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冥故事与中国古代小说劝惩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从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道德教化的重任,主要体现为小说的劝惩教化功能。地狱报应思想是游冥故事的劝惩工具,游历地狱受罚是游冥故事的劝惩模式。游冥故事的劝惩手段一方面强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劝诫功能;另一方面,游历地狱模式也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劝惩的主要模式。     

中国古代游冥故事中的冥界官僚系统论略

游冥故事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一个重要类型。游冥故事是冥界观念影响下的产物,绝大多数游冥事体涉及到冥府机构设置。比照人间官府,构建冥界官僚系统,是每个时期游冥故事冥府机构设置的共同特点。在民间冥界信仰中,冥府官僚机构中最基本的是冥王、冥官、冥卒三个层级。不同时期游冥故事中幽冥世界的建构反映了中国古代冥界观念的变迁。     

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法律叙事的文学化广泛存在于本土法律话语体系之中,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文学叙事方式与德治教化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话语特色。从源头而言,《诗经》的结集本身就具备法则性的功能指向,汉代“以《诗》为法”确定了《诗经》的法源地位。“哀矜”与“仁”“恕”的结合,完成了“诗性叙事”情感因素的伦理化转换,情感与修辞成为法律教化功能实施的重要手段。随着叙事文学的不断发展,案例和判词中的“故事叙事”取代“诗性叙事”成为更显著的叙事方式,甚至成为传统社会民众接受法律的重要途径。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醋葫芦》游冥情节与明清 "妒妇题材"小说的疗妒手段

<醋葫芦>是明末清初的一部以"疗妒"为主旨的劝善类世情小说,其中有占两回文字之多的游冥情节.这些游冥情节反映了明清时期民众的冥界信仰.在小说功能上,游冥情节作为小说情节链条,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主人公死而复生的冥府游历过程也成为主人公性格转变及解决矛盾的契机,帮助完成作品的大团圆结局.<醋葫芦>地狱受罚的的"疗妒"手段在明清妒妇题材小说中很有代表性,超现实的"疗妒"手段表明多数男性对这一普遍存在的家庭现象的无奈.     

论柳宗元的“观游”思想

唐代柳宗元在永州流放期间,写出了不少以旅游景观为特色的佳作名篇,并形成了"观游"可以纯粹身心,"观游"应"以我为主宰","观游"是"为政之具"和独特的"观游"审美思想等.这是一种宝贵的旅游资源,这种资源对于当今永州旅游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略论《神曲》“元故事”叙事结构——兼说热奈特的叙事分层及元故事的功能

《神曲》的叙事中大量使用的“二度叙事”叙事技巧,形成了二度叙事故事文本结构。这些二度叙事的作用是:解释、承担主题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结构方式把梦幻文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克服了大多数中世纪文学脱离现实的缺点。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     

“故事世界”的三个面相：跨媒体叙事、书写模式及其资本生态

故事世界越来越成为叙事的核心要素。故事世界的建构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故事-话语”的二分模式,形成由多种媒介形式共同作用的跨媒体叙事,同时每一种媒介形态的作品都对理解故事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事世界并非制作者自上而下的单向建构,而是制作者与读者双向互动、共同营造的产物。故事世界双向建构的特性使得对其的营造并不局限于审美层面的考量,故事世界筑造的背后还体现着复杂的资本生态。媒体公司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构建了宏大的故事世界,粉丝消费者则在激情的驱动下对故事世界进行扩展甚至改编,双方力量集合于同一场域中难免出现或明或暗的斗争。     

《离骚》叙事与“辞”体的发展

《离骚》同卜辞、祭祷辞的结构是大体对应的,其内容是运用叙述语言模拟在场的卜筮、祭祷等仪式展演活动。从东周时期言说、书写逐步脱离歌唱与仪式展演而独立发展的脉络看,《离骚》应是一种远离了音乐和占祭仪式、对人类本真活动加以语言化叙述和模拟的叙事韵文,是一种口头“辞”体文本,不宜归入“诗”。而在口传韵文转变为书面文本的过程中,《离骚》的叙事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从叙事、口传韵文两个角度重新认识《离骚》和战国文学史,是十分必要的。     

论中国古代骈体小说的文体互参与叙事特征

文体互参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习见现象,中国古代小说从唐传奇开始便不断地融合史传、诗歌、辞赋等诸多文体,从而形成了"文备众体"的民族特色。骈文与小说相互渗透,便形成了一种以对偶句式为主、注重用典、藻饰、声律的文言小说类型,即骈体小说。中国古代骈体小说情致婉约、摇曳生姿、气韵曼妙;与散体文言小说相比,骈体小说在景致描写上也尽显神韵,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然而,骈体小说在叙事上却存在先天劣势,它们注重铺排场景和抒发情志,以求延缓或中断读者的阅读进程,使其流连于骈体所营造的审美共时性空间之中。所以,在对中国古代骈体小说进行规范衡量与价值判断时,应充分认知该文体的审美特征与叙事风格,唯此才能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研究与理论建构。     

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

“动物化形”是文学动物叙事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纵观中西方文学史,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动物化形”这一现象,也就是人异化成动物形象的故事情节。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促织》,还是西方文学作品《变形计》,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化形”现象越来越普遍。“动物化形”表现为人的行为活动及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转化成了统治人或是与人自身敌对的力量,与此相关的结果还有人从社会的主体变成了被动的客体等。而“动物化形”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讲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文、现实与理想的分裂。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都以荒诞怪异的艺术表现手法、离奇的故事情节描绘,深刻揭示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底层人们所遭受的心灵和精神的严重摧残。中国文学作品更加注重人与动物的统一性,人形与动物形可以相互转化并达成和谐圆满的结局;而西方文学中,一旦化形,则不可逆转,人与动物之间形成对立、对抗的关系。     

论先秦时代的讲史、故事和小说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先秦时的纯文学作品只有《诗经》和《楚辞》。其实,叙事文学的创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瞽史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历史梗概,吸收一些民间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想象而完成的《左氏春秋》和《国语》中的《晋语》、《吴语》、《越语》等,具有动人的情节,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它们就是散文形式的史诗。《仪礼》所谓“辞多则史”,孔子所谓“文胜质则史”,便道出了瞽史在讲述中发挥艺术想象、进行文学加工的事实。《穆天子传》及附在其后的述盛姬之死一段文字,还有同时出土的《琐语》,皆小说之开端。《逸周书》和《庄子》中,也编入一些先秦时流传下来的小说。而《晏子春秋》实为有关晏婴的一部专人故事集。把这些都笼统地归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是欠妥的。     

“无厘头”叙事论

"无厘头"作为一种不乏新颖的艺术叙事,基本审美特征是于离奇、怪异、荒诞中显露某些社会历史真实。其生成于刘镇伟、周星驰的影视创作,延传到内地后则受到青年一代的关注,成为大学校园重要的文学书写选择。究其源流,除了形式上颇得鲁迅《故事新编》的真味外,在价值取向上主要承接的是"新潮文学";而其间的"恶搞"走向,又主要源自日本漫画产业的负面影响。     

讲述“它们”的故事：儿童文学中的非人类叙事

儿童文学中的非人类叙事存在四种类型：自然之物的叙事（如关于动物、植物、岩石、水和盐等的故事）、超自然之物的叙事（如关于精灵、恶魔和怪物等的故事）、人造物的叙事（如关于硬币、椅子和玩具等的故事）、人造人的叙事（如关于木偶、稻草人和机器人等的故事）。在“非人类转向”语境中,儿童文学中的非人类实体发挥了讲述功能、行动功能和观察功能。因此,考察儿童文学中的非人叙事不仅有助于引导儿童读者关注人类/非人类之间的界限,强调人类/非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还有助于思考诸如他们何以成为更好的人类以及如何通过培养对非人类物种的共情、体验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互为主体性而去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等问题。     

晚明神魔小说创作“幻”易“真”难的困境与陌生化叙事

本文选择以小说观与叙事操作的双向互动为视角切入,评述晚明神魔小说创作。文章以神魔小说理论批评领域中的“真”、“幻”之争为逻辑起点,考论其陌生化叙事策略的发生机制。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论“十七年”文学的青春叙事

十七年时期,青春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潮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青春叙事不仅具有五四文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支配下,这种青春叙事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于青春叙事的文学又参与到新的话语体现的生产与建构中。     

背景性知识与中国故事实践叙事的进路

背景性知识(也称实践性知识)能够促进受众对事物的理解。中国故事的实践叙事作为一种地方性叙事具有普遍性和独特性,从叙事者、叙事对象和受众三个方面分析实践叙事的微观具象叙事。实践叙事具有“问题视域”,叙事主体和叙事的接受主体都应带着问题向故事资源/文本提问,呈现和总结中国实践、世界实践和人民实践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和经验。中国故事的实践叙事应具有人民史观、国际视野和中国立场,通过实践叙事促进受众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和对中国发展实践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