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必盛唐”臆说

“诗必盛唐”一直简单地被当作明代七子派创作上模拟之弊的根源和口实。但全面考察七子派诗学思想,不难看出:七子派取法汉魏盛唐的本意,在于恢复各体诗歌初创阶段的那种真情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创作精神。其模拟之弊固然与他们严守法式有关,但深层根源在于中国诗歌发展后期无法克服的内有矛盾无避免的衰落命运。     

中晚唐五代“苦吟”与诗格的谶纬诗学意蕴

中晚唐五代苦吟派的诗歌崇拜和耽溺不仅基于诗教传统,还带有浓厚的谶纬诗学意蕴。一方面,汲取谶纬诗学的政治伦理意蕴建构起经天纬地的神学"诗道"观。诗是造化之精,诗人则是璀璨的"文星",也是国运盛衰的象征,"诗谶"遂流行。另一方面,苦吟派还彰显了谶纬诗学的"自持其心"之义,以诗为立心之道,诗格因之以盛。就方法而言,则是在"比兴"传统之中融入谶纬诗学杂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以天象、四时比附人事的解经方式。同时兼法《类书》的类目和体例,建构起一个封闭自足、包罗万象且有着特定对应关系的符号象征系统,诗之"秘旨"得以呈现,其弊则失之穿凿。     

梅村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吴伟业是明末清初诗学转变的关键人物，明清诗学的变化从他身上都可以得到解释。他学习前人而不一味地因袭前人，继承的同时又体现创造，其梅村体进一步把唐代元、白所开创的叙事诗传统推向了抒情写意的极致，显示了中国古典叙事诗抒情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他又以明“七子”复古派后继者的身份具体落实了“七子派”在明清之际的影响，开创了清初诗文的局面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从杨德豫译诗看其诗学观

杨德豫先生不仅译作丰富,对译诗也有独特的见解,是现代英诗汉译的名家。文章借鉴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对杨德豫的诗学观及译诗进行解读,从而得出:杨德豫坚持用汉语格律诗翻译英语格律诗,主张"以顿代步",韵式悉依原著,在译诗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诗学观,并且在诸多实践中实践着自己的诗学观。     

论清初《诗品》接受史的“异质性”--以陈祚明对潘岳、陆机、陶渊明的批评为中心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对《诗品》的批评存在鲜明的异质性。陈祚明反对钟嵘“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认为钟嵘对陶渊明品第不当,对诗旨阐发不足。他认为潘胜于陆,陶诗可与杜诗并驾齐驱,陶诗亦有入世之意,不宜专以隐逸述陶诗之旨。钟嵘之所以强调传统,否定新变,是为了反对以沈约为首的声律论;陈祚明之所以主张溯唐诗之源,提倡“情为辞先”的诗学观,是为了折中调和明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不同的诗学语境、批评目的,导致了“异质性”的产生。     

从《唐宋诗醇》看乾隆的唐诗观

入清以后,人们对前代的格调论仅从气格、声调考察唐诗的可行性怀疑,也对严羽、高　不具体分辨唐诗的风骨、气象,笼统地以时代论诗、强分四唐的做法不满。随着对明唐诗学反思的深入,七子们“诗必盛唐”的观念为多数论者所弃,代之而起的是对唐宋诗的重新认识定位,并形成纷争的局面。论者出自各自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趣味,在诗学取向上,大体分为宗唐、宗宋两派,互相辩驳,各不相让。即便同是宗唐,具体趣尚亦在在不同：顾炎武、朱彝尊、毛先舒等仍沿袭七子诗学观,再树盛唐之帜;王夫之立足自己的艺术哲学,推崇初唐,兼带盛唐;冯班、吴…     

论韩驹诗学观

韩驹系两宋之交江西诗派重要成员,其诗学理论颇为富赡,主要表现于诗意观、诗味观、诗法观等多方面,诗"正"而贵"远"、"饱参"与"禅悟"、法度与自由等均为其诗学观的重要内容。     

明代诗学论"清"

明代的主流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 ,重李杜一脉而轻王孟统绪 ,故胡应麟论“清” ,兼容雄浑与清逸两种风格 ,注意区分“格清”与“才清” ,显示出主流诗学试图吸纳非主流诗学的趋势。将“诗为清扬”作为重大的诗学主张提出并认真加以阐述的则是竟陵派的钟惺。从理论设计看 ,竟陵派所界定的“清” ,排斥俚俗和雄浑壮阔的风格 ,既是为了规范公安派的“性灵” ,又是为了改变七子派忽视情趣的失误     

明末的诗学反思与学风转型

明末文人继承了明人一贯的文学反思意识,他们通过对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诸家诗论的反思,深刻认识到文学及诗学的鄙陋源于空疏不学。他们认为,上述三家的"废学"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学问的粗疏,二是表露出拒绝或忽视"学"的倾向,或是否认学问对于诗歌创作的积极意义,或是由于表述方式的欠缺,忽略了学养的意义,后者对诗学的影响尤为明显。有鉴于此,他们普遍批判空疏不学的错误倾向,强调"学"之于文学、诗学的重要意义。诗学反思与对科举、王学的反思异曲同工,共同凸显了"学"的价值,从而使当日的学风崭然一新。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论胡应麟诗歌创作理论中的“兼容”特色

明代胡应麟的诗学理论是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归纳和总结。他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现出"兼容"的特色,主张"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兼容,要求外在的"格调"与诗歌的内在审美风格相结合;提出"法"和"悟"齐备,为兼容"体格声调"和"兴象风神"提供了方法论;又指出"悟"要和"深造"并重,强调了熟习研究前人作品的重要性:这是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舒位诗学观初探

本文认为舒位的诗学观表现在：重视诗人道德气节；讲求才学识相结合而强调多读书以培养才识，少用书以贯注真气；认为好诗须以真性情出之；倡导不名一派，融各家之长；注重作诗技法等。文章以舒氏诗歌特色说明其理论，并将舒氏诗学观放在历史及时代背景中作了评论，认为舒氏作为性灵派的骁将却有着与性灵派主张不完全相同，甚至更进步的诗论。     

论朝鲜李朝徐居正“愈老愈奇”说的理论构成

徐居正是朝鲜李朝初期著名的文学家,其在文学批评中提到"愈老愈奇"的学说,没有得到后人的充分重视。其学说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重视诗人的人生经历的观点,有其创作观的内在基础,也有高丽诗学传统的继承,还有对杜甫、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观点的接受和发展。其内涵在重视风格上的"奇"而非诗法上的"严"上,有所创新。     

诗为情化:华兹华斯与方玉润诗学观比较

依照比较诗学的原则,侧重从比较诗学思想的相异性更切合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价值为出发点,探讨华兹华斯与方玉润在阐释"诗言情"理念方面的异同。两者对诗性精神的关注,在审美情感的体验方面和诗化思维方式上有一定的交集,在诗学观方面有了互相对话的可能性。探讨华兹华斯与方玉润诗学观中对诗为情化的探索、情话诗说的理论的传达,尽管身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时代境遇不同,但他们倡导的诗性精神与诗为情化的审美体验,为比较诗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阐释空间。     

《文选》的选诗观

《文选》中蕴含的诗学观点是萧统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梁代文坛上,萧统既不同于“主文派”的萧纲、萧绎,也迥异于“主质派”的裴子野,他对文学有独到的见解.本文结合《文选》选诗实际,从情采观、功利观、诗法观、文体观以及“中和美”五方面探求萧统诗学观的内涵,并将其放入南朝梁代的文化背景中找出其与《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论巨著在共构一代文学观念新识上的作用及其理论上的局限.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明清之际桐城诗学宗白取向

明清之际,以潘江、方文等为代表的桐城诗人宗法白居易,此种风气的形成,极有可能受到公安派的启发。但在特殊时期,与公安派崇尚白诗之闲适情调不同,桐城诗学宗白重在其讽喻诗。他们有鉴于七子派与公安派的流弊,主张将模拟与变化相结合,认为诗学史上处理二者关系最为妥当的是白居易,故将其树立为学古的典范。学白之中,较之潘江的援笔而成,方文之学白,加以杜甫锤炼的功夫,进而达到陶渊明诗自然的境界,是苦吟的平易,诗学成就最高。     

试论明清四家诗选对“七子派”的评价

本试图研究《皇明诗选》、《列朝诗集》、《明诗综》和《明诗别裁集》编选的时间、动机、体例，并以对七子派的评价为例探讨各个选本的诗学审美倾向，借此辨析明末清初诗学思想的流变。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皇明诗选》和《列朝诗集》，认为这两部诗选采用“复古与革新”的批评范式，充满门户之争的习气；第二部分讨论《明诗综》，此书在唐宋之争的背景之下，欲矫《列朝诗集》之弊，对七子诗学已有接纳；第三部分讨论《明诗别裁集》，此诗选本于七子“格调”论诗立场，但对公安“主情”论和清初“代变”论多有吸收，具有兼容并蓄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