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之死如何安排才合情理?

要续好《红楼梦》,演好《红楼梦》,十分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对林黛玉之死怎样安排才合情理。既要符合曹氏原著精神,又要打动读者的心,确乎不易,目前争议较多的有三种情况。一是高氏续书的写法,让宝玉丢失了“通灵玉”,任由凤姐、贾母、王夫人等采用“调包计”摆布,在同一时间内,一边是“苦绛珠魂返离恨天”,一边是“薛宝钗出阁成大礼”,宝钗怀着胜利者的喜悦坐上盼望已久的宝二奶奶的宝座。这样写一悲一喜,对比鲜明,戏剧     

论《人生》文化心理中的生命意蕴

路遥《人生》中的审美文化心理,蕴含着丰富深邃的生命意蕴。其感情基调忧愤悲凉,寄寓着作者对底层人生的悲悯之情,彰显了生命至上的价值观念;在对土地的出走与回归中,寓示了生命历程中多重矛盾的二律悖反;对耻感伦理文化所滋生的报复心理的多元抒写,“复调”式叙事,则表达了作者对充满友爱的美好人生的憧憬。     

结绳记事·木石复合工具的绳索和穿孔技术

“结绳记事”是真人（晚期智人）的重要的象征符号运作,而其前提就是绳索的发明。作者由此论证了“甲骨文乙、己、午、十、廿、冬、丩,都是远古细线的象形”。绳索与磨制穿孔石的结合,构成木石复合工具的重要形式。作者考证了甲骨文里面有“索”字,而未见“绳”字;指出甲骨文“索’指大草绳或麻绳,而“绳”为后起字。穿孔石刀、穿孔石刈（镰）、投石索以及穿孔圆石等等,都是原始人在蒙昧、半开化阶段（狩猎、采集和点播时期）使用的木石复合工具。先民最初的纺织业,始于木杆石纺轮一重要的、划时代的木石复合工具之一。本文首次阐明：甲骨文“叀、尃（缚）、專、傅、轉”都表示纺轮和由此衍生的文字系列。远古礼兵器“石戊”由大型穿孔石斧发展而来,礼兵器石戊的结构由四部分组成。本文专论木石复合乐器——世纪初考古新发现的原始方孔石磬,以及圆孔石磬与绳索的关系,追溯甲骨文“磬”以及相关的“声”“壴（鼓）”“青”“南”等的字源。总之,本文首次论证了绳索和穿孔系结技术在木石复合工具和乐器中的重要地位。     

朱光潜前期美学的生命哲学意义

朱光潜前期在论述文化、人生和审美问题时提出的“以情为本”、“审美解放说”、“人生的艺术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民族生命力的复兴”等命题，以及他的悲剧理论，显示出感性优先、生命优先的理论色彩。与此同时，他所试图建立的一种以充沛生命力做根基的新人生、新道德、新文化、新民族的构想，又因其现实的“审美功利主义”倾向而有别于尼采等人的西方现代反理性思潮。     

芒芒禹迹画九州

以德、以功、以言，禹皆所谓不朽者也。然围绕禹之一身，有许多自相“矛盾”或“悖反”处，如鲧堙禹导、鲧殛禹用、公天下之禅让与家天下之世继，又如较之于舜之窃负而逃、较之于颜子之居陋巷、较之于尧舜“性之”与汤武“反之”，皆使人觉其理解为难，凡此实又准确把握儒家义理之关键与机会也。孔子曰“吾无间然”，孟子曰“易地皆然”，惟由此，禹之所以为禹者乃可得而见之。     

“雁阵北逝人字去,北雁南飞人又回”──胡义成著《人道悖歌》简评

“悖歌”一词，是《人道悖歌》作者胡义成研究员自造的，意在表示对人道主义歌颂中的保留和超越。细读《人道悖歌》一书（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我深深感到，对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唱“悖歌”，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大量论述作理论依据，有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新实践作评判标准，而且，作者的理论展述及其方法也确实使人心服：妙哉，人道悖歌！在中国，从孔门仁学开始；在西方，从启蒙运动以后，人道主义就成为人们常说常新的老“话头”。古今中外，五洲华夏，论述人道主义的书籍确可谓汗牛充栋，举不胜举。既然如此，胡先生何以…     

悲情的儒、道、佛出路——论《红楼梦》首回神话主宰人物的寓意

《红楼梦》首回所写主要人物中的女娲、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空空道人、警幻仙子五人是虚境中的人物,也是总领性人物,其名称本身就有象征性的意味。分别讨论这五位纲领人物名称的寓意,并联系首回虚实两境全部主要人物,全面探求作者寄托于人物名称上的主旨寓意,发现作者意以佛、道、儒三家思想解决具有浓烈悲剧意味的人"情",使"情"纲在归于"青埂"无地的幻境外更有现实的归属。     

《桃花扇》文人形象论

《桃花扇》传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而对兴亡之感深有体悟者当属文人群体。本文通过《桃花扇》文人形象的分析,探讨作者孔尚任的“救末世”意识的悲剧色彩以及春秋笔法在文人形象塑造上的运用。     

从“木石”与“金玉”之说看曹雪芹的爱情审美观

针对《红楼梦》里“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这两种说法,本文从说法、人物及宝黛钗三人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探求曹雪芹的爱情雅俗观,阐述了“木石前盟”不敌“金玉良缘”的社会根由,揭示了《红楼梦》的爱情内涵对后世的启示意义以及作者对爱情、理想、生命的执著追求。     

“悖理”“悖境”与“悖情”：道德悖论的情境理论解读

道德悖论本质上是实践理性领域出现的矛盾,表征在道德价值实现过程中出现的悖性事态。借助当代情境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依据“语境”、“心境”及“事境”的不同而将道德悖论区分为“道德悖理”、“道德悖境”、“道德悖情”三种形式,并可通过对特定“语境”、“心境”及“事境”中的矛盾焦点的具体分析来探讨道德悖论的消解之道。     

悲剧的观念：一个古老命题的再阐释──兼谈中国文学中的悲剧意识

悲剧艺术研究是一个混乱无序的领域。其突出表现，即是“泛悲剧论”与悲剧的“二元论”。悲剧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它是人类自由意志与规律和命运的搏击拼争，表现主体对现实苦难的困惑与问询，任何逃避的意向都与悲剧无缘，汉语中的“悲”更与其搭不上界。中国古代的戏剧中罕有悲剧，但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中，却存在着恒久不息的悲剧意识。     

“野蛮社会”“农业革命”和三分期理论的修正

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对于“石器一青铜器一铁器三分期”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三分期理论”必须修正,并提出与此不同的、更进一步的分期法。半个世纪以后,考古学家柴尔德和布雷伍德阐述了“农业革命”的观点。学术界公认：“农业革命是文明之母。”但在“新石器”与“农业革命”两个不同的重大事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石器时代”学说暴露了严重缺陷。必须认识到：史前几乎所有的文明要素如弓箭的发明、农耕和家畜饲养业的出现、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陶器的发明、定居生活等等,都是在“木石复合工具时期”奠定的。该文作者提出：“木一石器时代”至少可以分为五个时期：（1）混合木一石器时期。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初级蒙昧社会;（2）简单的木一石结合时期——绳索捆绑或胶结的木石长矛、木石投枪等,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中级蒙昧社会;（3）木石复合工具时期——即弓矢阶段,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高级蒙昧社会;（4）复杂的木石工具时期,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初级半开化社会以及“早期智人”阶段;（5）综合的木石工具时期,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中高级半开化社会以及“后期智人”阶段。由此,必须加强“木石复合工具时期”的研究。该文进一步讨论了“五模式论”和“莫维斯论’’的缺陷,并且指出石犁与大石铲（香）都是祭祀用器。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语境敏感”方案与辩证法、不矛盾律——兼析黑格尔“说谎者”悖论的“辩证观”

本文试图澄清“意义”、“矛盾”、“自涉”等概念作为“解悖”的预设性知识 ,并指出目前西方最具活力的“语境敏感”解悖方案的“特设性”。最后 ,略评黑格尔的“悖论观” ,进而提出作者自己的“解悖”方案。     

论《水浒传》的悲剧意义

《水浒传》“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剧性内在于“梁山”自身。蕴含于“梁山”首领宋江形象中的忠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与蕴含于“梁山”群体形象中的义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之间的同构互渗,是构成《水浒传》悲剧性质的基本根源。从整体性的高度看,《水浒传》又是统治者与叛逆者共同的悲剧,这是由二者共有的两种悲剧性内涵（悲剧的实体性内涵：社会与历史周期律之间的冲突,悲剧的观念性内涵：人性与奴性的冲突）所决定的。而从作者的观念世界与《水讲传》小说世界的内在联系看,水泊“梁山”既是作者抗上意识的行化,也是作者乌托邦理想的折射,同时也是作者忠义价值观念的投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水浒传》的悲剧也就是作者施耐庵观念的悲剧。     

古代诗词中的“悖理合情”及其审美价值

在如何构思、如何取象、如何传达等方面,伯再没有比我国古代诗词的艺术手法更丰富多彩的了.然而不论如何繁富,如何变化多端,却大都或总体上表现为艺术辩证.其中在情与理关系的处理上,就常常采用悖拗生活之理而合诗心诗情的写法,表现出一种“理外之理”即艺术之理来.如杜甫《春宿左省》:“月傍九霄多”.言月“多”《夔州雨湿不得上岸》:“晨钟云外湿”,说钟声“湿”;苏轼《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写花能“睡”等等,皆属悖理合情之句.但这些看似悖理之句,如从情感表达和主题表达需要角度,从感情世界角度,则是完全合情人理的.说月“多”,在于突出宫殿高耸人云,靠近月亮,因而所得月光照射便多;钟声“湿”,则因听钟人苦于雨湿,困于舟中而不得登岸,故移怨艾于钟声,恐花睡去,为以花喻人之句,表达了作者的怜爱之情.古代诗词中不乏此类例证.修辞意义上的通感、夸张、拟人、错觉、反说等,在情与理关系的处理上都可纳入这种悖理而合情的表现手法.     

“大团圆”我见

一、如何看待“大团圆”的间情作用? 对“大团圆”持肯定性评价的同志,认为它具有“间情”作用,能缓和悲剧激情,使悲剧的欣赏保持正常和健康的心理状态。这一说法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这是因为,悲剧的苦难可以使郁闷在人心当中某些不健康的情感得到宣泄和发散,“大团圆”却使这种功能受到限制。悲哀、愤恨之情刚刚产生,很快就被喜庆团聚或者复仇之类的肯定性场面所控制,如同刚刚开启的闸门马上就关上,正要奔涌而出的否定性情感又被关在心灵之内,这对于人的身心健康也是不利的。因为人的情感世界也是一池活水,只     

从《悲剧心理学》看朱光潜对悲剧快感的创新性论述

《悲剧心理学》是朱光潜留学欧洲期间写作的博士论文。这本著作在对各种西方悲剧快感理论批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对于悲剧快感的创新性理解,在悲剧快感、悲剧精神、悲剧缘由这几个方面尤其见出作者思考的深入和见解的创新。他强调悲剧快感是由于痛苦在悲剧中被感觉到并得到表现,从而消除了因郁积的能量导致的高强度的紧张,郁积的能量在得到宣泄和缓和后,就引起了快感。在悲剧精神上,他是既悲观又乐观,但归根结底是乐观的。他看重的是悲剧中体现出来的虽然失败毁灭但依然强烈的人类的尊严以及由此而生的振奋之感。关于悲剧缘由,朱光潜由于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特别重视命运在悲剧中的决定性意义。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从现代人的进化看木石复合工具的历史意义——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之三

在生物进化史上,黑猩猩就开始能利用树枝和石块制作简易的工具。此后,能人与猿人（直立人）都会同时使用单一的木质工具和石质工具,如木棒、手斧等,这是“木器和石器并用”时期。到现代人（晚期智人即新人）时期,开始发明“木石复合工具”——木柄石斧、投枪、木柄镰、弓箭、石网坠渔网、细石器镶嵌复合器等。弓箭这一远射程狩猎和战斗工具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晚期智人即新人又发明了用石燧、木燧摩擦取火的技术。这些都表明新人的智力发生了飞跃突变,加速了氏族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本文作者建议用术语“木一石器时代的木石并用时期”代替旧石器时期（Palaeolithic Period）,表示人类进化的能人与猿人（直立人）阶段;而用“木-石器时代的木石复合工具时期”代替中石器和细石器时期（Mesolithic and microlithic periods）,表示人类进化的现代人（晚期智人即新人）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