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合法性基础初探

维持政治秩序的持久稳定,政权合法性必不可少.政权的合法性程度越高,它所获得的民众支持也就越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是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新型政权形式."三三制"政权广泛而深厚的合法性基础,帮助它胜利完成了领导人民抗击外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战时任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日后的政权建设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     

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分析架构及实现途径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愈益突出。社会的发展、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变化中的公众期望使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可以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政权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确立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并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把政府转变为公共政府;建立广泛的协商机制等。     

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特色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与繁荣,加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权面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邓小平强调:经济绩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取向。     

“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略论中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现实逻辑

后发国家的优势之一,是可以有比较地设计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避免历史上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问题。然而在现实政治过程中,这种设计往往需要和社会基础、执政环境及转型所需成本联系起来,并受其约束——这些内容即构成政治重心,决定一国政治发展的走向。本文认为,主导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逻辑的政治重心,可概括为稳定与繁荣,即以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保障,供给合法性、体制与秩序,从而主导转型过程。     

合法性问题及在当代中国的应用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中最古老、最基本同时又是最具现代性的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合法性的问题变得愈为突出.我们知道,社会多样化的物质资源、人们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及多样化的公众需求使得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意味着政府将失去公众的信任与忠诚,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基本结构将发生质交或量变.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面临着调整与重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大任务,而发展和完善"宪政"则是目前中国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基本出路.     

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的一些情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重大特点。把握住这个特点,对于正确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是很重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非象垄断资产阶级御用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有调节的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它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另一形式,即国家政权同垄断资本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家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的资本家”①。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绝不是说,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资本已从属于国     

汉初“天命”政治认同理论的构建及其启示

政治认同是国家获得民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体现。西汉初期,为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稳定统治,统治者构建了"秦亡汉兴"的"天命"政治认同理论,从思想信仰方面引导和稳定了自"秦失其政"以来的紊乱民心,为西汉的政权建立和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后世典范,其构建模式对我们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从“天谴”到“科学”:灾难解释主题现代性嬗变刍议

传统社会对自然灾难的解释大多是"天谴说",它源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现代社会关于自然界灾难的解释从"天谴"转变为以自然科学原理作为第一解释要素。前现代社会的"天谴论"源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而现代社会中,"天谴论"被"科学论"取代,主要是为了维护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发展自身的优先权。但需要反省唯"科学论"的负面效应,警惕"有组织不负责任"的短视与科学理性的自负,重视风险社会中活动者的责任,还要避免单一的灾难决定论,建立"人人有责"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疾病防治与新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以20世纪50年代“余江血防”为个案的考察

血防之初,长期遭受"瘟神"摧残的疫区人民,对新政权血防能力心存怀疑,认为新政权同旧政权一样,不可能医治好"华佗也难医"的血吸虫病。党和政府则把血吸虫病隐喻成"反动旧政权",将血吸虫病的蔓延归结为旧政权反动统治造成的结果 ,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展示新政权优越性、建构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血防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优良作风,为新政权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新政权消灭了给疫区群众带来巨大灾难的、旧政权无可奈何的血吸虫病,极大地提高了疫区人民的健康、生产和生活水平,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对新政权政治合法性的高度认同。     

从参与危机到认同危机——南京国民党政权合法性资源流失的历史考察

在现代政治中 ,无论是动员性参与还是自主性参与 ,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并直接受其影响 ,政权在行使统治职能时才能获得民众支持 ,从而获得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资源。本文运用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 ,考察南京国民党政权在其大陆统治过程中 ,奉行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政治信条 ,排斥、打击异己的政治力量 ,堵塞了公众的参政渠道 ,公众参政危机爆发 ;而游离于政权体制之外的社会各阶层又以积极的或消极的方式反抗现政权 ,使政权丧失了民众信任 ,认同危机爆发 ,政权丧失了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资源。这样一个丧失了民众支持的虚弱政体 ,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 ,其失败的命运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李武政治时期士风述论

唐神龙年问,因为中宗亲武的政治倾向,反武士人与武三思集团难以调和的矛盾终于走向激化。在此期间,韦后集团崛起,韦后力图效法武则天,于是,防范武周历史重演成为士人反韦的基本政治语境,因为中宗肯定武周的合法性,士人几乎失去了反韦的政治话语资源从而难以从根本上否定韦后参与政治的合法性。景云年间,士人以李隆基为复兴李唐的政治领袖而予以大力支持,从而推动结束了武周以后的二元化政权。     

政治现代化的逆动——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原因背后的原因"

实现政权的政治整合和制度化运行,吸收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是现代化政权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内容.南京国民党政权违逆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趋势,既没能实现政治整合过程,又没能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的参政要求,致使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资源流失,且没能实现政权的政治职能分化即制度化程度极低,这些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特点是导致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背后的原因".     

政治合法性与执政为民

合法性是政治和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首先要有合法性基础.执政为民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要求,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夯实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践行执政为民,而合法性基础的稳固也会进一步促进执政为民的顺利展开,满足民众的价值需求,执政为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使政治系统更加稳固与高效.     

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的合法性构筑:公众社会心理预期及其获得

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社会心理科学关注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公众对政权体系的合法性预期,建立在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领袖人格、意识形态、政府绩效、制度规范等基础上,内在地反映了政府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绩效对社会公众心理预期的迎合程度。了解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对于获取政治合法性资源,民众的合法性支持,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

政权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权源问题,即对权力来源的诠释;二是权力转移模式问题、即对政权更替的论证;三是对权力具体运作的规范问题,即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积极挖掘传统资源的有益成分,融入时代精神,更好地服务于目前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简论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亥心,一贯重视政治合法性问题,并有过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权的赞同和认可,党和政府要巩固和维护政治合法性基础,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必须端正党风,隹护社会公正;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积极寻求意识形态认同。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执政的绩效、社会意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及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政权长期执政的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考验,党维护执政地位必须巩固经济基础、拓展政治基础,夯实文化基础。     

现代性危机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20世纪以降,在西方政治哲学界普遍产生了“反理性”的思潮。对“理性”以及“形而上学”的系统反思,使思想家们看清了“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实质,同时,也认识到了由韦伯所阐释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局限性。为了挽救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更为了寻找自韦伯以来失去了的政治合法性的批判价值维度,罗尔斯将“公共理性”引入政治合法性领域,并试图以此作为解决西方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危机的最佳策略。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执政的绩效、社会意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及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政权长期执政的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考验,党维护执政地位必须巩固经济基础、拓展政治基础,夯实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