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背后女性角色研究--以元杂剧为例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社会男性的专利,登第往往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科举背后的女性却被忽视。在士子们及第过程中,女性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元杂剧中描写了许多女性与科举的情节,如母亲的精心教育,准岳母逼迫未来女婿上京赶考而高中,妻子支持丈夫进京赶考而带来的相思之痛,以及为了科举而被士子遗弃的女孤儿。这些女性的帮助和付出,造就了士子们在科场上的成功。     

南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对于南戏研究的回顾,笔者读到过两篇文章:一为赵景深《过去对南戏研究的成就和缺点》,一为孙崇涛《中国南戏研究之检讨》。前者着重分析、批评当时已刊行的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陆侃如、冯沅君《南戏拾遗》等三种南戏研究专书;后者重点在于说明南戏研究各阶段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某些分歧意见发表议论。本文则准备就南戏研究各阶段的特点、方法及其得失作初步探讨,以期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借鉴。     

语言学视野中的早期南戏艺术特征分析——以《张协状元》中口语词的运用为例

《张协状元》是早期南戏的代表作品，其中的口语词运用显著地不同于戏曲成熟时期的作品风格：既可以出现在说白中，也可以出现在唱词中；既为戏曲扮演的下层人物使用，也为上层人物所用。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充分体现了早期南戏通俗的艺术特征。     

宋元南戏所用诗词俗语论析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四大南戏、《琵琶记》基本保持了宋元南戏的原貌，其中大量使用诗词俗语，与南戏的生成、宋代启蒙读物的广泛传诵、唐代近体格律诗的影响以及宋代的科举考试都有密切关系。剧中的上场诗和下场诗，又与南戏程式、剧本结构相关。诗词俗语富有哲理性和形象性，增添了南戏语言的表达色彩，加强了表演效果。编剧者自作的诗词多能结合角色的特点，与剧情浑融。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体现了南戏的品格。     

南戏《张协状元》研究八十年

《张协状元》作为早期南戏成熟的代表作品,是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重要史料,也是汉语言研究在戏曲方面珍贵的材料。八十多年的《张协状元》研究涉及的内容包括作品时代、作者、地域、艺术体制、文化等诸多方面,其成果为考察早期南戏的艺术面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语言研究缺失的问题,值得引起关注。     

浅论《聊斋志异》中狐女和鬼女的形象异同

《聊斋志异》中狐女和鬼女所占的篇幅比重较多,阳光明媚的狐女和凄美哀怨的鬼女两者有着不同的文化渊源,狐性和鬼性在她们身上得到诠释,但她们又具有人性,而且个性迥异.这种狐性、鬼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使狐女、鬼女的形象更加丰满深刻,而两者形象的塑造,则往往是为了满足落魄书生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这不仅体现了一生穷困潦倒的蒲松龄的美好心愿,更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下文人士子的共同理想追求,也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同时也暗含了男权社会下女性地位的卑微,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女性意识的崛起.     

从杂剧文本看元杂剧作家的贞节意识

元杂剧作家有着强烈的贞节意识,他们以贞节为标准,将女性划分为好女人和坏女人,不论她们是良家妇女还是风尘女子,好女人则肯定之、表彰之,坏女人则否定之、批判之,同时对将寡之妇满怀贞节期待,对青年男女的情爱不遗余力地收编,对女性贞节挖空心思地求证.这些贞节意识蕴含在他们编排的杂剧文本之中,随着杂剧的大量演出而广泛传播,从而使元剧作家成为宋元时期社会贞节观念日益严厉过程中一只有力的推手.     

从《啊,拓荒者!》看西进运动中美国妇女的嬗变

以《啊,拓荒者!》中两个女性人物为例,揭示镀金时代这一阶段的西进运动对美国妇女的影响,指出当时的主流社会坚持传统,认为集"虔诚、贞洁、顺从、居家"等品德于一身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虽然西部老一辈女性也极力维护这样的传统,但在西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却偏离了传统。拓荒岁月的艰辛迫使她们走出家这个"女人的领域",在外面的世界里像男人一样地奋力拼搏。同时,也给她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使她们有机会充分展示她们作为人的才干,而不仅仅是社会定义的"女人"的才能。这样成长起来的她们,自然有着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女性以及西部老一辈女性不一样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     

南京大学文学教授:俞为民

俞为民，1951年生，浙江余杭人，中共党员，文学硕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影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戏曲历史及理论专业，导师钱南扬教授。毕业后留校，一直从事古代文学、古代戏曲、小说的教学与研究。俞为民自1980年以来，已出版专著八部，校注、校点古代戏曲、小说12部，发表论文60多篇。俞为民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宋元南戏、明清传奇与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研究上。南戏学是戏曲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宋元南戏的研究中，俞为民主要在三个方面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晚明"秦淮名妓现象"初探

妓女文化在明末清初空前高涨,出现了一群艳绝风尘、侠骨芳心的秦淮名妓,以秦淮八艳传名最广.她们诗韵骚雅、道德气节兼具,形成了内涵独特的"秦淮名妓现象",让明清之际的江南士子们黯然失色.她们的出现是那个时代社会、历史与文化遇合的必然,是万种风情的南明士风和富有个性的南明文化成就了她们.而她们的出现也正预告了一个民族行将灭亡的必然.     

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

北宋后期,辞赋在点缀文人生活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辞赋与文人生活的密切结合也促进了辞赋的发展。在当时,文人雅事常有辞赋等来助兴。赠答、赠别、吊死问生的赋在当时颇为流行。在表现燕居生活的艺术性方面,辞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们还喜欢用辞赋来表现对书画的看法,他们优游的园中小亭、草堂台榭,点缀雅趣的砚、茶、酒、药,也是辞赋表现的重要题材。文人们也喜欢品评前代和当代的辞赋作品,以显示才学,展示胸襟识力。辞赋创作与文人文化生活的密切结合,开拓了辞赋的表现范围,深化了辞赋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辞赋议论化倾向和科举改制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辞赋内容与风格的同一性。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特点及其成因和影响

明代内阁阁臣是辅助皇帝决策的人员, 地位尊崇. 阁臣的地域和户类分布都比较广泛, 为实现人才的优势互补, 以便提高最高决策层的决策效率和质量, 并将各边远落后地区, 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才纳入国家统治集团核心以增强明廷的凝聚力、 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统一都有积极的意义. 但阁臣在各省直间的分布又不平衡, 相对集中于经济、 文化发达和科举实力雄厚的南方各省; 在年龄构成上, 阁臣的中进士、 入阁年龄及在阁年限等都符合人类生理和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 说明明代阁臣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活力状况良好.     

秦汉户籍中的"宗室属籍"

秦汉户籍中身份等级最高的是皇族成员的宗室属籍。无论是居于京师的皇族,还是散居各郡国的宗室成员的户籍都归宗正掌管,各地要按时上报宗室户籍,是为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皇族及后裔都具有宗室属籍,谋反者及其家属、毋节行者、五服之外者不具备宗室属籍。不仅有皇族血统者有宗室属籍,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者也可有宗室属籍,或称之"准宗室属籍"。宗室也不单纯是个自然的血缘或姻缘概念,还可以是人为刻意制造而成,即宣布没有皇族血统的人为宗室。秦汉宗室有属籍者数量相对有限,没像宋明那样出现宗室泛滥为患的局面,因而被后世称道。     

寒士阶层的崛起与受挫——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处于士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期,在科举制的激励下,寒士阶层积极投身政治,但他们的现实政治处境却多是坎坷沉沦,这造成了唐代诗人普遍的缺失性体验。这种缺失性体验,成为唐诗创作的心玛动力,促成了唐诗创作的繁荣。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科考时文“以古文为法”与古文之复兴

时文"以古文为法"肇始于宋代科考改革,并成为科考制度下历代士子的共识.这种时文法古思潮和创作实践成为古文得以复兴与繁盛的最根本因素,尤其是适应于应试技法的实际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古文文法的探讨与总结,促进了古代文章学的兴盛.尽管科考时文屡遭历代学者文士的诟病,但倘若没有科考时文实际需求的催动,古文的复兴与繁盛将会较为滞后.     

两宋士人的书卷精神与山水画的审美取向

两宋时期实行的右文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书院教育的兴盛、士人关注内心生活的价值取向等,为士人们书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时代背景.书卷精神典雅脱俗的审美品质渗透进士大夫们的生活,作用于他们的文化素养.成为他们审美活动的总体氛围,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美的创造与欣赏.而作为时代审美主体的士大夫的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倾向,自会影响时代的审美思潮.于是,在士大夫书卷精神的影响下,宋代山水画呈现出诗化的倾向.在意境层面实现了与诗歌的相通.     

八股冲击下的明诗位移

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在既重且难的八股压力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将毕生精神气力全部耗于其中。当巨大压力下的明代士人将全副身心投诸科场程文时,诗歌也随之变成了"八股之余",而"唐以诗赋取士"则成为明代最为频繁的诗学关注话题。     

唐代士人的流迁与北方文化南传之途径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在唐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聚集了大批的北方士人,他们在当地发展生产、移风易俗,传播了儒家文化,改变了当地民风;他们在当地教书授徒、著书立说,传播了北方文化,影响了南方文风;他们与当地士人的交往,促进了北方文化的渗透,增进了南方人士对北方文化的认同;他们还通过入幕为佐的方式,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拓展了北方文化南传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