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始自何时?

《安徽史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史坛争鸣》栏,发表了徐川一《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时”吗?》一文,提出与罗尔纲商榷。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一九五一年初版,原说“太平天国自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定都天京,即开科取士”。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该书增订本,根据丁宁存《从军日记》:“又有万寿诗     

周建人同志关于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信跋

太史宗师罗尔纲同志,治学谨严,著作等身,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太平天国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太史研究人才的培养,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欣逢罗老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之庆,本刊特发表《周建人同志关于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信跋》一文,以飨读者。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序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是史式、吴良祚两位同志新的科研成果,史式同志撰写《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吴良祚同志撰写《太平天国避讳研究》。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不是一件易事。十年前我给史式同志所撰《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写的序就说过:“要了解太平天国词语不是一件易事,曾有一位研究过的人说是与甲骨文有同样的困难。这话虽然夸大了,但却说明的确不是一件易事。”近来又听说“史学界也有人认为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是蚂蚁啃骨头,费力多而收获小。”但是,这两位作者却长期埋头于这种不起眼的工作,乐此不疲。史式同志在十年前就撰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吴良祚同志十多年来发表了数十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有关太平天国词语     

商品生产最高形式辨析

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以来,有关报刊相继发表文章讨论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问题(详见《光明日报》1985年1月20日、2月3日和2月10日第3版)。朱土兴、王彪两同志也再次撰文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见《浙江学刊》1985年第3期)。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也想再谈一点看法,对原有观点(见《浙江学刊》1984年第6期)作一点补充。     

对有关旅欧建党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在《黑龙江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共旅欧支部的文章。一九八○年七月,《南开学报》第四期发表了《关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几个问题的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文,针对我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它对弄清旅政党团组织的名称、机构等问题     

本期视点:海德格尔与东西方对话

●主持人话语: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首发在美国《道:比较哲学杂志》(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2005年6月号。两篇文章都以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对话:在一位日本人和探究者之间》一文(载《通向语言之路》)为中心。应该说,这篇对话无论是在中文还是西文的海德格尔研究     

李秀成未封“护国军师”考辨——李生香印文释义订误

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缉入忠王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发给陈金荣的田凭一件,骑缝上盖“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勋臣护国军师忠殿户部尚书李生香”双龙纹硃印。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以为“护国军师”系李秀成,并据以论证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巳膺封军师(见该书增订本第257页)。这是一种误解。按太平天国有朝官、属官之分。属官有以朝官兼任者,地位较尊,印章上都刻姓名。例如,见之于吴江“计彩化门牌”的“太平天国御林王亲真忠报国懋天福任西殿属官领袖萧朝兴”(《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37页)。又如忠王于壬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准抚天侯徐少蘧病假的“瑞批”所盖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勋臣侣天安兼忠殿吏部主编修董敖侣”(《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8页)。也有不由朝官兼任的     

李世贤传

罗尔纲先生是久负盛名、著述等身的太平天国史专家,虽已耄耋之年,仍孜孜致力于撰写长篇巨著《太平天国史》、主编《太平天国资料续编》。最近,他热情赞助浙江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提出意善计良之见,并特为会议撰写《李世贤传》一文。本刊征得他的同意,在新开辟的《天国春秋》栏内,公开发表此文。我们祈望海内外专家、学者鼎力支持本刊办好这一栏目。     

罗尔纲先生的学术风格

罗尔纲(1901～1997),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1930年,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后,即随校长胡适学习考据学。1932年,由辨伪考信而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此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54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长期进行太平天国史、清代兵制史和《水浒传》的研究,形成了擅长考据的独特学术风格。一生出版学术专著约50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共900余万字,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3000万字。     

河上肇与中国革命

作者一海知义现任日本神户大学教授。他曾在《中国研究》杂志上陆续发表多篇有关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1879—1946)与中国革命的资料性文章,如《关于被译成中文的河上肇著作》(1979年2月)、《河上肇与中国的革命家们》(1979年4月)、《“五四”时期的河上肇》(1980年3月)等。本文刊于《中国研究》1980年5月号上,摘译如下:     

方念祖不是我方家子孙

编辑先生: 方念祖确实不是我方家子孙,有家谱为证。我写的《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一文中,已有说明(见《日本研究》1988年第2期)。据说方念祖是广东人,不是福建福州人。我看过戚其章先生写的《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吗?——与季平子同志商榷》一文,文章说“方念祖是方伯谦的嫡孙,念祖者,念念不忘其祖也”,这是错误的。方念祖不是我方家人。     

读《太平天国史学导论》

扬州师范学院祁龙威教授撰写的《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太平天国史学史和太平天国文献学的专著,得到史学界同志的极大关注和欢迎。祁龙威教授是海内外闻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近四十年来,他致力于太平天国史学史和太平天国文献学的研究,先后撰成百余篇论文,本书是其选集。开篇《太平天国史学简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全面地分析总结了近百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过程及其经验教训,这是前人从未研究过的重要课题。连同书中其他几篇有关太平天国史学史论文,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作者受乾嘉学派影响,对经学、小学的训练功力深厚。这为作者考证太平天国史料提供了条件。作者写过许多有影响的考据文章,本书所收关于太平     

夏福礼关于太平军在宁波的报告辨误

一八五一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揭开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序幕。此时马克思移居伦敦已近两年,他对于遥远的中华帝国发生的这场革命寄予热情的关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五月写的论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说中国的起义“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时隔九年之后,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一文中,却一反原先的态度,用十分激烈的言辞抨击太平天国,说它是“灾星”,是“魔鬼的化身”,“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     

再谈法制概念的广义与狭义——答刘延余同志

《学习与探索》杂志一九八○年第三期发表了刘延余同志的《评法制概念的广狭二义说》一文,针对李步云在《什么是法制》(载《百科知识》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文中的论点,提出法制只能作广义(即法律制度)一种理解,而不应该再有狭义上的法制概念。刘文提出的反驳意见,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刘文提出“不应该再有狭义上的法制”的第一条理由是:“狭义上的法制概念不是     

关于伊春市大丰金牌的断代

1973年在伊春市大丰区横山屯发现一块金牌,出土时完好无缺并包以丝绸和金箔,后被人切成三块,其中二块已收存于黑龙江省博物馆。从现存残牌及发现者提供的情况看,金牌长方形,四角抹圆,长13.9厘米,重百余克,刻有契丹文“　　”二字(见照片)。 　关于此牌断代,1979年出版的《黑龙江古代文物》说:“它和河北承德发现的金、银契丹文符牌是完全一致的”,“初步判定它是辽代符牌”。《奋斗》杂志1979年第11期《辽金元对黑龙江的统治》一文,说它是“契丹使臣(银牌天使)往来于鹰路上所携带的凭证”。《中国通史》(1979年版)第六册第二十九页标注承德…     

毛星同志给刘敏中同志的信

刘敏中同志在《论人的本质和文学》(见本刊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一文中对毛星同志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文学评论》上的《关于文学的阶级性》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毛星同志读了刘文并写信给他,对一些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和探讨,我们认为这是有利于百家争鸣的。经征得毛星同志和刘敏中同志的同意,将毛星同志的信发表在这里。     

《慈溪横塘的方氏宗族》商兑

在《浙江学刊》的一九八三年第4期上,刊有《慈溪横塘的方氏宗族》一文,作者余麟年同志。他说八百多年来,有志研究方腊的学者(按:对方腊的研究始于近现代,所谓八百多年之说与事实不符),都找不到方腊后裔的所在。而作者近阅《慈溪县志》,见有戴良写的《四景楼记》一文,其中有“方氏避睦州之乱,蹈海而东。适海舟漂荡至兹所,遂留家焉,迨今若干世矣”的记载。据此遽断慈溪横塘的方氏宗族,就是方腊的后     

也谈项斯籍贯

卞歧同志的《项斯籍贯考》一文(载《浙江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考定项斯是浙江台州人,言之有理。但唐代的台州领县有五,以今名述之,即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卞文以台州作为项斯的籍贯,还不够具体,兹略作补充。宋初僧愿鸿所撰的《永安县遇明禅院碑》在叙述遇明禅院的地理环境时云:(遇明禅院)“前枕寒溪,后连翠窦,桃源天姥,顶湖括苍,烟霞一开,远近如画,项斯之宅可寻也……”(见《光绪仙居县志》卷21古迹、金石上)仙居五代时称永安。遇明禅院即后来的三学寺,在今仙居县东二十里处。此碑立于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而项斯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尚在世,其间相距仅一百多年,碑所言当可信。又元代黄(氵晋)(1277——1357)为项斯后裔项良才所撰的《乡贡进士项君墓     

“熊的帮助”的寓言——评杨献珍同志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论点和论据

从1978年以来,杨献珍同志在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上,对艾思奇、王若水等同志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在1981年第4期《社会科学战线》上,王若水同志发表了《辩证法的命运》一文以后,杨献珍同志紧接着在今年第1期上发表了《唯物论的命运》一文,对王若水同志的观点提出了反批评。这种批评和反批评,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杨献珍同志在《唯物论的命运》一文中说:“王若水、艾思奇同志多年坚持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我们说,这     

王彝“文妖说”考论

王彝以《文妖》一文开启了批判杨维祯"铁崖体"诗风的先河。然而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一直没有研究者仔细考究。梳理王彝遗文,可推断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苏州北郭时期,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比较王彝与杨维祯诗学观念的异同,亦可知王彝"文妖说"与"节情说"均意在纠正元季吴中趋向铁崖体的文学风气。王彝独立不惧之批判精神对于吴之嘉定的文统、学统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