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是如何可能的——基于“国家制度-基层治理-农村社会”的分析框架

国家资源的投入往往被当成合作社运行的最关键因素。通过田野观察粤北H村的农民合作社的组成与运作机制,表明:农民合作社的构造是国家制度资源-基层治理资源-农村社会资源三者互动的结果,即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农村综合改革向农村输入的资源,乡贤资本为代表的村庄社会内生性合作能力,以及基层治理结构中村两委对合作社的促进力量。因此,加强农民合作,完善合作社的制度需要从社会-治理-国家三个层面入手。具体而言国家实施相应的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最关键的还是要挖掘村庄社会治理资源和塑造村民主体性这种基础性的社会力量,此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

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如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基于村民社会分化以及村干部理想与现实角色的差异,角色间冲突基于村干部的多种代理人身份的张力、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分歧,角色外冲突基于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界定以及村庄政治的竞争性格局等。经过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冲突类型及冲突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从三个层面来缓解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即要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开展具体的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如此才能让土地流转规范有序,乡村治理有序转型。     

台湾小农经济下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

台湾长期以来处于小农经济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农民组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台湾重要的农民组织有“农会”、“水利会”、农业合作社、“渔会”及农民产销班等。台湾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有 :上、下游农企业之经营 ;为农民与企业双方服务 ;为农民与有关方面沟通之桥梁 ;实施农业推广与农民教育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冲突与调适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特殊性,地理环境恶劣、特色的民族治理环境、复杂的民族价值观,造就了该区域传统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逻辑顺序和国家社会治理"法理情"的逻辑顺序有别,情理法存在冲突。这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关,执法力量薄弱,执法盲点存在;民族干部比例失调,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偏小;宗教信仰多元,宗教矛盾突出;村两委力量不均,政府公信力不够;调解机制不健全,法理情冲突时有发生。因此,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情理法要合理调适,一是法治调适:加大普法力度,增强执法力量;二是队伍调适:均衡干部比例,借助乡贤治理;三是信仰调适:引导宗教团体,共建社会和谐;四是基层调适:优化村两委,提升公信力;五是机制调适:健全调解机制,规范法理情。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冲突的合理调适保障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稳定,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家族主义角度认识

农民的行动逻辑,受其文化所制约,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家族主义。宗族、家族主义是传统农民为解决与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合作与行动单位——家庭的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形式(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与传统文化自洽获得成功;高级形式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失败源于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因此,在目前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在传统社会的巨大惯性下,“新农村建设”应以自然村(村庄)为承接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角色冲突与化解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从社会角色理论阐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角色认知、角色冲突与角色调适问题,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以不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系统是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角色的情境条件,由社会阶级关系搭建的政治系统分化出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以“意识形态接受者”的客体型角色;而由教育关系生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则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以“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者”的主体型角色。社会关系及其社会期待的差异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存在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内冲突,前者表现为价值目标、行为方式、情感态度的冲突,后者彰显为角色认知冲突。因此,需采用以内解决与外解决为基本形式的化解路径,即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自我调适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外在引导以消解角色冲突。     

台湾农业合作社场的经营问题与未来展望

农业合作对扩大农场经营规模 ,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竞争力 ,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农业合作社场在经营上遇的困难有 :合作精神与合作原则不易发挥 ;农业合作获得农政单位的支持相当有限 ;农业合作组织体不健全 ;高级农业合作人才及其专业研究相当不足以及农业合作社场与基层“农会”间缺乏互动等 ,使农业合作不能健全发展起来。针对存在困难 ,其未来的发展策略应强调 :加强合作教育宣导 ;健全农业合作组织功能 ;加强农业合作组织与“农会”的联系与协调 ;建立农业合作组织的基本数据库 ,以利经营绩效评估以及加强政府在农业合作组织所应扮演的角色功能等 ,如此将有助于未来农业合作的发展     

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

文章主要从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三个历史时段叙述了李顺达在中国革命和生产建设中,由逃荒要饭的农民成为全国劳动模范的生活史实,展现了个体、村庄与国家三者关系的生成过程,由此可以看出李顺达在村庄与国家间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作用。     

农民合作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公司+农户”是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最主要的组织方式,对我国家庭经营基础之上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认为,要实现农业产业化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促进农民的联合和合作,提高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民的组织程度,加快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把农民组织到合作中介组织中,与公司进行交易,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二是农民合作组织自身发展壮大为龙头企业,形成“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政府不仅要支持龙头企业,更要在合法性、资金融通和税收等方面支持农民的合作事业。     

简评国外农民合作社产权安排

国外的农民合作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合作公社”,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经济有本质区别。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出现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很好的增进了社员的福利。但是“罗虚代尔原则”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在后来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中,这一原则得到了改进了发展。而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合作社实践的进行,美国出现了新一代合作社,出现了很多创新,但也对合作制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介绍国外合作社产权安排的经典原则和成功经验,为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借鉴。一、“罗虚代尔原则”的产权安排1844年10月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在英国诞生,该社制定的办社原则后来被称为“罗虚代尔原则”,成为国际合作制度的经典。这些原则包括:自愿入社,允许退社;社内一切重大事务必须由社员大会决定,合作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社员不论股份多少,每人仅有一票投票权;以社员集股的办法筹集资金,股金可以不得超过市面通行的利率利息,但参与不分红;营业盈余按照社员每年与社的交易额来分配;货物按照市价销售,保持现金交易,货真价实。还附加了只对社员交易,创立时不可分割的社有财产等规定...     

农村信用社农民满意度研究

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必须立足于农民,而我国农村信用社服务对象错位,忽略农民主体作用,导致农民对信用社依存度低和信用社信贷资产不良。文章在对农村信用社经营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村信用社满意度的模型,对农村信用社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评价,从而为农村信用改善绩效提出了理论指导。文章同时指出进行农村信用社满意度分析的现实意义。     

关于农村信用社支农服务的思考

农村信用社是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力军。近年来,随着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的主体地位愈发突出,肩负的任务巨大。如何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是摆在农村信用社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对农村信用支农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进行分析,提出一条农村信用社支农服务的有效途径。     

市场竞争、支农行为与农村信用社经营绩效——基于扬州县域金融的实证研究

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以及农业经济弱质与效益低的情况下支农行为的弱化,已经成为影响农村信用社经营绩效的关键性因素和核心问题。本文以扬州县域的经验数据为例,采用实证分析,研究市场竞争、支农行为对农村信用社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1)农村信用社自身的资产规模和存贷款规模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较为显著;(2)市场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提高自身的经营绩效;(3)支农行为中"三农"贷款占比以及农户贷款结构对农信社绩效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4)市场竞争、支农行为对农村信用社经营绩效的长期影响较为显著,而短期影响不显著。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研究

治理结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高效运作的基础和保障。我国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扩张很快,但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存在许多问题,致使合作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互补效应为合作社内部的摩擦效应所抵消,合作社的组织资源未得到充分发挥。为确保农民专业合作高效运作,在治理结构设计上要充分重视不同成员的能力差异与利益关系,区分两类决策类型并赋予不同的投票权,设立独立监事以加强合作社内部的监督与制衡。     

农村水利纠纷产生原因及解决途径

水利纠纷是农村发展中突出的土地、山林、水利“三大纠纷”之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和谐因素。农村水利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为生产生活争夺水资源,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冲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对此从发挥农民用水协会的作用、建立专门的水利纠纷调解办公室、水利机构牵头下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作、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使村民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等方面提出解决途径,促进新农村建设稳步和谐发展。     

统一战线的一项光荣政治责任——化解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矛盾

农村社会矛盾与冲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是工业化原始积累以土地为中心的新兴新资本与农民的利益冲突.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引导和化解农村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是一项光荣政治责任和农村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坚持科学发展,才能化解前进中的农村社会矛盾与冲突.根本任务在于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沟通情况、反映民意,以达到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共创农村社会和谐的目的.     

农民市场意识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探讨当前中国农民的市场意识及其对行动选择的影响,对于认识农村市场及农村发展的内在机制有着重要意义。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多数农民并无较强的市场意识,而计划或国营意识则很强,由此说明农村市场转型在农民观念领域并未实现。影响农民这一意识特征的因素是复杂的,个体因素的综合作用较为重要。农民市场意识与行动选择之间的分离意味着农民市场性行为及农村市场发展滞后问题并非因为农民观念的落后,因而农村市场化建设需要更多地考虑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     

基于修正UTAUT模型的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研究——以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基于UTAUT模型,引入感知风险、替代软件等2个变量进行修正,构建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检验、多群组分析等方法对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感知易用性显著正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感知风险和替代软件显著负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社会影响对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影响不显著。(2)便利条件和使用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便利条件、替代软件、感知风险、感知易用性。(3)教育在感知易用性对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增强操作的便利性以优化业务办理效率,增强信息的安全性以降低软件使用风险,增强软件的特色性以降低软件可替代性,增强软件的易用性以优化便捷使用体验,从而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助推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信用社、国家与农贷悖论

在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演变史迹中,存在一个迄今尚未破解的农贷悖论命题:本该服务于"弱势群体"的农信社,却没有为弱势者服好务。农信社始终被国家所控制,其经营目标主要是满足国家效用而非社员效用,这是农贷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破解农贷悖论的关键在于正确界定国家在农村信用社的行为边界:国家要么退出农信社,要么控制农信社。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合作组织是农民走向协作、互助和共生的重要途径。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实际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在新农村建设中,究竞应该发育农民组织还是应该组织农民？我们认为,农民合作组织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纯粹的“原子化”农民是不存在的,农村分户经营的农民实际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合作,随着小农社会化程度逐步加深,农村合作亦日益加强。中国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善分不善合”,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构成的农民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政府能够做的只是提供他们合作的法律和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