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之法与合法之法——拉兹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比较

面对法治这一法哲学的核心概念,拉兹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拉兹以实践理性为法治的理性论基础,秉承传统分析实证主义的形式法治观,并引入法律权威概念来阐明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为理性论基础,在批判形式法治观基础上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治观,认为只有经过特殊的民主立法程序,法律才具有合法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法学思考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所需,是我党执政理念的重大深化和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树立法律权威的需要,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持教育的民本化思想,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警惕法治保守主义,重视法律职业群体的作用.     

法律权威与公众法律认同问题研究

法律权威以法律认同为逻辑推演的起点,而法律认同又以法律具有权威为必要条件。法律权威与法律认同的良性互动以法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产生预期的法律实效为前提。法律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缺乏实践权威导致公众对法律缺乏认同感,法律规范难以转化为民众公认的生活方式;公众对法律缺乏认同感、法治观念淡漠进而又削弱了法律权威。中国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乃是强化法律实践权威,提升公众法律认同感,使两者良性共契,及时摆脱目前互相弱化的恶性循环态势。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民族地区司法公信力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在法治社会中树立法治权威的必备要素,也是促进提升社会管理效能的优质资源。司法公信力不足在制度架构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不合理有关,也在深层次上反映出对于司法理念与法律适用的调试需求。从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长远规划来看,应当在维护法制统一,保证国家法律在民族地区得到普遍适用和严格执行的基础上,重视民族习惯法在司法中的地位,在法律适用上顾及关乎民族群众心理情感,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的民族习惯。通过创新与落实司法为民理念,提升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中的司法公信力。     

法治与法律权威

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法律权威的至上性 ,树立法律权威是进行法治建设的决定性前提。树立法律权威须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以法治权、制约权力 ;二是以法济民 ,实现守法的自觉化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法律程序与程序法治

建设法治国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培植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法律程序经过程序工具主义到程序本位主义直至现代正当程序的发展，体现其在法治中的不同价值。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相对于实体法治而言，程序法治显得更有意义。只有正确处理好程序法治与实体法治的关系，才能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当代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新思考

建设法治国家也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但考察我们的法治进程可以看到,这种所谓共识只是表面的,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可谓举步维艰。当代中国推进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经济基础薄弱,建立法治起点偏低;几千年人治历史影响根深蒂固;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让各阶层对我国推进法治的坚定决心心存疑虑;法律体系自身建设问题较多,宪法的权威远未确定;法治教育与法律普及工作从内容到形式尚停留在初级阶段等。     

法理念与法治进化论

尽管我们承认法治有“良法”和“守法”两个因素 ,但绝对的“良法”和“守法”的“法治”只能是法治的理想 ,法治应该是不断进化的 ,即法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进化性。法理念的进化促进了法律进化和普遍守法 ,推动了观念法治和现实法治的进化 ,因而社会普遍的法理念的变迁是法治进化的基础。法治社会的真正权威是正义的司法 ,法官的正义判决使“纸上的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因而法律工作者的正义信仰是实现法治的最终保障     

从许霆案看法律权威的树立

许霆利用银行ATM机故障恶意取款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经过媒体的传播和放大而成为一个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民众的质疑无疑会影响法律权威的树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树立法律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的良好氛围。法律权威的树立，首先需要法律规定本身公平、合理。其次，应真正建立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良好法治环境。     

法治思维: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不同阶段对法治建设的领导者、推动者的要求各有侧重。从十八大的法治思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现代治理能力,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思维,凸显出法治思维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治理者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并依照法律治国理政。法治思维作为法治建设中的融贯性因素,是连接法治理念、法律制度和法律行为的中介。法治思维是一种合法性思维、程序思维,它要求基于法治精神和法律规则来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求治理者培养并具有合法性思维和程序思维,尤其是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使之与党的领导地位相适应。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公民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公民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主体,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承载主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广大公民的要求,实质目的就在于使公民全面领会和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法治的目标植入每个公民的观念和行动中。公民具备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与社会主义法律素质,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塑造与培育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支撑。如果将法治喻为身体机能和谐运转的人体,那么法治精神就是赋予身躯生命的灵魂,法律素质则是身躯内支撑血肉的骨骼。因此,弘扬公民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提高公民社会主义法律素质,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当代中国与法律权威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旧的权威类型正在逐步衰落但没有完全消亡 ,新的权威正在逐步形成 ,但又没有最后确立。因此在新旧权威交替过程中就出现了中央政令不通、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法律、法院缺乏权威等等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创造法律至上的社会氛围、树立宪法的权威、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严肃司法、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 ,从而达到法律权威的实现     

历史与现实的呼唤——论邓小平对树立法律权威重要性的阐述

树立法律权威是任何国家建立法治社会必备的基本要求。邓小平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两个方面深入地阐述了树立法律权威的重要性。这为我们党和国家走依法治国之路、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哈耶克与拉兹法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以法治和自由的关系为视角

在法治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哈耶克与拉兹有不同的结论,前者崇尚建立一个自由秩序的社会,并认为法治能够对自由提供充分的保障,后者则将此看作是一种奢望;在基本法治思想方面,二者对"法治"、"法律"、"法治之价值"等也有不同的认识;在法治观上,二者则是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目的法治与工具法治、彻底法治与不彻底法治、对法治的完全信任与中立信任、价值主义的法律立场与实证主义的法律立场之间的对立.     

论法律评价的三种精神

法治精神、人文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法律评价的三种精神。法治精神是法律评价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精神之魂,人文精神是法律评价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精神基石,时代精神是法律评价实现反思超越的精神自觉。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评价既通过摒弃人治精神,体现良法善治的法治价值,从而回归到法治精神中建设法治国家;又通过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民众的现实权益,从而回归到人文精神中建设和谐社会;还通过不断推进司法改革,实现中国的法治梦,最终回归到时代精神中实现反思超越。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改革初期彭真的法律思想

＂文革＂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哲学集中体现在彭真的法律思想中。彭真从建国以来政治动荡的教训出发,坚持法律现实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法治思想：捍卫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完善立法体制、保障司法独立等。彭真身体力行,积极推动法律创制,督促法律实施,推动了改革初期法律和社会的进步,为＂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彭真对董必武法律思想有继承也有创新,代表了新时期共产党法律哲学的发展与变迁。     

关于树立法律权威的几点思考

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威 ,法律的内外品性决定了现代社会需要树立的是法律的权威。要树立法律的权威 ,必须确定法律的二元划分 ,确定程序法治的地位 ,确定司法组织必要的独立性 ,并且不能误用法治的功效 ,要正确看待法律的局限性 ,要弱化任何个人的权威     

法治理念、法学教育与法律现代化

法治理念与法律现代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与路径,而法学教育又是确立和传播法治理念,推动和实现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均已充分说明,法学教育与法治理念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同时,两者又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国的法律现代化,既需要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成熟,又需要法治理念的确立与传播,法学教育是孕育和传播法治理念的温床与载体,法治理念则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与基础。因此,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法治理念与法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