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黄土高原土地利用与黄河水灾关系及其对水灾的治理

秦汉时期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方式与黄河水灾关系十分密切：黄土高原作为农业区，黄河水灾频繁；黄土高原作为畜牧区，黄河得以安流．介绍了治理主要水灾的方法和经过．揭示了此项研究的现实意义．     

明代水灾述论

一、明代水灾的基本情况及对社会的影响明代水灾次数之多,危害之重,它是前后任何一朝都不能相比的。有明一代,凡二百七十六年,共遭各种自然灾害1214次,其中水灾486次,位居各种灾害之首,占41％。旱灾次之,为434次,占35％。其它自然灾害(包括蝗灾、雹灾、风灾等)共有294次,占24％。在平均每年4.4次灾害中,水灾就约占了1.8次.这些水灾遍布全国各地,而尤以黄河下游地区、苏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沿江地区为多。黄河下游地区,主要是受黄河及其支流泛滥而灾,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决堤改道,黄河决口的年份达二百四十六年。河南、河北、     

对中国治水之路的思考--重提南水北调工程

水灾的频率之大,危害之烈已构成中国的心腹之患.为了落实江泽民同志要把水的问题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目标的一项重大战略来抓的指示,对有关南水北调工程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思考.论述了古往今来"治国即治水,治水即治国”的道理.在总结我国治水成就的同时,也指出我国严重的水旱灾害加剧的态势.指出水灾的形成既有复杂的气象因素,也有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人为因素.剖析了历年来我国治水之路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重河流治理,轻生态治理;二是重防汛抗洪,轻水资源综合利用.认为解决长江水患和黄河断流的根本措施,在于尽快决策和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治水的根本目的应当是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苏北水灾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兼评《明清苏北水灾研究》

明清苏北水灾在中国水灾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对明清苏北水灾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有益于深化对淮河流域水灾的清醒认识,增强全民居安思危,抗洪防灾的忧患意识,寻找彻底治理苏北水灾的对策。为此,《明清苏北水灾研究》一书的著作者做了艰辛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启人心智的创新观点。     

“走近淮河”大型采风活动

宋代以前,淮河流域因富庶繁华而闻名,而公元十二世纪发生的“黄河夺淮”留下淮河中游梗阻、洪泽湖阻水、入海通道不畅三大恶果,淮河因此成为中国灾害最频繁及最难治理的河流。最近200年里,淮河流域共发生100多次较大水灾,受灾人口数千万。     

北宋河政探析——以黄河为例

宋代水患与前朝相比显得颇为严重,当时水灾分布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为了能够更好地管理河流尤其是黄河,宋承前制,在河政方面实施了不少措施。与举措相伴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对黄河的河政管理,不仅在职官上有专门的设置而且还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水政管理制度。     

康熙与永定河

永定河,《水经注》称之(氵纍)水。它的上游即桑乾河,下游原名芦沟河,也叫浑河。这条河自古以来经常泛滥成灾,素有小黄河之称。历代虽有修治,但工程规模小,作用也不大。元、明定都于今天的北京,治河之事显得重要起来,但真正治理这条河还是在清康熙年间,永定河之称也是从这时定下来的。过去人们在论述康熙治河时,只注重于他对黄河的治理,不大涉及永定河,即使涉及到了,也往往一带而过。其实,治永定河一事对研究康熙是很有关系的,他的政见、才能,他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都有所体现。尤其是他那励精图治的作风,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因此,专门论述一下他对永定河的治理,也是有必要的。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思想文化史意义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意义不限于宗教之畛域,它在科学、文化、艺术、哲学等人文知识领域在中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通过对儒家思想中的本体论、天人关系论、道德论、实践论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方面所作的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新解释,成为西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主要资料,同时经过他们之手传入西方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一定的影响。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即有文化史的意义,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卫礼贤

在近代西方在华传教史上,传教士往往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帮凶的角色.但也有一些传教士热心沟通中西文化,为传播近代科学尽力,卫礼贤便是这样一位较为特殊的传教士.他是传教士、是教育家、是汉学家,人称"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是值得肯定的中国人民的朋友.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城市水灾治理(1927—1937)

1927—1937年在自然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江南地区城市水灾频发,为巩固统治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在民生与政治双重需求下开始治理。与以往历史时期相比,政府在城市水灾防治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强化灾前监测预警、注重灾中抢险、重视日常防治。这种官办治理模式,在城市河道上下游跨行政区统筹治理及水灾应急治理方面效果较为突出。但是,由于经费支绌、官民冲突、交通结构变迁压缩水利发展、城市内部行政区划调整迟滞水灾治理等因素,治理效果难言乐观。这暴露出“十年建设”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专项治理能力不足。因此,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治水绩效评价不宜过高。     

德国传教士尉礼贤的中国观

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尉礼贤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观点以其独特深刻的分析而引人注目。他认为中国文化揭示了一个本质上趋向和谐的理想以及在宇宙组织和社会组织上的理性态度。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智慧可以救治和拯救近代的欧洲。中国人的精神性格是中国经济秩序的结果 ,其长处有知足性、勤勉性、熟练性 ,短处则有传统的保守主义和极端的固执性。尉礼贤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的观点 ,相对来说有着高度的理论思辩力 ,同时又表现出对人类文化和人类命运的深情关注 ,在近代来华传教士中独具特色 ,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研究价值     

“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在山东的赈灾活动考察

1876———1879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发生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丁戊奇荒"中,在华传教士积极参与赈灾,山东是传教士最先赈济的省份。传教士募集赈银、放赈、救济饥饿儿童、提出救灾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痛苦并扩大了基督教影响。这次是西人第一次在华大规模、有组织的赈济活动,中国赈济事业从此开始向近代转型。具体探讨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山东的赈济活动,对于全面了解西人首次在华大规模赈灾的情况、中国赈灾机制的转变有重要意义。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大批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中西双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论著。可是,对于来华的非耶稣会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现有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是非耶稣会士,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全貌。     

徐州历史上黄河水灾特征及其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影响

徐州地处历史黄河流经区,受到其频繁决溢和泛滥的影响,水患严重.频发的黄河水灾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导致人口流徙,城市淹没,交通受阻,社会混乱等.本文回顾了徐州地区黄河水灾的相关史料,旨在分析徐州历史上黄河水灾的规律与特征,揭示黄河水系变迁对当地社会系统的影响,以期为研究本区域人一地作用关系,制定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历史借鉴.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在 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 19世纪 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 :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 .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 1843年至 1854 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道德经》水哲学在新时代黄河治理战略中的体现和适用

黄河治理不仅是一项系统的水利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老子以水观道,主张人类的行为要尊重和遵循“道”和事物的原初或原本状态,体现的是一种遵循自然、宽容平等、物尽所用的和谐法治思想。《道德经》为黄河的治理提供了道家哲学的支撑。黄河生态保护是老子天道思想的现代表达;黄河高质量发展是老子人道思想的实践路径。黄河治理中要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天人合一”,要善用“无为之有为”和“有为之无为”思想来指导黄河治理,以“谦下”和“不争”来进行黄河治理责任和权利义务的配置。     

民元前后基督教传教士对改革和革命的认识与反应——基于三种基督教出版物的考察

考察基督教传教士如何面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改革和革命,可以从一个具体的角度研究这一群体与中国社会之关系.从传教士们发表的言论来看,这一群体对于晚清时期的改革是非常认同和衷心赞赏的.清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正是这个群体长久期待的结果.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传教士群体的态度复杂,各有差异,大体上经历了从震惊、观望到有保留地肯定的过程.而中国的牧师、教会职员则对革命表现出非常热烈的拥护态度.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都将清末的改革和共和国的建立,看作是发展基督教势力的契机,对新政权寄予较高的期望,希望在民国建立后扩大其影响,并利用这一机会促进教会自身的变革.     

中国水灾的话题

中国水灾的话题新华社记者鹿永建今年，是中国九十年代第四个洪涝重灾之年。去冬北方的大旱时间一直延伸到今年春夏之交，黄河断流达１３３天。大江大河水患紧接着就汹涌而至，一些中小河流也相继洪水肆虐，一时间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     

先秦水灾概说

水灾、旱灾和虫灾并称为威胁古代农业的三大自然灾害。先秦时期,水灾频仍,其基本特点是:龙山文化晚期、商代中期和春秋时期为水灾相对高发时期,多发生在农历的5、6、7月;水灾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和平原低洼地带;先秦时期黄河泛滥与迁徙危害性较大;春秋以降兼并战争加剧了水灾的发生。     

林乐知和《万国公报》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萌生阶段,外国传教士起了较大的启蒙作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中国先后举办过中西学院和中西女塾,并创办了《万国公报》。在办学和办报的活动中,他宣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宣传创办近代教育事业的意义,主张选派留学生,建议设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体制。林乐知在华的教育活动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