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经学与新子学

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哲学。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才有"经","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以及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这种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     

“新子学”视阈下士人与子学的主体问性诠释

士人是子学的缔造者、传播者和阐发者，子学是其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子学的发生从理论上支持了士人的品格，完整地塑造了士人的精神生态。子学与士人的间性互动促成了二者的变革和演进。通过对子学与士的主体间性诠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子学与传统诸子学的分野，从更为广阔的界阈中把握士人传统之源流，进而确立“新子学”命题的合理性，揭示新子学的本质、使命及其思想史、学术史意义。     

论“新子学”的内涵、理念与构架

"新子学"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是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知识理念与方法研究"旧子学"存留内容的学术。它在维护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性的前提下,整合贯通不同学科,消除各学科的相对局限性,并以此在忠实于"旧子学"留存文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新的整理和阐释。"新子学"的工作构架应该是由文本基础、学科协同、团队组建、人员分工、成果发布、质量判定等模块组成,是一个具有良性生命活力的动态系统。它的内容架构应该是以儒、道、佛三家的全部文献的汇总、整理为主要部分,同时整合其他子部学术,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其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这表明,经与传是相对之名,而经学与子学的学问性质相同。孔学与其他子学,都在对"前孔子之经"加以继承和诠释,传记、经学与九流之学在此意义上同源同质,属广义的子学范畴。透过对经子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思想史上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同时也可弥补往昔学术史多谈经史关系而少谈经子关系之不足。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论汉末"子学"和批判政论文之关系——以蔡邕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汉末"子学"批判的文风以质朴醇厚为主,汉末政论文则以刚健激切为主,这是二者文风的主要差别:同时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和"子学"的无神论思想完全不同;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下,汉末"子学"和政论文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促进.     

论子夏对孔子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论"学"丰富而精彩,子夏在此基础上又有重要发展:由"修己以安百姓"到"学以致其道",明确了儒者为学之目的论,点明了儒者的存在价值及实现这一价值的途径;由博学、好问、多思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提炼了儒者为学之方法论,其"博"、"问"、"思"与"志"、"仁"并提,实现了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结合、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由"兴于诗"到"洒扫应对进退",丰富了儒者为学之过程论,日常之"行"成为"成人之道"的开始。但在儒者为学之境界上,孔子之"乐"与"不愠"为"心战"与"色变"所取代,这是子夏之"学"的最大不足。     

关于“新子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新子学”是发掘于“诸子学现象”又全面超越诸子学的全新事物。它是一种基于多元、开放、发展世界以面对他者而实现自我否定式发展为基本理念的新哲学。“新子学”也是重新梳理“子学”、“经学”,以改造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基本结构、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学术文化工程：它是治疗当下学术文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错综合症”的良方,尚有广阔的开拓空间。     

新子学时代

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心和关键.在思想权威受到质疑的时代,诉诸经典已经不再有独力担负重塑价值基础的责任的可能.从根本原理出发的再思考不得不面对"子学时代"曾经的思想状况:所有的思想者都必须将自我辩护的意识内化到写作和思考当中.先秦时期儒、墨之间的思想辩论与先秦名辩思潮有关,名辩之学对诸子时代的哲学家影响深刻.怀疑的精神氛围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处境,这决定了解决时代的价值危机和精神危机所需达到的根源性深度."新子学时代"既是对当代中国思想处境的理解,也是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形态的期许.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傅山与船山子学思想之比较

傅山与船山均重视子学研究,并且都特别会心于道家、道教,但两人研究子学的立足点有异,而在对老庄一些著作的具体诠释上又有其一致之处。     

刘基《拟连珠》哲学思想研究

刘基<拟连珠>思想理论的来源主要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以及<易>学、名家、法家、兵家、老庄道家辩证法等先秦元典文献,充分体现了刘基作为"一代文宗"而有的"会通百家、兼容儒道"的为学风格与理论旨趣.<拟连珠>的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一般理论原理,又涵括了人性论、修养论、治国论、人才观等中国传统哲学要义.刘基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是建构在先秦子学思想体系之上的,具有"先秦诸子学"的秉性与特征.     

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评

先秦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实只有"百家"之名,而无"诸子"之称。故《荀子·非十二子》中所"非"的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亦只是针对他们所代表的六种学术观点或思想行为,而并非他们所属的学派或"家"。《荀子》一书中指名道姓加以批判的,除《非十二子》篇所"非"的十二子及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外,还有《儒效》《富国》《王霸》《臣道》《修身》《荣辱》《礼论》《解蔽》《正名》《正论》《性恶》等篇对"百家"诸子的学术批评。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批评的特点,一是他着眼的只是诸子的学说,而非其"家"或"派";二是荀子对所有诸子学派的批判基本都能秉持"中庸"的原则,以辩证和客观的态度予以评析,力求避免学术立场的片面和偏蔽。而荀子上述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批评特点的形成,又是与当时诸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     

儒家经世学派考原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所谓"功利学派"或"事功学派",此派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和国计民生,故而称其为"经世学派"可能更为恰当。依韩非子之说,儒家在孔子之后分为八派。儒家八派思想旨趣不同,而皆自谓得真孔子之道者。从根本旨趣上说,儒学既非记诵辞章之学,亦非玄谈和独修的学问,而是经世济民之学。在儒家八派之中,唯有"孙氏之儒"才是得了孔子经世之道的真传。儒家经世学派的第一任领袖,《荀子》称其为"子弓"。考辨儒家经世学派领袖,有三条理由可以论证"荀子"姓"孙",而不是姓"荀";有八条理由可以论证"子弓"为孔子著名弟子"子贡",而非前人所说的"仲弓"和"馯臂子弓"。子贡乃是孔门真正的经世大儒和孔子正宗的继承者。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近代"格致学"的传播与辨义

"格致学"即"格物穷理之学"。19世纪中后期,"格致学"在内外交困的中国重新焕发光彩,成为中西学术连接的桥梁。此一时期,"格致学"的意义复杂多歧,其语义因时、因地、因人都有不同表达,在西学的引进者与中国的解读者之间亦存在差距。这种解读的"落差"与知识来源地的学术发展状况有关,也与知识新的落脚点的接受环境有密切关系。     

老子的"为道"及其在实践中的精神境界

子学思潮是许多富有个性特点的原创概念诞生和发展的过程。“道”则是子学思潮中涌现出来的第一个概念 ,也是子学思潮乃至以后二千多年中国学术史上最核心的概念。老子关于道“先天地生”的阐述 ,将“天神”彻底清除出场 ,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老子不同于一般学者满足于“闻道” ,他更注重“为道” ,在实践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老子以“道”为核心的概念系统中 ,“德”是“道”体现于万物的属性、规律 ;人的德性 ,因“心”的缘故而分为自然而然的展现即“上德”与刻意的展现即“下德”两种。“上德不德”是人对“道”的体验。老子关于上德、下德、有德、失德等分析 ,是对“道”的研究的深入。     

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学”范畴

"学"是明清小说评点中主体性素质范畴之一。小说作者或评点家往往才学兼备,"学"是"才"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动力。小说正文和小说评点均饱含了作者和评点者的深厚学识,读者从中可收获广博知识,提升学问。小说的通俗性决定了小说中"学"的有限性,小说中的"学"应无损小说的艺术之美,"学"的成分的多寡亦不能成为衡量文学艺术作品好坏的标准。小说评点家用丰厚的学识为读者"揭出一段精神"。纵然"学"是明清小说评点中的重要范畴之一,但小说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具有了"学"的成分而提高到举足轻重的位置。     

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

本文梳理了从朱熹到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有关"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之学"的论述,着重讨论了"浙学"的内涵,并讨论了浙学的基本精神等问题.笔者认为,"浙学"有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浙学"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即"大浙学",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延续至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传统."大浙学"是狭义、中义"浙学"的外延,但其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浙学"的基本精神是 "求实、批判、兼容、创新",而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则是浙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正饶氏之非”还是“一以饶氏为宗”——胡炳文《四书通》与饶鲁关系重探及反思

关于胡炳文《四书通》对饶鲁的态度,历来存在三种看法：《元史》代表的主流看法认为胡炳文作《四书通》意在深正饶氏之非;史伯璿则主张《四书通》“一以饶氏为宗”;而《四书通》凡例则赞饶鲁说于朱子大有发明,仅就其间有不相似者辨其一二。《四书通》引饶鲁说多达500条,居所引朱子后学之首,见出对饶鲁之崇信;所引饶鲁说含25条与朱注相背离者,胡炳文仅挑出10余条加以反驳,体现了正饶鲁之非的一面。此外,《四书通》还放弃少量为陈栎、倪士毅等所引饶鲁说,此又见出胡炳文对饶鲁说引用之谨慎。探究二者关系的意义在于：首先,再次证实胡炳文等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并非四库馆臣所诬枉的朱学门户株守者,而同样继承了朱子求真是之精神;其次,促使重新反思胡炳文之学派归属问题,与其仅据地域、师承而归胡炳文为介轩学,不如就思想而归为双峰学;最后,从侧面反映出饶鲁在宋元朱子学界的巨擘地位,呈现了为人所忽视的宋元江西朱子学对新安朱子学之影响,有助于更全面深入把握宋元朱子学的真实面目及其内在互动演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