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生命过程的函数解析式,两类死亡模型的统一

文章通过对大量的生命表数据验证,人口生命基本过程可以用对韦伯函数的幂(常数)经过变异后的函数形式来表示,模型参数可以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来确定。模型的基本部分加波动部分就组成了人口生命过程的完整模型。人口生命函数的基本部分可以近似地组成一个线性空间,这样,就可以解释人口间接模型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参数的意义,并且,从理论上解释了两类模型的统一性。最后,文章还指出了现行的间接模型中采用的Logit变换同两次对数变换可取同一个函数形式。     

中国人口的婚姻状况与死亡水平差异

本文利用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中国人口婚姻状况及其死亡水平进行了分析。总体来说，不同婚姻状况的人口有着不同的死亡水平，有配偶人口的死亡水平低于无配偶人口（包括未婚、丧偶和离婚）；而且在不同的年龄段上，未婚、丧偶、离婚的死亡率与有配偶的相比也有程度不同的差异。本文还对不同婚姻状况的死亡水平差异的原因做了探讨和解释。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各民族人口的死亡水平

本文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各民族不同的人口规模,提出了计算年龄组死亡率的不同方法,由此得到了各民族在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人口死亡的指标。计算结果显示,从总体上说,中国各民族与10年前相比,死亡力有所下降,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如女性婴儿死亡率高于男性的民族数增加,一些民族至今还保持着较高的死亡力。另外,对死亡变化出现异常的情况,本文从死亡的随机误差作了一定的解释。     

全年龄人口死亡模型构建及应用——以江苏省为例

人口死亡特征不仅具有时间和区域属性,同时也具有年龄属性,多重属性决定了人口死亡规律的复杂性。在研究儿童少年期、青壮年期以及中老年期人口死亡模型的基础上,以江苏省为例构建了基于局部人口死亡模型的全年龄人口死亡模型,并对江苏省人口死亡过程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基于局部人口死亡模型的全年龄人口死亡模型能够细致刻画人口死亡过程依年龄变化的特点;江苏省儿童少年期、青壮年期和中老年期人口死亡模式可以分别采用威布尔对数线性模型、三次多项式模型和罗吉斯蒂模型来描述;近年来江苏省人口死亡水平不断下降,但各年龄层死亡水平下降特点不尽相同。     

中国1982年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死亡漏报的估计——基于Bayesian分层回归模型

利用Bayesian分层回归模型估计中国1982年后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死亡漏报率及其随时间的变化。结果表明:0岁死亡漏报率随时间的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而1～4岁死亡漏报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不明显;全年龄、5～14岁和15～59岁、60～89岁和90岁及以上死亡漏报率随时间的变化基本近似且同样具有阶段性。受漏报原因和不同时期社会背景的影响,女性1～4岁的死亡漏报率不一定低于0岁的死亡漏报率。人口普查成人阶段各年龄死亡漏报率差别较大,而人口抽样调查则较为一致。2000年人口普查男性和2010年全人口90岁及以上死亡率偏低是由比较严重的死亡漏报造成。死亡漏报对预期寿命计算误差的影响因年龄而异,二者关系在婴幼儿中较弱,其余年龄死亡漏报和预期寿命误差存在显著线性正相关。     

死亡漏报的一种新的估计方法

死亡漏报已有的多种估计方法均建立在单时期死亡报告数据上，由于无从对比，必须引入如稳定人口等工具建模，通过将死亡报告数与模型死亡数对比来对死亡漏报作出估计。这些方法假设较强、对年龄变化十分敏感。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给出了多时期死亡报告数据，为建立新的死亡漏报估计方法提供了条件。建立这类方法的一般思路，基于三个时期数据的死亡漏报估计方法，对中国四普死亡报告数据的应用结果进行分析。分析显示，这类方法假设较弱（分年龄死亡率在短时期内不变），估计较为直接（不需调查之外的其他数据）。此方法可进一步推广，给出分年龄的死亡漏报估计。     

中国各民族人口死亡力的测定

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以前,我们对各民族的人口死亡力状况知之甚少,虽然许多民族学者、人口学者、健康问题专家对此问题有过一些调查研究,例如哈尔滨医科大学董情教授对吉林的朝鲜族人口死亡的调查等,在民族人口死亡研究上是一些好的范例。但是,他们的研究属于局部地区个别民族的死亡力研究。第三次人口普查以后,以华西医科大学钱建明教授为首的研究人员,曾对全国375个少数民族聚居县的人口死亡资料作了分析,使我们对少数民族人口死亡状况有了基本轮廓,但该项研究中提到的各民族人口指标,确切地说,还不能完全反映该民族的状况。这是因为该项研究中的民族人口,只是聚居区的人口,没有包括散居在各地的该民族人口;另外,在聚居区中还包括了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在内。总之,由于资料的原因,我们还缺乏对民族人口死亡的全面了解。第四次人口普查第一次把人口死亡的民族成份列入了它的调查内容,为我们把握各民族人口的死亡力提供了基础。     

济南市人口发展与控制50年

建国５０年，济南市人口突破５５０万。５０年来济南市经济建设有了巨大发展，人口控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全面总结５０年经济建设成就与经验的同时，对人口发展与控制进行回顾和分析，对搞好今后的经济建设和人口控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口发展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人口发展变化受三种因素的影响：一是行政区划的变动（划入和划出）；二是人口迁移变动（迁入和迁出）；三是人口自然变动（出生和死亡）。济南市人口由１９４９年年初的４６．９万发展到１９９８年底的５５３．５万，５０年增加５０６．６万，增长１０．８倍，上述…     

高龄老人自评健康与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

文章运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追踪研究1998-2002年的数据,将自评健康作为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对年龄范围在80-105岁的高龄老人考察自评健康与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基期社会人口特征、日常活动的参与程度、生理功能以及患慢性病数量后,自评健康显著预测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日常活动的参与程度和生理功能只解释了它部分的预测作用。进一步的分性别分析表明,自评健康与死亡风险的关系在性别间差异非常小。     

香港人口死亡率的分析

死亡率是影响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因素之一。本文根据香港1946年以后,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关死亡率的资料,对死亡率变化的基本情况、死亡率的性别年龄差异、以及死亡原因,作一初步分析。一、死亡率的下降与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香港人口死亡率高,而且波动大,死亡率变动于37‰～26‰之间。这也是当时社会经济背景的反映。战后,死亡率迅速下降,1961年达到6.1‰,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区域差异及演变动态分析

人口性别构成是影响人类婚姻、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因素，也影响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也是编制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人民生活、劳动、城乡建设等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同时对于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2005年1％人口抽样资料分析了中国总人口性别比演变动态及地理分布特征。表明：（1）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性别比偏高的国家，新中国总人口性别比呈下降趋势；（2）1953到2005年，年龄性别比曲线越来越平稳，性别比最高峰值呈现有低龄组向中龄组及高龄组转移的趋势；（3）各省区之间及城乡之间的性别结构差异由大变小；（4）山区性别比高于平原。重工业城市高于其他城市。大城市高于小城市。     

人口增长与妇女两代间隔

“二十五岁生育子女百年是四代人,二十岁生育子女百年是五代人,正好多了一代人。”这种“四代五代”论是许多同志在宣传晚婚晚育时常常提出的一种论据。 从这个观点出发就可以得出人口的增长与妇女两代间隔成反比的结论,即妇女两代间隔越短,结婚育儿越早,人口增长得越快;妇女两代间隔越长,结婚育儿越晚,人口增长得越慢。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呢?在百年之后,早婚（20岁）是否多了一代人呢?对此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是某些年份出生率高,某些年份出生率低,这样每年增加的人数是个变化的量,它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清楚地看出人口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人们把实际情况加以简化,提出了两种简单的人口模型——静止人口和稳定人口。下面我们分别用这两个人口模型来分析人口增长速度与妇女两代间隔的关系。 一、在静止人口情况下 静止人口是指每年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相等,人口总数和性别年龄构成长期保持不变的人口总体。其人口总数等于各年龄的人口数P之和。而处于各个年龄组的人数P又等于出生人数B与     

分年龄死亡人口的双重分组及其应用

众所周知,每个年龄组的死亡人口都来自两个出生同年群。例如,0岁死亡人口D_0就由当年出生当年死亡人口 D’_0和上年出生今年死亡人口 D”_0组成,即 D_0=D’_0+D”_0。在涉及人口死亡的各种人口指标的计算中,通常由于无法将这两部分死亡人口分开,只好利用一些公式以获得近似的数据。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登记了死亡人口的出生年月和死亡年月,为将死亡人口既按死亡年龄又按出生年度汇总提供了可能。本文拟就昆明市对1989年7月至1990年6月(普查时点前一年)死亡人口进行双重分组及初步应用情况做一些探讨。     

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人力资源（在我国习惯称为劳动力资源）严格意义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部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的总称。它既包括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我国通常指16－60岁的男性和15－55岁的女性人口）;也包括法定劳动年龄以外具备实际参与社会性活动能力的人口（即10－15岁和男60、女5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这就是说,人力资源的确切含义,应涵盖一切具备参与社会性活动的能力因而具有一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人口。而不应受年龄大小和在业与否的限制,其中自然也包括越来越多的健康的、具有一定劳…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出回答。本文着重对科尔和蒋正华教授的研究结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认为两人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１年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１９６２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略的阐述。     

四川分区模型生命表编制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提供了一批准确性比较高的人口数据,它是研究我国人口生育、死亡、生命过程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利用它来研究我国人口的年龄分布,死亡规律,死亡模式以及生命发展过程,并把静态数据变为动态资料,我们编制了适用于我国人口特征的分区模型生命表。本文着重阐述了四川分区模型生命表在编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     

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探究

后疫情时代研究城市化发展中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对秉承“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构建安全韧性城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建立包含人力资本与环境压力两条作用路径的分析框架，试图对人口集聚是否会提升城市韧性水平做出解答和机制验证。结果表明：（1）人口集聚程度对城市韧性有提升作用；人口集聚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的中介效应对城市韧性产生作用；（2）在门限回归中，环境压力具有单一门槛作用，人力资本具有双重门槛作用，越过门槛前后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化；（3）异质性分析中，划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城市时，城市韧性水平处于不同分位数时，区域间人口集聚与人力资本、人口集聚与环境压力两相组合划分时，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方向与大小均存在差异。最后从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这两条影响路径切入，聚焦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影响的实证分析提出几点政策启示。     

新疆人口年龄误报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年龄是以年为单位,度量人从出生到某一年所存活的时间长度。它属于人类自然特征的范畴,本身不受社会经济过程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年龄误报在各种人口调查中都是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综观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新疆人口普查资料中的年龄数据误差比较大,尤其高龄人口中的年龄误报问题比较严重。本文拟通过对新疆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就新疆人口年龄误报问题的成因及对策谈点意见。     

同期群初婚一胎次别生育表的编制及其应用

我们知道,在对人口死亡作研究时,生命表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关于生命表,它是基于这样的现象基础上制作的:同时出生的一批人,在死亡力作用下,这一批人随年龄增大人数逐渐减少,最后全部死去。生命表的编制就是对这一现象的记录。我们把这种随时间的推移,同一事物的数量逐渐减少,最终消失的现象称为衰变现象。实际上,无论是在自然界和在人类社会,这种衰变现象都大量存在,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编制生命表的方法来描述这类现象。例如在生态学研究中编制某类物种的寿命表来表现这种生物的死亡过程;在婚姻研究     

中日两国人口死亡比较分析

研究发达国家的人口死亡,有助于正确认识我国人口的死亡现状和为今后我国人口死亡变化的估测提供线索。本文对中日两国人口的死亡作了较为详细的比较,同时还分析了两国人口死亡形态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