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利”思想之辨

“义”“利”关系作为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孟子究竟是侧重“义”还是“利”争论不休。其实,孟子对“利”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表现为其不但将“义”看作最大的“利”,并希望人们能够确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利益观,而且也告诫大家不能将“利”仅简单视为形而下的“利”,应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因为这一层面的“利”才有可能是最大的“利”。     

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空间观念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重新提出空间问题,以此为笛卡尔的"世界"分析作"补救"。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空间观开启了人类理解空间的新向度。相比形而上学空间观,海德格尔的空间观使得人与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海德格尔在这本书中将此在的空间性归结为时间性,这对海德格尔始终面对的存在问题来说,并没有体现出此在空间性应有的地位。本文旨在阐释: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空间性对于此在的意义和时间性同等重要,它们同时规定着此在。而且,只有此在的空间性具备和时间性这般同等的地位,此在的本真存在才有可能。     

为现代人的生存植根——对海德格尔科学技术之思的解读

现象学中的在场和不在场(缺席)两个概念彼此联系、互为补充。不在场之物虽然隐而不显,但和在场之物一样真实,不在场是在场的根,是在场得以生成和呈现的前提。现代科学和技术把世界中的万物和人变成了完全的在场,只关注在场之物,消灭了和在场休戚相关的不在场之根,海德格尔致力于解决现代人的这种无根状态,力图为现代人的生存重新植根。主张人要在关注在场的事物的同时不忘不在场的存在之根,追求本真的生存方式,活出存在的无穷意境。     

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及其对新民思想的影响——以《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为例

在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中,梁启超对孟子思想非常重视,其不仅著有《读〈孟子〉界说》等著述,还曾著有未刊稿《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梁启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运用佛教和西方哲学理论,对孟子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等进行了深刻剖析。某种程度上讲,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深受孟子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论以及立志、存养、扩充的道德修养论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提供了传统文化资源和理论基础。当然,由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主要建构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这一机械社会学理论之上,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深受孟子影响的梁启超新民思想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     

论作为“本有”的Ereignis——对海德格尔《时间与存在》中“Ereignis”之考查

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总是力求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本有"的提出则是海德格尔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及其概念运思方式的集中体现。"本有"高于存在与时间,人归属于"本有","本有"自行隐逸,它是不可言说的,且是西方形而上学没有被思考的,它不只是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也在"本有"的发生中,为"本有"所居有。     

道家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中的“有”、“无”之辨

在终极境域中．老子、庄子对“道”的深刻体验引发了对“有”、“无”问题的思考,并以“无”为出发点从负面对“道”做否定性的说明以认识“道”．“无”的智慧同时也融入到了生活世界而展现出了道家哲学的一种非凡睿智。无独有偶,海德格尔在对“存在”的研究中也对“无”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其哲学思想中蕴含在“有”、“无”之辨中的思维方式,“无”与“此在”生存状态的关联都显现出与道家哲学思想的一些共通性,这就是本研究得以进行的哲学基础。     

西方现代思想中的存在者整体与人的关系——以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读为线索

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跟"存在者整体与人的关系"这条主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通过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正是西方现代思想所面临的虚无主义的历史危机让存在者整体和人的关系凸显了出来。也正是基于对两者关系的思考开启了海德格尔后期存在之思。他认为,人的本质应该由存在来规定,人不是存在的主人,而是存在的看护者。     

海德格尔与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存在与时间》中的诠释学问题

"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构成了西方现代诠释学的起点,海德格尔是这一转向的发动者.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基础存在论的此在现象学就是诠释学,从而把诠释学与存在论关联在一起.他还揭示了理解与解释的存在结构,即"被抛的筹划",并且通过对其时间性结构的探讨,阐明了理解作为此在基本存在方式的存在论意义.海德格尔的这些重要思想为现代诠释学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     

孟子与“稷下”之风

一、众说纷纭一大儒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他)来说都是不利的,用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迥异的。曾读到一篇题名为《孟子的逻辑》的文章,说孟子继承大圣孔子,称为亚圣,“他在说废话方面,也可以说得孔子之真传,且有过之而无不及。”①这文章先拿下面一句所谓“废话”开刀:“(只要)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就)天下平。”②“亲其亲长其长”,是“孝顺自己的双亲,服从自己的尊长”的意思。文章认为全句“不是条件关系,而是同意重复,它的前后两个分句是可…     

朱子对《孟子》“尽心”“知性”诠释中的心性论问题

朱子对《孟子》'尽心'知性'的解释不同于通常理解的'先尽其心而后知性',他认为'尽心'是'知性'实现之后达到的效果,而'知性'则是在格物穷理的工夫过程中对'性'的彻底把握。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在于:首先,'性'作为心灵活动的本质应然倾向,是'尽心'要实现的具体内容;其次,'知性'的'性'在根本上是普遍的本质应然倾向在人与物身上的具体呈现,但这只有经由格物穷理的过程,才能真实而具体地由心灵所把握,而这就是'尽心'的达成;最后,对'性'(也即'理')的真实把握必然'不容已'地带出对本质应然倾向的落实,故而'尽心'既是知得尽,又是行得尽,'尽心'的达成因而实现了知与行的真正统一。     

孟子的“仁政”思想对现代的价值及启示

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平生孜孜以求的理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孟子的"仁政"思想包括以民为本,反对暴政;减轻刑罚,减少战争;制民之产,使民以时;重视商业,轻徭薄赋等重要内容。研究孟子的"仁政"思想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现代价值启示。     

“城—哲冲突”与哲人何为——论哲人海德格尔政治失足的阿喀琉斯之踵

海德格尔投身纳粹政治的原因一方面可以归结为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本质上的共通性,如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激进批判、对向死而在之自由决断的过度强调、对特定历史时刻的高调吁请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跳出私人性偶然事件的琐碎纠缠,将海德格尔的政治失足视为普遍性的哲学与政治永恒冲突的现代样板。从这个角度切入,海德格尔失足的深层原因就表现为他不懂得政治较之哲学的不完善性,忽略了哲学与政治两种生活方式的根本区别,遗忘了哲人公开表达的审慎美德,从而犯下了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哲学理想的低级错误。     

试探元杂剧中的“发现”与“突转”艺术——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参照

"发现"与"突转"乃源自西方戏剧美学范畴的两个概念术语,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总结概括出的古希腊戏剧家安排情节与结构布局的两种重要技巧、手法。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尽管缺乏这两个专门术语,然而元杂剧的成功创作实践表明,"发现"与"突转"同样存在于中国古典戏曲创作之中。     

也说告子的“不动心之道”——与董卫国先生商榷

孟子转述告子的"不动心之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言向来令人费解。这句话既然是告子表述自己所认为的达到不动心的修养之道,那么告子在这里的"言"、"心"、"气",都应该是指达到不动心的根据和方法,是有其针对性的,也即是从哪里入手进行修行,才可以做到不动心的问题。告子认为不动心的修养根据应该在与"心"、"气"相对外在的"言"。而孟子对告子的批评,并非误解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而恰恰是洞察告子的思想误区,指出告子对"言"、"心"、"气"的割裂理解是错误的,是不能达到真正的不动心的。不是孟子误解告子,而是告子不懂孟子。     

论孟子“推恩”说的现实性、困境及出路——以列维纳斯伦理学为参照

孟子的"推恩"说以恻隐之情为泛爱的基础,以差等之爱为追求的目标,以事亲从兄为实践的起点,这些均体现了其现实性。然而,"瞽瞍杀人"的案例却说明在亲情与公义间的两难选择前,"推恩"之法必然陷入困境,在列维纳斯的"第三方"概念的参照之下,孟子舍公义而全亲情的价值选择也充分显示出其不合理性。摆脱"推恩"困境的出路并不是"大义灭亲",而是要建构起完善的亲属回避制度。     

海德格尔视野中的“庖丁解牛”——从技艺概念之不同内涵看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比较之限度

海德格尔和道家思想有互通之处,通过对技艺的描述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和价值取向也非常接近。但双方在文化背景、生存处境、时代关切,尤其是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思维方式本身就是思想内容的直接体现,相同的结论中蕴涵着不同甚至相反的思想主旨。双方描述技艺活动中人与物打交道的方式,在技艺中所通达的境界和所获得的领会,以及对技艺者本身生存处境的看法都因思维方式有别而截然不同,比较研究只有揭示"诸路"之同归和"异曲"之同工,才会是有根据和有意义的。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四心”即人性：论孟子的“以性释心”

孟子把人为之心中善的一方面,提升至本原之善的地位。此“心”即是每个人生来即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四心”。“四心”是人类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四德”之“四端”,孟子的“四心”由此成为善之原。“四心”与“四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四心”为“四德”之本,孟子的人性由此成为善之原。圣人自觉存心率性而行,而普通人因欲望或名利等因素的迷惑丧失了“四心”,这就需要借助媒介即人性的载体来完成存心养性修养过程。孟子人性的载体即是“浩然之气”,它不但是善的天生材质,而且是义之原。普通人需要“养气”以“养心”、扩充“四心”以“尽心”“尽性”。     

论《杨林》与“烂柯人”中的不自然时间

在《杨林》和＂烂柯人＂这两个文本中,其故事时间的独特性表现为＂叠合式时间＂,即文本中不仅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故事时间,而且这两种时间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对应关系。这种独特的时间书写在以往的叙事认知中被当做是表达主题的一种策略手段,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不自然性。结合不自然叙事学的相关理论来探讨这种不自然时间的书写,将会为理解这类古典小说文本提供一条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