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学”之我见

"子学"之"子"既是"诸子百家"之"子",则"新子学"之"子"便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个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即是"新子学"。"新子学"乃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它并不完全与"西学"相对应。由于古代的"国学"属于"官学"的范围,因此"新子学"只能成为"新国学"的主体。     

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经学与新子学

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哲学。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才有"经","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以及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这种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     

关于“新子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新子学”是发掘于“诸子学现象”又全面超越诸子学的全新事物。它是一种基于多元、开放、发展世界以面对他者而实现自我否定式发展为基本理念的新哲学。“新子学”也是重新梳理“子学”、“经学”,以改造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基本结构、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学术文化工程：它是治疗当下学术文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错综合症”的良方,尚有广阔的开拓空间。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这表明,经与传是相对之名,而经学与子学的学问性质相同。孔学与其他子学,都在对"前孔子之经"加以继承和诠释,传记、经学与九流之学在此意义上同源同质,属广义的子学范畴。透过对经子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思想史上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同时也可弥补往昔学术史多谈经史关系而少谈经子关系之不足。     

“新子学”视阈下士人与子学的主体问性诠释

士人是子学的缔造者、传播者和阐发者，子学是其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子学的发生从理论上支持了士人的品格，完整地塑造了士人的精神生态。子学与士人的间性互动促成了二者的变革和演进。通过对子学与士的主体间性诠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子学与传统诸子学的分野，从更为广阔的界阈中把握士人传统之源流，进而确立“新子学”命题的合理性，揭示新子学的本质、使命及其思想史、学术史意义。     

文学理论学:反思文学理论的崭新学科--评董学文新著《文学理论学导论》

《文学理论学导论》"论"与"史"结合地拿文学理论说事,使得这部著作具有着扎实的理论丰富性。它意在为文学理论这个学科定性、立"法",即通过体系性地论证文学理论应该是怎样一门科学这样一个大问题,来实现其为文学理论这门重要的社会人文学科疏浚航道并清淤去垢的整体学术使命。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科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中国马克思学学科性质的自觉省思"——兼与蒋晓东同志商榷

蒋晓东同志在<学术论坛>2009年第8期发表了<中国马克思学: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回归与创新>一文,阐释了中国马克思学是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是以文本解读为特色的研究范式,是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一种回归和超越.然而,从中国马克思学的工具正当性与价值正当性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一门学科而非研究范式,它是科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此外,从文本解读的历史发展来考察,中国马克思学所强调的文本解读是传统文本研究范式的超越,但并非是回归.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学本身有着清醒的研究范式自觉意识,主要表现为文本解读、学术对话、现实引导.这三种研究范式是互补整合而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国马克思学要在这三种范式的文明交流与对话下才能不断发展.     

论汉末"子学"和批判政论文之关系——以蔡邕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汉末"子学"批判的文风以质朴醇厚为主,汉末政论文则以刚健激切为主,这是二者文风的主要差别:同时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和"子学"的无神论思想完全不同;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下,汉末"子学"和政论文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促进.     

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歇,"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只有取消"国学"才能安顿"国故学";更有人连"国故学"一起否定;又有人觉得"国学"一名可以接受.这些现象说明"国学"是当时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     

科际整合方法在行政学研究中的运用:机制、路径及限度

行政学科际整合研究是以行政学为基础,通过对相关或相邻多个学科的分析、整合、综合来解决行政理论或实践问题,使之成为协调一致的整体的研究活动或过程。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行政学科际整合研究的形成机制有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四种,其研究路径包括寻找焦点、建立融合,相互启示、挖掘共源,扩大领域、灵活应用三个方面。行政学科际整合研究在为行政学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使行政学付出自我泛化的代价,甚至面临自我消解的危机。为此,行政学科际整合研究必须遵循选择性、相容性、创造性和有效性原则,并致力于实现学科研究与科际整合研究的有机统一,从而促使行政学理论体系得以有效建构并不断走向成熟。     

澳门学的学术可能性

理想中的澳门学绝不应该是澳门研究的别称,它已不再是研究领域与题材的框定,不再是研究对象与话题的凸现,而是有关澳门研究的一种学术的质的规定性的概括;理想中的澳门学强调的不应仅仅是特定的研究对象,不是有关澳门研究所有内容的迭加与整合,而应建构并提供独特而又内在逻辑体系的有关澳门的学理认知系统;理想的澳门学不仅仅揭示围绕着澳门及关于澳门的知识系统,更须呈现澳门知识系统所展示的历史的、地域的文化特性和学术特性;理想的澳门学不应仅停留在有关澳门知识体系的特征性概括,而应具有普泛性的概括,从世界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视野取其内涵的价值能量,从而显现其学术辐射力。     

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来源与视域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来源很复杂."诗学"的概念应该是深植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主要是指对于文学的文化阐释与解读的策略,它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在文本阐释过程中不断流通、商讨、冲撞,从而导致新的思想和审美力量产生.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代表了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框架,体现了一种消解学科界限的理论气度,以及宏阔开放的学术眼光.思想是流动的,只有摒除思想成见,敢于跨越学科边界,才会带来学术研究新的生命力.     

老子的"为道"及其在实践中的精神境界

子学思潮是许多富有个性特点的原创概念诞生和发展的过程。“道”则是子学思潮中涌现出来的第一个概念 ,也是子学思潮乃至以后二千多年中国学术史上最核心的概念。老子关于道“先天地生”的阐述 ,将“天神”彻底清除出场 ,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老子不同于一般学者满足于“闻道” ,他更注重“为道” ,在实践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老子以“道”为核心的概念系统中 ,“德”是“道”体现于万物的属性、规律 ;人的德性 ,因“心”的缘故而分为自然而然的展现即“上德”与刻意的展现即“下德”两种。“上德不德”是人对“道”的体验。老子关于上德、下德、有德、失德等分析 ,是对“道”的研究的深入。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新与旧──历史学的两种可能性

一、新的旧史学人们常说一代有一代之学,言外之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学说、新学术、新学理,但人们却不知（或忽视了）另外一个与其相反而又相成的事实,这就是：一个时代同时还有一个时代的旧学说、旧学术、旧学理。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既有新的,又有旧的。而...     

跨文明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碰撞的结果。文明交流中的异质性和变异性大于共同性,因此,比较文学在注重求同性的同时,更要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研究,异质性与变异性也是中国比较文学最为突出的表现形态。变异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它开启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变异学研究中的形象学与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更凸显其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发展。中国学者提倡变异学,希望在保持和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洛阳学初论

洛阳学是研究千年帝都洛阳从产生到发展、变迁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学问,属于地方学研究范畴。它既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研究洛阳古代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现代城市发展和未来发展战略,也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洛阳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演进和现代洛阳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共同为洛阳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其研究重点、学术属性等都与"河洛学""洛学""河洛文化"等有着明显的区别。构建洛阳学既是传承创新洛阳历史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加快洛阳现代化进程、建设"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与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内在要求。为此,要加大资源和人才整合力度,开好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成立洛阳学研究会、加大对洛阳学的支持力度和宣传力度,为将洛阳建设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和国际性旅游城市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跨类还是在分类系统中言说--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另一种陈述

比较文学迄今仍沿用的立学方式是按现代西学的分类学背景对知识进行分类,而后照这种分类的逻辑去确认和规划该学科的学科领地与知识类型.正是这样的立学方式及其理论言说使比较文学在立学依据的陈述中成了一个不合"逻辑"的捏合,并与整个比较文学的研究实绩大相径庭.实际上,比较文学的精神实质是"跨类"不仅跨不同知识的类,不同精神活动类型的类,而且跨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类.因为如此,决定了比较文学是在不同的文明、知识话语及其规则之间的对话和穿梭,是新知和新学术规则的集结.     

刘师培与近代诸子学研究

刘师培是近代一位颇有争议的学者,因政治上的失足而使其学术成就湮没不彰。本 文旨在考察刘师培在先秦诸子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并且探讨刘师培治学方向 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刘师培诸子学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开创了 新的学术史体例,并且身体力行著有近代学术史力作《周末学术史序》;开中国近代实事求 是研究孔子之先风;刘师培还是中国近代完全应用西学探讨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同时他对先秦诸子典籍的整理研究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因此,无视刘师培在近代诸子学 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学术贡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