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伦理角度看隋初太子废立之争

隋初太子废立之争,在传统研究视角中是一个历史课题,本篇则尝试由文化伦理角度对此问题再作一剖析。太子杨勇因德行不检而遭黜,晋王杨广却矫言饰行,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获取了皇位继承权。德行问题是封建社会皇位之争中惯用的藉口,在隋朝则因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而颇具特殊性。     

抑之不纵 责之以严——唐太宗对待亲属的态度

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任贤选能,历来为人们称诵,然而他的重国轻亲,严格要求自己亲属的史实,却不怎么为人注目。 这方面首先表现在他教子以严。由于封建社会的皇位是世袭制,皇子是皇帝的当然继承人。因而皇子在皇帝的眼中便是金枝玉叶,掌上明珠。这就导致不少封建皇帝对自己的儿子有意无意地过分溺爱、娇惯和纵容。但有远见的皇帝决不如此,他们望子成龙,心情迫切,因而对儿子的要求就更加严格。唐太宗就是这样。他的长子恒山王李承乾自幼聪敏,“颇识大体”,“太宗甚爱之”,可承乾年令大了,却爱好声色,“慢游无度’,太宗很恼火。有一次,承乾私幸“美姿容、善歌舞”的太常乐童称心“与同卧起”,太宗闻之大怒,“悉收称心等杀之,连坐者数人”,且“诮让太子甚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封第三子吴王恪等为诸侯都督,诸王将赴任,太宗便赐书一封,中肯相诫,要他们“勉思     

两晋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再考察——以儒佛关系的变迁为切入点

通过晋朝两次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的对比,可发现两次论辩无论是论辩的背景、论争双方的成员构成还是论争的重心都大不相同。而如果从整个儒佛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并非仅是儒佛伦理之争,宗教与政治的博弈决定了论争的发展和走向。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两次迁都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就迁都问题,南北舆论出现两次热烈集中的讨论。第一次以武汉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为主阵地,围绕理想中的首都、如何改造政治上落后的北京、如何建设文化中心北京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28年春二次北伐引发南北新一轮的迁都之争,北方学人白眉初、叶叔衡与南方张其昀、龚德柏等围绕建设北京与南京的优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最终因蒋介石为首南方军事政治实力集团介入,社会上的迁都之争才逐步平息下来。透过这两场迁都之争,不仅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社会各界对于建都的分歧,不同团体的观念差异与利益诉求,而且显示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复杂面貌,国家层面的政治统一与社会层面的思想统一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在政治分歧的背后——萨特与梅洛-庞蒂之争再思考

萨特与梅洛-庞蒂之争表面上是因为政治原因,实际上却是两人对于哲学本身的不同思考和不同选择所致。萨特的政治介入因其政治层面的清晰单一,从而丧失了哲学层面的丰富性,这是梅洛-庞蒂与之决裂的主要原因。同时,他们二人的争论亦可看作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次交手。这场争论对萨特刺激很大,以致他在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一定程度上调整和修正了以往的激进姿态和观点。     

《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治国与用人思想研究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政治清明,国家强盛,出现了治世之极的"贞观之治".<贞观政要>为唐吴兢编撰,是记载唐太宗在位期间君臣讨论政事的政治文献.此书问世之后,唐及以后的历代都十分重视,对其推崇备至.书中记录的唐太宗治国和用人思想,这对我们当代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治国与用人思想研究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政治清明,国家强盛,出现了治世之极的“贞观之治”。《贞观政要》为唐吴兢编撰,是记载唐太宗在位期间君臣讨论政事的政治文献。此书问世之后,唐及以后的历代都十分重视,对其推崇备至。书中记录的唐太宗治国和用人思想,这对我们当代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

在唐代后期宦官势力不断膨胀进而形成专权的政治背景下,出身低微、没有强大外戚势力的后妃的皇子更能够得到宦官的广泛认同、支持,从而在皇位继承的过程中取得优势。生母出身高贵的穆宗能够即位则与当时宦官内争激烈的政治背景有关。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的关系折射的是宦官在唐代后期皇位继承过程中的影响。以＂泾师之变＂为界,拥立拥立生母出身低微、缺乏外戚势力的皇子即位有着不同的政治意义。     

魏徴谏唐太宗论——读《贞观政要》笔记

唐吴兢编著的《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史书,记述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大事、政治主张与政治人物。书中涉及到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批大臣的问答,以及这些大臣的诤议和所上劝谏的奏疏,其中占篇幅最多的是魏徵。《旧唐书》、《新唐书》都说,魏徵“前后所谏二百余事”。仅《贞观政要》记载的,就有魏徵向唐太宗的面陈诤议五十次,写呈唐太宗的奏疏十一件,数量之多,压倒了其他一切大臣。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亦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反观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虽然力图效法文帝故事,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使权臣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加速了被废黜的过程。     

隋唐帝王边塞诗

帝王边塞诗多凯旋题材.隋、唐时期有三位君主创作了不少的边塞诗作.其中隋炀帝诗多耀武扬威之作,风格凌厉;唐太宗诗将乐观必胜的宏伟气度与悲壮的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唐边塞诗风;唐玄宗诗稳健明畅,表现了他开边黩武表面行为之下的深层思想.晚年的玄宗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对于民族政策是开明的.唐朝能够战胜安史之乱,与此不无关系.     

唐代咏陵诗及其史学价值

唐咏陵诗以抒情主旨而言,有抒发人生虚无感怀者,有议论陵主生前政治活动、评价其政治功过者,亦有以咏陵而刺求仙、戒厚葬者。唐咏陵诗不仅为读者了解秦汉诸帝陵在唐代的保护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今人了解唐代帝王丧葬礼仪,陵园守护、祭拜制度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罗马帝国军队与皇帝悖论关系刍议

罗马帝国不同于古代东方专制帝国,大多数元首、皇帝不是嫡传继位。帝位更替时,往往因军队蓄意参与,使皇帝与军队之间形成了某种悖论关系:元首、皇帝需要军队为其统治支柱,但却常常成为军队刀下冤魂;近卫军本应是皇帝的“亲兵”,但常常置元首皇帝于死地;军队既可以拥立皇帝,也“随意”将皇帝废黜。探究这一悖论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制度保障的缺失,军队的难以掌控性等是其中重要原因。     

南宋诗评家时少章考论

时少章是生活于南宋宁宗、理宗时期的一位诗评家。他看重诗品与人品、创作和时代的关系 ;从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出发 ,推崇盛唐诗风 ,抑制晚唐习气 ;注重师承 ,更强调独创 ;一方面激赏盛唐诗 ,但也不排斥中晚唐诗中那些清新流丽之作 ,表现了博大的胸襟和持论的公允。     

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政治理念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     

《宋史·礼志》所载赏赐考论

赏赐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宋朝诸帝赏赐的原因、物品、对象、标准及特点等,就《宋史·礼志》所载来看,与前代并无多大不同。但在具体进行赏赐时,宋朝诸帝则有着重文轻武、轻民、讨好强大、轻视弱小等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民族交往的严重弊端。因此,宋朝最终灭亡,当与统治者未能合理地运用赏赐这一统治手段有着一定的关系。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     

论唐代科举制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

唐代士人参加科举制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他们的参政议政资格,只要报名科考即可自动获得。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官方对于时政问题从来不规定标准答案,任随考生自主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是时人共识。在这种背景下,策试才能产生一定的匡时济俗功能。然而,由统治阶级举办的策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问题,却无力解决社会顽症;再加上残酷、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策试匡时济俗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限制。     

唐宋之际道教的变化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

唐宋之际,道教的神仙思想和炼养方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分析了这种影响是怎样具体发生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