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行政契约的发展及其运用

“入世”后,政府职能的转变为行政契约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行政契约因其合意、平等、非强制、柔性化的优点,而具有应对WTO规则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目前,按照WTO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保障条款和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积极推动行政契约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乃当务之急     

论契约行政的理论基础——兼评“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私经济行政理论是契约行政的理论基础。私经济行政,又称为国库行政,是指国家立于私人的地位,适用私法规定所为的行为。私经济行政行为一般可分为下列三种:以私法方式辅助行政的行为;行政营利行为;以私法方式达到行政任务的行为。从私经济行政理论可以看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并不成立,"行政契约"是一个伪命题,产生这样的误区,可以说是由于把行政法理解为管理法而缺乏对其"公共服务法"特征认识的反映。     

建立我国证据契约制度之设想

证据契约,指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就正在进行的或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之事实确定方法所达成的,旨在直接或间接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合意。我国存在证据合意的规定,但尚未建立起证据契约制度。在我国构建证据契约制度具有必要性,同时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应通过改革民事诉讼模式,借鉴域外证据契约立法理念,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在我国建立证据契约制度。     

行政契约缔结原则研究

行政契约缔结原则,是指导和规范行政契约缔结的原则,它具有解释和补充法定欠缺、弥补行政契约内容不足、平衡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控制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缔结过程中行政权力行使的多维功能。基于行政契约的行政性与契约性的双重特点,其缔结原则可分为共通性原则与特殊性原则两类,其中,共通性原则主要由公开、公平和诚实信用构成;其特殊性原则主要有平等、竞争和有限契约自由原则。     

试论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

在依法行政、服务行政和参与型行政的背景下,以契约手段达成行政目的已成为我国实现行政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虽然在理论上认可了行政契约的存在,并开始对行政契约进行研究,实践中行政主体也大量运用缔结行政契约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但学界对于行政契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关于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中意思表示等方面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立法上亦缺少专门的规定。实际上,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中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在行政契约的缔结、履行等环节中,行政主体不是机械的法律执行者,而是存在着独立的意思表示,并在相当范围内享有意思表示的自由空间,同时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相对人互为意思表示。     

论劳动规章制度之法律定性

我国对劳动规章定性经历了授权法—经营自主权—集体合意三个阶段,定性问题关键点在于企业经营自主权与劳动者权利之间的冲突,两种权利之间只可妥协,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劳权维护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出路在于正视企业自治需求与劳动者权益之间存在的冲突,以集体合意的方式从源头上控制劳动规章的出台及其合理性,方符合国情及劳资关系发展趋势,更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     

行政契约缔约过失责任探析

行政契约的缔约仅依赖完善的缔约规则,尚不足以保障权利义务的有效实现。不履行缔约规则所负义务的法律责任机制,在保障行政契约权利义务的有效实现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在行政契约缔结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要遵守依法行政和诚实信用等原则,否则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行政契约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行政法律责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主体既包括行政主体,也包括相对人。行政契约的缔约过失责任在构成要件、责任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与私法缔约过失责任不同的特点。在承担责任方式上,既有私法契约的损害赔偿,也包括行政契约特有的强制履行和行政处罚。     

论刑事诉讼契约的缔结

长期以来契约一直被禁锢于民商等私法领域,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公、私法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衍生出了一系列共通的价值准则和评判标准。虽然刑事诉讼法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法、刑事诉讼也是公权力主导的领域,但这并不代表刑事诉讼领域完全不存在契约理念及其方法论的生存空间。恰恰相反,契约所蕴含的平等、自由、合作、效率等理念在刑事诉讼领域同样被奉为圭杲。通过以博弈论的视角对刑事诉讼契约的要素进行分析解构和对国外刑事诉讼契约模式的引鉴,可以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重要参考。     

行政契约变更研究

行政契约的内容可以通过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协商一致得到变更,也可以在情事发生重大变化及公益可能遭致损害的情况下,由一方当事人予以变更。在特定情况下,行政契约的主体也可能发生变更。基于行政契约的特殊性,其内容或主体的变更存在着有别于私法契约的条件和规则。     

论行政契约的生效要件

于行政主体而言,行政契约既是契约,也是行政行为。为此,行政契约的生效,高于私法契约生效要件之要求,不仅应具备行政主体符合缔约权限、相对人具有行政契约所需之缔约能力、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契约形式书面化等一般要件,还需符合参与保留、第三人同意等特殊要求。     

行政契约中的特权及其控制

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中的特权对于维护公共利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国的行政立法及实践均认可了特权的存在。然而,特权行使超越必要限度又会对行政法造成破坏,使行政契约这种行政方式失去存在的价值。肯定特权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对特权的行使进行必要控制是平衡行政契约中特权与契约性的必然选择。     

行政契约解除研究

行政契约缔结后,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予以解除,也可在符合双方当事人约定解除条件的情况下由契约之一方解除。此外,行政契约还存在通过行使法定解除权以解除契约的情况,这既包括私法契约规则中的法定解除权,也包括行政契约特有的法定解除权。但多数情形下,行政契约由于其公法属性而存在特殊规则。     

论行政主体对行政契约的单方变更权

公共利益是行政契约得以缔结和履行的重要基础,行政契约的公法属性也决定了行政主体需要享有单方变更权等特权。为了使行政契约的目的得以更好实现,应当承认行政主体为了避免公益之重大损害,有权对行政契约予以单方变更。单方变更权的行使不以合意为前提,但应当受到公共利益需要和比例原则的限制。同时,还需强化对该特权行使的程序控制,完善告知和听取意见、协商等程序性制度,并依据信赖保护原则对相对人的损失予以充分补偿。     

论行政契约的形式与缔结方式

基于行政契约的特殊性,行政契约的形式有别于私法契约,应以书面为原则,其他形式为例外,并排除口头形式的适用。至于书面形式是否表现为单一文件,则应作扩大解释,以利于行政契约的成立和生效。在缔结时,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招标、邀请发价、竞争性谈判、拍卖和直接磋商等方式。     

罗马法契约制度:历史话语的重述

罗马法契约制度不仅孕育了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契约法传统,而且成为现代契约法的基础。解读罗马法契约制度史不应站在现代契约法的思想体系上,而应当在历史语境之中进行重述。罗马契约法的结构主要是一种形式、一个原则和数种(法定)契约,契约形式主义和契约类型法定为其契约观念的核心要素,合意并非所有契约的一般构成要素。     

行政契约观念比较及其法律制度的建构

行政契约伴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在公法领域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因长期以来传统行政法理论和立法对契约理论的习惯性漠视,使行政的民主化进程的步伐极为缓慢。本文通过比较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及我国在行政法领域的契约观念,阐述了在行政领域引入契约观念的重要性,在分析行政契约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制定《行政契约法》的初步构架。     

论和谐执法的契约之道

行政契约作为行政主体以契约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一种行政执法手段,丰富了行政执法行为的方式,促进了行政执法的人性化、柔性化,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论和谐执法的契约之道

行政契约作为行政主体以契约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一种行政执法手段,丰富了行政执法行为的方式,促进了行政执法的人性化、柔性化,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契约：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关系的基石

行政官员的恰当代理和公民的自愿委托是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从伦理角度来审视原来我们只是侧重其政治性而忽视其伦理性的契约,通过对社会契约的道德前提(包括对人性的解释)和社会契约中蕴含的道德原则(包括契约的道德含义和价值理想等)的阐述,即可把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关系内涵提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