧结局方式，它表现了我国人民美好的愿望和乐观的精神，并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古典悲剧中的因果报应情节，不仅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还有其惩戒和教化功能。     

悲剧美感的根源探析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悲剧的理论,与之相比,对于悲剧美感来源的探讨是不足的。先贤时彦间有论述,但大多语焉不详。厘清西方悲剧学说中关于悲剧美感根源的论述,从悲剧艺术本身以及基于"生命一次性"的思考两个方面来探讨悲剧美感的来源问题,能够使我们理性认识悲剧美感来源,反省当代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缺失,并唤起我们对悲剧美感培养和悲剧教育的重视。     

悲剧的历险——论曹禺悲剧艺术的发展衍变

深邃的悲剧意识铸就了曹禺悲剧艺术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这种独特性和丰富性同样表现在曹禺悲剧文本的艺术范式与美学风格上。曹禺“人样生活”理想追求使其确立了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两种主视角 ,其悲剧艺术发展表现为 :从内在冲突向外在冲突转化 ,从“高调悲剧”走向“低调悲剧” ,从悲剧向喜剧偏移 ;从灵魂的戏剧走向生活的戏剧 ,由激越走向哀静     

试析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悲剧的必然性

1959年庐山会议由纠正“左”倾转向反对右倾。这次逆转对中国当代的建设事业,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场悲剧,对会议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更是一场悲剧。本文从毛泽东的决策权、彭德怀在人际关系上的弱势等方面,论证了悲剧的产生绝非偶然,有其必然性。     

试论阮籍的人格悲剧

阮籍是人格颇为复杂且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他“心”与“迹”有异，“才”与“性”相离；行为上“慎”与“狂”兼具，“真”与“伪”同体；作品则外在风貌与潜蕴内质有别，以至相悖。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阮籍的人格悲剧，也就成了客观公正评价阮籍的前提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