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匏有苦叶”臆断

古今研究《诗经》者,公认为《匏有苦叶》与婚姻爱情有关。例如《诗序》云:“《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毛传》、《郑笺》、《孔疏》认为这是讽刺卫宣公和宣姜(或夷姜)的诗。朱熹《诗集传》说“此刺淫乱之诗”,只是改“刺宣公”为泛指。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匏有苦叶》是“刺世礼义撕灭也”,也是从婚姻方面解说的。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虽然说这是“邶人刺管权之诗”,但又说     

方玉润的《诗经》研究——《诗经原始》读后

方玉润(1811—1883),云南宝宁(今广南)人。著有《鸿濛室丛书》三十六种,《诗经原始》是他晚年的著作,也是他最有价值的一部学术著作。在清代的《诗经》专著中,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崔述的《读风偶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被公认为是“独立想考派”的代表著作,其中以《诗经原始》最具创新精神,在“诗经学”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一、方氏论诗的主要观点     

“诗无定解”臆断

所谓“诗无定解”,意思是说:对于诗的解释不会有一致的定论。“诗无定解”的语意,初见于清代人方玉润语。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的“前言”中引述了他的话:“例如《伐檀》篇,尽管‘二千余年纷纷无定解’(方玉润),今天读者的看法却渐趋一致”。显然,“诗无定解”中的“诗”,不是通用名词,而是专有名词,是指《诗     

方玉润及其《诗经原始》研究述评

在梳理近百年方玉润及《诗经原始》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方玉润生平及著述研究、《诗经原始》版本、文献研究、诗经学特色及诗学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和研究进程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提出了《诗经原始》研究发轫期、高峰期、转变期、成熟期的基本时间分期。     

读《国风诗旨纂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杰作。但是,这部闪烁着绚丽光彩的文学瑰宝,自其诞生之日起,特别是汉代以后,就常常被曲解,甚至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前人所谓“两千余年纷纷无定解”(方玉润《诗经原始·伐檀》),“六经皆厄于传疏,《诗》为甚”(林希逸《诗辑序》),“《诗序》害《诗》……乱《诗》本意”(朱熹《朱子语类》),说的正是此意。因此,后人读《诗经》颇有难感,清人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中,列举了八项读《诗》之“难明者”。其实我们今天读《诗经》感到困难的地方何止八项,在这些困难中,除了文字艰深难明,音韵异代不同之外,最难把握者当属诸诗之旨,异说纷呈,真假混淆,不唯令初学者无所适从,就是学已有成者也难下定论。这是因为     

方玉润生平事迹及著述辑证——兼论《诗经原始》的诗学观

方玉润是清代著名诗经学家,其《诗经原始》一书对后世诗经研究影响极大.在详细考辨方氏生平事迹及著述的基础上,力图廓清其学术渊源,并还原其诗学观的本质.     

《蝃(虫东)》正解——诗旨辨说之一

蝃(虫东)东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 远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 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古代治诗者对此诗旨意的理解,可归纳为如下几种: 一、“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这是《毛序》的说法。二、“刺奔女也。”认为是讽刺女子私奔的,以三家诗的《韩序》为代表。三、认为这首诗是“代宣姜答《新台》的,是刺卫宣公的,方玉润《诗经原始》持此说。     

方玉润年谱

清代学者方玉润(公元1811—1883年),云南广南人。①诗书画俱负盛名,尤其所撰《诗经原始》一书更为有清一代诗经学之名著。然而方玉润性格孤介,久居陇州(现陕西省陇县)为一小官,声名不播,事迹传世殊少。近代学者梁启超、胡适等距其卒不过数十年,读《诗经原始》时已不详方玉润生平,则其事迹不彰可知也。笔者2005年赴陕西访学,偶见方氏著作、日记残稿数册,又翻阅清末以来陕西、云南地方志十数种,并亲赴陇县县志办、档案馆查阅旧志,实地考察,钩稽史料。兹根据已掌握的可靠资料,编成其年谱,略述方玉润生平事迹以彰其学,并订正有关方氏生平记载疏…     

方玉润著目考略

方玉润是清代著名诗经学家,其《诗经原始》一书对后世诗经研究影响极大,但学界对其生平思想及著述情况的系统研究一直付之阙如。详细考辨方氏生平著述,对廓清其生平及学术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关雎》与古代婚礼重别论

一《诗经》是诗经时代的文化产物。较诸汉魏以降甫成风气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诗经》的作者,实际上只是以诗歌语言的始初形式对当时人们的社会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进行一种直接的和真实的记录。惟其为是,故有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季札听乐而知盛衰。方玉润认为,这说明“《诗》之有关国政也久矣”,而“汉唐后作者虽多,然皆徒逞才华,藉抒怀抱而巳,非皆有关国政也。”闻一多先生在一次题为《诗与批评》的演讲中也有类似说法:“《诗经》时代只有社会,没     

《诗经·风雨》诗旨辨析

历代对诗经《郑风·风雨》一诗的题旨解释,大致有三种:《毛传》传统认为,此诗旨在“乱世则思君子”;朱子解为“男女淫奔”之诗,现代人则舍去朱子之道德偏见,认为此诗表达了寻常正当的男女相悦之情;方玉润解为怀念朋友之诗.三种解释的差异取决于如何理解诗中的“君子”.透过对“君子”的辨析,可以得出对此诗主旨的三种不同理解,但这三种理解未尝不可合而为一.     

诗话诗经学

研究清代诗学者,通常就虞山、神韵、格调、性灵、桐城、同光诸流派递衔而说其理论,很少注意到这些不同流派的论者几乎都对《诗经》有所探讨。研究《诗经》的学者,则只留心经学笺注考证之成果,集中讨论陈奂、姚际恒、胡承珙、方玉润一类经师之著作,而不知各诗话中存有着大量论《诗》之言论。本文考述《清诗话》、《续清诗话》所载资料中之论《诗经》文献,以补历来研究者之阙。观察清代诗话中数量惊人的《诗经》论述,我们发现它乃是宋明以文学角度解释《诗经》这个传统的强势发展。不但尊《诗》以为文学之本源、典范,亦以此破经生之迂执。强调《诗》须作诗读,应注意其比兴寄托,阐发诗语言的奥秘,亦由此深入处理了唐宋之分、诗文之辨、正与变、情与理、意与法等理论问题。许多观点足以与现代文学理论相印证,更是深入了解清代诗学不能不重新审视的一条线索。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 ,对诗歌内容的诠释 ,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 ,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 ,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 ,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 ,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诗经研究述评

诗经研究述评，偏重于从古至今的历史性的介绍，力图能比较客观地勾划出诗经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面貌。同时也拟对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看法。先秦的诗经研究《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之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才被列为经典著作，始有《诗经》之称。但《诗经》在先秦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左传脂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大臣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崇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又据《左传》的记载，季扎到鲁国观乐时，对《诗…     

《诗经原始》成败之我见

《诗经原始》是近代诗经学的一部名作,也是云南历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它的价值在于:突破了《诗大序》和朱熹等前人的旧说,把《诗经》从牵于具体历史事件和"诗教"的旧说拉回到诗美学的道路上来。但它也有一些倒退,这与作者的封建卫道思想和生活见闻的局限有关。     

是文学批评还是代圣人说教？——《诗经原始》诗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略

《诗经原始》在思想上以“思无邪”为“始意”,以“温柔敦厚”为标准,以“兴、观、群、怨”为旨归,提倡“循文按义”;在方法上以章法分析为基础,以字句研炼、虚实、情景等为辅助,推论诗人作诗意旨。其文学方法意在服务于诗教目的,故《诗经原始》并非是一部关于《诗经》的文学鉴赏类著作,而是一部旨在探求和恢复《诗经》诗教内容的经学著作。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螽斯小考

本文要考证《诗经》所载螽斯科昆虫螽斯、草虫、阜螽、斯螽和莎鸡等的虫属分类、雌雄配偶、俗称和统称等，以纠正目前的聚讼纷坛的混乱状况。一、台斯、蚣与蝈蝈合斯是（周南·螽斯）描述的一种昆虫，（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和方玉润（诗经原始）等古人注疏，陈子展（诗经直解）、金启华（诗经全译）等今人的注译本，都认为党斯是专有名词，笔者同意这种观点。虽然这些著作都认为螽斯为一种昆虫的名称，却对其虫属分类有螽蝗两种不同的看法，笔者倒很赞赏陈子展（诗经直解）注：“台斯，届昆虫直超目合斯科。雄者长寸许，绿褐色。前翅…     

明代《诗经》“汉学”研究论略

传统认为“汉学”盛于清世 ,实则在明代中叶就出现了“汉学”运动。《诗经》的复活 ,旨在打破朱子《诗》学的一统天下 ,寻求诗的原始意义。其间出现了三个流派 ,即尊序抑朱派、杂采汉宋派与辨正汉说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对朱子《诗》学进行了冲击 ,为明代《诗》学带来了新生机。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