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的叙事视角模式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于“说话” ,受其影响 ,存在着一个说书人叙述格局传统 ,导致了白话小说文本叙事的拟对话模式以及叙事视角的全知与限知动态结合模式。拟对话表现在形式上大致是虚拟对话场景和阐释典章制度及民情风俗等 ,直接与读者 (听众 )交流、沟通。“三言”故事都是在全知的前提下 ,作者保留、延宕某些信息而成限知 ,限知和全知视角形成动态组合 ,但易出现视角越界现象 ,造成艺术上的疵漏。     

"文学"的还原与对话--读褚斌杰先生《楚辞要论》

还原与对话是对传统学术在现代转型中所造成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潜性断裂的反思,其本质上是对传统精髓的延续.古代文学研究要走出20世纪的阴影,还原与对话的双重作业是一条出路.     

"学生主体"的哲学论说

实践唯物主义是将学生从主体方面来理解的.在教育活动中,学生与教师形成了主体间平等、创造、互惠、开放和和谐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其本质是教育主体与"实践的现实的世界"对话.在对象化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学生主体不断丰富着自己的本质力量,发展着人的主体性,从而也实现了现代教育的价值.     

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范式"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究的启示

在当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对话范式"一跃成为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等主张只是揭开了当代西方哲学对话范式这首交响乐曲之序幕的话,那么马丁·布伯的"对话主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话伦理学"则以共同的理论旨趣把这首交响乐曲推向了高潮与极致。对话范式不仅是诸多人文学科走出自身困境的不二法门,同时也是中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重构的新的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时代进行"问题式"对话,与不同哲学形态进行"交往式"对话,与解释者进行"解释学"对话,才能使自身勃发生机与走向当代。     

社会交往中"对话"的实现

“对话”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对话只能在个体差异被充分承认、且实现了个体相互交往的平等、并在相互倾听基础上相互理解的条件下产生。这几个方面是对话产生的必需条件,而这些必需条件的实现受诸多因素影响,因而,对话存在着,但不是必然存在。     

"位育论":一条寂寞的社会学本土化路数

作为生物学与社会学对话的重要成果,"位育论"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予以反省,同时也纠正了西方演化论思想所可能引发的错误,包含了一种美好的重人道社会理想.作为一种学科对话的理论范式,它超越了个体与社会的对立、静态与动态的对立、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对立、传统与西方的对立,它的提出在社会学理论发展上是一种创新."位育论"昭示着生物学演化论思想和传统中国文化结合的一种路数,虽然只是一条寂寞的路,但却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种难能可贵的探索方向.     

政治发展视野中现代政治文明间的"对话"

从过程论的角度论述了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具有某种同一性,都意味着向更进步、更制度化的政治体系迈进。这种逻辑关联为现代政治文明间的"对话"提供了相应的理论背景。从政治发展的层面上看,有诸多因素促进了现代政治文明间的"对话":政治文化的特质及其建构的过程;政治参与的"放大"及"全球治理"的提出及实践;政治体系功能增强的过程。这三个方面是政治发展的重要表征,同时也为政治文明的"对话"提供了契机和动力。     

"和而不同"与"天下"观——儒家对话自由主义的生命社会观

自由主义生命观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饱受诟病,以原子态个体存在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社会观,难以良好地处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社会观思想具有与现代生命进行有效对话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其中,"和而不同"的生命观不但对异质生命具有巨大包容性,而且具有刚健守正的固本精神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天下"观立足于个体的超越性,在组织上给予生命以多层性和系统性的依存感.     

"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影响研究

在“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就不能局限于单一文化的眼光,要积极开展跨文化的多维对话,在不同文化双向往来和互相认识中互补互动;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中国文学被“异”文化吸纳、接受的事例,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镜”,对推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总体中的对话,有直接和积极的意义。     

当代"法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几个向度

在当代的"法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中,除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外,新马克思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后现代法学、经济分析法学、现代法律诠释学同样参与其中.不同的研究向度决定了"法与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认识,而这些研究向度之间又存在着沟通、对话及相互影响.     

"新启蒙"与"后启蒙":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

当下学术界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各视其是将启蒙与现代性关系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平台。在对启蒙的态度问题上 ,新启蒙的建构与后启蒙的解构历历在目。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如何在心平气和的前提下进行实质性对话。就两套启蒙话语所持的路径而言 ,这一“正”一“负”的启蒙价值取向恰恰是应对反启蒙思潮的双刃剑。新启蒙和后启蒙的正负关系本质上不是对立的 ,它们理应形成互动、互补与圆融的格局。作为一个思想史命题的两个面向 ,反启蒙才是它们共同警惕和防范的对手。     

从"独白"到"对话"——试析广播电视新闻表述方式的变迁

回顾我国20多年来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的历程,不难看出,由于切实贯彻了“对话”式传播理念,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传播效果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广播电视新闻的表述方式更是经历了从“独白”到“对话”的漫长旅程。通过对新闻表述方式转变的回溯和梳理,本文认为,进一步贯彻“对话”传播理念是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改进乃至传媒改革的必由之路。     

我所理解的"集体话语" 和"个人话语"

集体话语既可以为个体"在场"提供参照坐标和价值认同的可能性,也可能引导个体在他性的效仿中逐渐丧失我性的参与和创造,走向傀儡生存.个人话语在拒绝媚俗的旗帜下,部分地疏离了集体的声音,但很难想象对集体话语作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二者之间,有对抗,也有对话.     

从"独白"走向"对话"——伽达默尔对现代性的一种批评与超越

"独白"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独白是建立在抛弃一切前见的基础上的,然而,根据伽达默尔的研究,前见是无法抛弃的,因而独白乃是现代性的狂妄虚构,我们必须以对话取而代之.伽达默尔批判独白、提倡对话,但他所倡导的不只是一种言说方式的转变,而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革,是现代性的超越.     

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有关"道理最大"的对话之意义,在于它反映出当时决策层施政措置中明显的理性趋向."道理最大"说建立起一种独立于君主欲念之外的客观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君王至上"体制的一种精神限制.而经士大夫筛选,寄托着他们理念的"祖宗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对时政的不满与变更的愿望.     

穿越中西方象征诗林的"鵩鸟"与"OWL"——《鵩鸟赋》与《猫头鹰与夜莺》中的"猫头鹰"意象之比较

文章对中国西汉贾谊的<鵩鸟贼>与中世纪英国匿名诗人的中古英语代表性辩论诗<猫头鹰与夜莺>中的"猫头鹰"意象作了深入比较,对诗赋中的"猫头鹰"意象的文化原型与象征意蕴、文化耦合与文化差异及文化传播与中西对话进行了跨文化解读,批判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     

"欲望"理性化叙述的盲视--"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前瞻性思考

"五四"时期,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姿态,与新文化运动进行对话,前瞻性地提出避免西方偏于物质文明的弊病,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营造的精神世界,在东与西、古与今更为宏阔的背景下追思人类的心路历程,探讨欲望与文化的难题,对精神文化的发展路向作出了富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阐释.     

试论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的四重理论限度

作为一种哲学语言学转向以后的普遍主义伦理样态的对话伦理学,虽表明了哈贝马斯在伦理诉求和解决多元社会冲突的基本旨趣上独树一帜、别具匠心的运思,但是也存在其有待突破的几个理论限度,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话伦理学过分夸大了"语言"的决定作用,二是对话伦理学混同了"规范的正当性"和"道德的应然性",三是对话伦理学忽略了对话参与者在达成规范共识的对话过程中所存在的"知识占有量的差异"问题,四是对话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内容空泛"与"乌托邦"之色彩.对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理论限度的揭示不是为了对之加以否定,而是旨在开拓其可以更进一步发展的致思路向.     

是"公共能量束"而非"公共能量场"在解决着我国"焦点事件"——《后现代公共行政》评述兼议我国"拐点行政"走向

话语理论代表了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话语理论中,解决行政问题需要在"公共能量场"上完成.对近年来我国18起典型"焦点事件"进行定类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后现代性在我国公共行政领域中已非常明显.但由于"拐点时期"管理情境的特殊性,话语理论在我国具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即零星对话→公共能量场→公共能量束→公共行政议程→结果,根据该规律,我国"拐点行政"有两种走向,即"审议行政"与"民意数据挖掘".     

"学衡派"文化寻际的反思

"学衡派"的文化理路得自美国思想家、文学批评家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了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对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批判具有一定的理性反思,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参与世界文化对话中,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但"学衡派"文化取向上的非政治化法则与过分注重道德规范的建设,使其在现实中仅辗转于理论层面的论证,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