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品看曹操和曹丕对《诗经》接受的异同

曹操和曹丕对《诗经》的接受,最直接的就是表现在他们的作品对《诗经》的引用上。曹操、曹丕对《诗经》的引用,既有对前代文人引用《诗经》传统的继承,又有发展。就他们引用《诗经》的总体情况、方式、目的和特征而言,有同有异。这反映出他们不仅对《诗经》的接受有相同的一面,而且彰显出他们对《诗经》接受的发展变化。     

曹操、曹丕军旅诗之比较

曹操是汉末最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倥偬一生,身经百战,写下了不少军旅诗.曹操的军旅诗是曹操军事生活的反映,也是曹操战争经历的见证.曹操经历了汉末诸多的重大战争,如:中平六年(189年)起兵讨董卓;初平三年(192年)追击、收编黄巾军:建安三年(198年)擒杀吕布、陈宫;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大败袁绍军;建安九年(204年)攻克邺城;建安十二年(207年)北征乌桓;建安十三年(208年)与周瑜战于赤壁;以及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的战马超、讨张鲁、伐孙权、征刘备等.     

论黄脸曹操

通过对文学戏剧中白脸、黄脸曹操的比较,评析了《曹操与杨修》所塑造的曹操的本色形象。并在理性分析形象的基础上,挖掘了人物形象所蕴藏的思想观念、人文价值、艺术质量和审美思考。     

鲍照古乐府与抒情方式的嬗变

鲍照的古乐府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其抒情方式主要为奔冲跌宕式、弥漫发散式两类。奔冲跌宕式突破了含蓄蕴藉的抒情传统,弥漫发散式避免了重章复沓与繁芜冗长,彰显了鲍照巨大的艺术创造力。     

乐府古辞“行胡从何方”或与汉时西域文化传入有关

《乐府诗集》所录乐府古辞一首,当为汉武朝采诗所得。因其并非郊祀颂辞,故不见史书著录。宋前仅见《艺文类聚》《北户录》《法苑珠林》有录。前两书皆为摘句,且多有讹误。仅《法苑珠林》所录完整,与《乐府诗集》雷同。《法苑珠林》乃佛教百科全书,《北户录》转引亦意在证明《功德浴佛经》中所云之香料名称。结合古辞形式及所涉六种来自西域“列国”特殊物品之功能看,该首乐府或与张骞出使西域时期佛教初传中土有关。     

南朝诗僧与乐府民歌创作

南朝诗僧借用乐府民歌创作了为数众多的、表现男女相思爱恋之情的诗歌,这在历代僧人诗作中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我们认为,南朝崇尚声色的社会风气、艳声俗曲引入乐府音乐、大乘佛教习学一切世间法的济世观对僧人写诗作文的许可,都导致这一独特文学现象的产生。     

论西汉经学背景下的乐府和乐府运动

西汉乐府署的设立是汉王朝“以经为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目的在于郊祀。两汉是经学的时代 ,经学要求以“雅乐”服务郊祀 ,但乐府的发展背离了经学家原定的设想 ,“以俗为雅” ,朝野世俗享乐文化弥漫。罢乐府是对上述事实的反动 ,正见得西汉末经学思想日渐巩固 ,然而 ,正是由于巩固的经学思想又把它自己置于难堪的境地 ,罢乐府后臣民“湛沔自若”的事实就是它的突出表现 ,也是经学理论缺乏自身反省精神所致。从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班固“百姓渐渍日久” ,朝廷应“制雅乐以相变”理论的高明处     

论曹操的诗歌创作艺术

曹操是三国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 ,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文以四言诗成就突出 ,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 ,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 ,具有苍劲雄浑、慷慨悲凉的风格。诗歌反映了汉末的战乱和人民的苦难 ,高歌开明政治和统一的理想 ,充满了昂扬进取的豪迈精神 ,有力地表现了建安时代的特色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晋南朝乐府民歌创作主体考

东晋南朝乐府吸收了大量南方民歌。而这些民歌大都特色鲜明：《清商曲辞》中的《昊声歌》和《西曲歌》以情歌为主,却反映不同地域、社会阶层、职业差别;《神弦歌》为祭祀歌曲;而《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或诉说爱情,或讽刺时事,反应人民最直接的心声。而从创作主体看,这些所谓“民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乐工、歌伎创作或润色。     

曹丕《柳赋》创作背景及时地考辨

《柳赋》应当是曹丕建安二十年三月初在去守孟津的途中走到官渡时所作,当时曹丕与曹植争太子位正处于劣势,《柳赋》反映了他抑郁不得志的心情,王粲、陈琳、繁钦的《柳赋》、应的《杨柳赋》也应作于此时。     

论曹操的理想国模式

曹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时代,还是一个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时代。曹操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十分不满,他在《度关山》与《对酒》两首诗中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其基本模式和特征是:君贤臣良的分封制政治格局;和谐有序的官民关系;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公平允当的刑罚措施;谦和礼让的社会风气;等等。曹操的理想国模式与"礼运大同"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但它并不是对儒家大同社会的简单复制,其中也有对道家、墨家和法家学派思想观点的取法和吸收。曹操的理想国模式是以儒家思想为基调,同时吸收道家、墨家和法家的思想观点,最后熔铸形成的一种综合体。     

论曹操的士人情结

宦官家庭背景的影响与终其一生所具有的士人情结,构成了曹操其人的两大属性。其中,前者对于后者构成逆向推动力。认清这两种属性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曹操及其文学创作意义非凡,曹操诗歌写作、通脱思想以及建安时代对曹操其人的接受无不与此有关。     

浅论杜甫“新题乐府”的创作特色

“新题乐府”是杜甫在继承汉乐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自立新题,自创己格,自叙时事”的一种新的乐府形式,具有题材的现实性、艺术手法的多样性和语言的通俗性等特色。     

论曹操诗歌的悲凉感

曹操血脉中流淌着代表汉人理想风貌的热血,他性格积极乐观、豪迈纵横;但另一方面,他的内心悲凉孤独、感情复杂。因此体现于诗歌多有悲凉之句。其悲凉感表现在他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戎旅生涯艰苦生活的抒发,以及对岁月易逝、人才不得、功业难成的忧虑和尊崇汉室却被疑心的孤独。"烈士多悲心",曹操诗歌的悲凉特点使他的诗歌风格更为阔大悲壮,显示了他独特的个性和人生追求。     

曹丕"文气论"在后世的发展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话虽不多,但内涵丰富,对后世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文气作用论、阳刚阴柔论和风骨风力论三方面,讨论历代论者对曹丕“文气论”的发展和完善。     

论曹操家族门风及其影响

汉晋之间,世风与士风剧变,渐尚“通侻”。究其原因,与曹魏统治者之身体力行及其政策不无关系。曹操父子行为举止皆不严格遵守儒家礼法,主要表现为“为人佻易无威重”、“不治威仪”;在宗庙制度等方面不守典制,丧不废乐,甚至倡言“猎胜于乐”,游猎无度;在婚姻制度上则“自好立贱”。曹氏父子之所以如此,不仅与汉末以来社会文化变化的大背景相关,而且与曹氏出身寒门的文化特性及其喜好直接相关。作为统治者的曹氏父子崇尚“通侻”,必然影响到其用人政策与文化取向,蔚为风气,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魏晋之际文化风尚的变化。     

论曹操的无令弱民兼赋思想

建安九年,曹操控制河北之后,发出抑兼并令,着力抑制豪强廉并土地,减轻农民赋役负担,改革推广新的税制,以租调制代替两汉时期的租赋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乐府诗集》整理中存在的问题

中华书局 1979年以影印宋本为底本 ,标点出版了《乐府诗集》 ,但由于整理不当 ,致使《乐府诗集》的部分解题词意隐晦不明。本文以 1998年重印本为依据 ,指出《乐府诗集》整理中存在的部分问题 ,以供参考。     

论乐府艺术对人物传说流布与演变的影响

乐府诗涉及诸多人物,是否有乐曲专咏人物事迹甚至以人物的名字或代称来命名乐曲、相关乐府诗的入乐入舞情况和流行程度、歌辞能否唤起读者的兴趣并为读者预留足够的想象空间等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物传说的流播。乐府艺术在人物传说的演变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或因其他乐府诗的影响,或从较早的歌辞里生发,或纯属乐府诗人的虚构,使得不少重要的故事情节和经典的人物形象在乐府诗中诞生。     

王粲“为两公子楼护”质疑——王粲和曹丕、曹植关系论

关于王粲与曹丕、曹植关系,学界多囿于旧论,认为王粲＂为两公子楼护＂,婉娈于曹氏两兄弟之间,与二人分别保持相等的距离,且同时受到他们的尊爱。但从曹丕、曹植对建安诸子的排位,王粲与二人的诗文交往情况及曹氏两兄弟悼念王粲的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则显示出王粲实际上是亲曹植,疏曹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