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的历史文化诠释

在中国侠和侠文化研究中,对侠的理解和诠释是传统文化研究中分歧较多、研究积淀中大家一致认可的东西较少、深层理论构建与创造较浅的文化现象,而将侠的文学积淀、观念形态混同于侠的历史文化本体,更是现代人在侠文化研究中的一大误区。从侠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观照游侠,侠的发展是一个从历史到文学再到文化意义的确立过程,是史家与文人和社会大众的一种历史文化共建。从中国侠史家、文人和社会大众共建的现实诠释侠,侠就是一种特具道德意志与力量的人物、形象或人格精神,是社会存在与文学创造相结合的社会文化综合体。它包含了历史侠、文学侠、文化侠三种侠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以正义为其人格精神核心和最终的文化归宿。     

武松的文化遭遇——兼谈“侠”的共轭现象与抛物线滑落

在中国古代,"侠"的演变过程基本上是一种抛物线状态,《水浒传》中的武松,就是这个抛物线的最高点。就武松本身而言,他又是一个英雄与反英雄"共轭"的艺术形象。因此,以"武松"的文化遭遇为例,进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侠"文化现象,就成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侠匪文化与当代陕西创作

侠与匪作为一种民间力量 ,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曾长久地存在着。侠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离轨者” ,游离于儒家文化之外 ,战乱中游民和盗匪的出现也滋生了匪文化。当代陕西作家创作了一批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侠匪题材的作品 ,这些作品突出了侠与匪的行侠仗义 ,充满西部汉子阳刚、血性和人格魅力 ,实际上侠匪精神是一种积淀在秦人灵魂深处的原始而顽强的生命意识和抗争精神。     

武侠之"侠"的文化精髓与人格品位

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一种民族化的人格境界的象征。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精髓、理想人格的追求和传统的道德规范,其内涵十分丰富。传统的文化思想、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浇铸成侠的灵魂,也决定了侠的人格品位。侠义精神和侠的人格品位突出地表现在仁、义、信三个方面:仁者爱人,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为侠者恪守的人生理念;义者善也,义犹理也,义是侠客在武林社会活动中立身、处世、奋斗追求的价值取向;凡侠者必须讲诚信,从古代的原侠到小说中的侠客,无不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立身处世的一条基本准则。入世有为、心存仁爱、维护正义、诚信必守是为侠者的共性,也是构成侠的价值观的基因。而所有这些,无一不源于儒家的思想体系。也正因为如此,侠才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广大民众中获得了一致的认同,进而形成了化解不开的侠情结,这也正是武侠小说得以延续、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中国侠文化对初盛唐诗歌创作的影响

侠文化古已有之,及至唐代风气更盛,咏侠诗创作也渐入高潮,这时期不仅名家辈出,而且诗篇甚繁,呈现了一派独特的风貌。咏侠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初盛唐时期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增强了唐诗的艺术魅力,扩充了唐诗的艺术容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人世参与及超世企慕的理想化构设——晚清《第一侠义奇女传》的侠文化透视

战国时期从士中分离出来的侠,大都具有自由的身份,逐渐演化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不受社会政治力量的约束而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确立了自身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他们一方面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个性,另一方面又要安身立命于现实社会,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人生价值.长期以来,侠在入世参与及超世企慕中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晚清<第一侠义奇女传>却对入世参与及超世企慕的侠文化进行了相互交融的理想化构设,在风云际会之中,赋予侠以仙凡两途的理想人生归宿.     

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文学形态——南宋中后期游士阶层的诗歌创作

游士自视为士人阶级并努力向士大夫靠近，但其社会身份却更接近平民。游士议政诗歌具有士大夫般的忧时忧国情怀，却因为过于激烈直白而被质疑为卖直钓名、粗豪亢厉之作；游士诗歌力求风雅，却被视作矫语高蹈的伪风雅；游士诗歌情调语调通俗，却与平民赏爱的话本、杂剧、南戏尚有一点距离，无法被庶民百姓广泛接受。游士阶层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中间游移性质，使其诗歌成为传统文体大幅度变革的载体，是南宋文化转型以及文学转型时期一个士庶交接、雅俗杂糅的文学形态，也是俗文学冲击下雅文体之俗化达到了临界点的标本。     

儒道互补人格结构的可能、必然与完成——对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学考察

对个体而言,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是由所属文化之结构体系模塑而成.但是,如果把文化视为一宗历史的存在,从发生学上对它自身的结构加以把握,我们又不得不对这一文化所属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处于这一环境系中人这个文化创造主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综合的研究.经籍典章中的诸思想观念只有还原于特定历史主体的心灵之中,才能获得其全部意义.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集中体现在该文化的精英集团身上,士大夫被汤彤先生视为中国社会的主干.马克思·韦伯也所见略同,肯定士大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功能和居有的地位.本文也认为士大夫乃是一个文化精英集团,并以他们为对象,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对其人格结构进行考察,从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文化承担者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     

试论近代作家的崛起

中国写作的承担者从古代到近代有一个从士大夫到作家的转换 ,这个转换既需要社会提供写作职业化的空间 ,也需要士大夫自身身份确认的消解。本文试图探讨这一转换过程 ,并进一步指出 ,正是由于报人充当了中国第一代作家 ,由此也形成了近代文学的报人特点 ,造成他的长处和局限     

伊尹论--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

伊尹处于夏商易代之际,处于文化转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有文字传世以来的第一代文化人,他出身于巫史,并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身份,辅佐成汤推翻夏王朝,他的国家学说、君主学说及其建立的文物典章制度,为殷王朝成为具有东方亚洲特点的奴隶制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伊尹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文化人多重身份的特点,反映了中国文明史开端时期的某些鲜明特点.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蕴

一种和谐文化.不应是一种话语的独白,而应是不同话语的对话.迥异于西方传统文化"自然向人的生成"之独白思维,中国传统文化恰恰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相互文饰而包含着丰富的对话思想.具体来说,中国古代"文化"概念源于对身体的文饰,这种文饰意味着对话,而由身体出发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儒道阴阳互补思想则是对对话意蕴的最佳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蕴为我们构建和谐文化、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From a "Bubble Economy" to a "Bubble Culture

The essence and forms of expression of things in the world are oftennot consistent, and in some cases even run counter to each other. Forexample, mirages in the natural world, and the distorted reflection offorms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fe of human society. It isprecisely because of this that all types of sciences have reason to exist. AsKarl Marx said, "All science would be superfluous if the outwardappearance and the essence of things directly coincided. "1Of late, "econo…     

北京话的“您”与京味儿文化

汉语普通话第二人称代词尊称"您"的用法源于北京话。"您"在北京话中是一个具有明示权势关系、凸显京味儿文化双重意义的尊称代词,在交际中不仅普遍使用,而且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本文依据《当代北京口语语料》,在对北京话"您"的用法的描写与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京味儿文化对北京话"您"的使用所产生的影响。     

文化的开启:"兴于诗"

即兴谣诗是诗歌的最初艺术形态,是中国文化的起点。《吴越春秋.弹歌》、《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即兴徒歌以及《周易》部分经过整理的繇辞,使我们仍有可能领略原始谣诗的古朴风貌。即兴谣诗单纯古朴、荡气回肠、自然轻盈的艺术形态与原始先民率性动情、乾坤流转、野性天然的生活交相辉映,是对人类文化源头质朴风情的诗性写真,成为我们触摸文化源头的艺术中介。在“诗三百”这部宗周“典乐”范本产生之前,《易》繇辞已为我们提供了徒歌的范式,而且它的存在一直在提醒我们:诗歌一面与音乐合流,渗透着浓重的宗教与政治意味,一面仍是随意简朴的徒歌,基本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滋味。即兴谣诗与《周易》短繇以纯语言的艺术化表达为宗周“典乐”歌《诗》体系的建构积累了丰富的灵感。     

日本文化中的“异类形象”浅论

本文在整合前人对日本“妖怪”文化的研究基础上,主要从各种“异类”形象的特点出发,分析了“魔女”、“娃娃”、“妖怪”与“鬼魂(能乐)”四类形象在其各自文化载体中的独特呈现,从中凸显日本人有关“死亡”及“彼岸世界”的想象,揭示出日本民族在其独有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美学观念及其在现代社会各领域中的延伸表现。     

透视"童话型文化"--从《流星花园》的流行谈起

<流星花园>的流行与"童话型文化" 似乎在不经意间,"流星花园"、"F4"就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新新人类中热了起来:已经有50万张<流星花园>原声唱片和盒式卡带被卖出,标价108元的盗版VCD出售近7万套.F4的首张专辑<流星雨>第一天就卖掉10万,歌迷们网上订购的狂热,造成索尼公司的网站两次瘫痪,超过45万人参与了在新浪网站进行的"我最喜欢的F4成员"的网上调查.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对博物馆“免费文化盛宴”的反思

博物馆免费开放后,随即产生馆藏品受损、服务质量下降、参观者热情难以持续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博物馆的长远发展将产生严重影响。为此,应控制参观人数,引导参观者行为,创新展览方式,从而使博物馆的功能得以最大化实现,并获得更为长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