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冷战后美国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

冷战结束后 ,由于内因 (制度安排 )与外因 (环境变迁 )的交相作用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私有化”趋势。在“私有化”趋势下 ,总统外交权力相对削弱 ,国会外交影响显著扩大。面对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攻势 ,总统及其下属的行政当局不得不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然而 ,由于自身职能的特点和局限性 ,冷战后国会在外交上的能动性既不意味着国会在外交上的优势地位 ,也未根本改变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尽管如此 ,在外交决策过程的“私有化”趋势作用下 ,国会的积极介入还是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元民主"权力架构下的美国府会战争权

在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下,国会与总统分享外交决策权力,并形成了独特的"二元民主"外交权力架构,本文分析了这一二元性权力架构得以形成的原因,并以府会在二战后围绕战争权力的争夺和交锋为重点,探讨了国会作为该架构下相对独立的一极,其战争权力的起伏消长及其对美国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所具有的影响.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之横向国家权限特征研究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在横向国家权限的规定上,虽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但三权之间并非均衡而带有议会独大和总统有权无责的特征。议会独大主要表现在国会对总统、内阁和法院的权力多所限制,而总统、内阁和法院却很难制衡议会;总统有权无责主要表现总统享受广泛的权力,包括公布并监督法律执行权、人事任免权、武装统帅权、宣战权、缔结条约权、宣布戒严权、宣告免刑减刑及复权、停止国会会议权、解散众议院权、立法否决权等等,但当发生政府集体性政治事件内阁替总统承担整治责任。这种做法体现了时人在议会、总统与内阁关系上的积极探索,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仍体现了限制行政权力的宪政理念。     

朝鲜战争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

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既未宣战也未经国会批准的大规模战争。杜鲁门总统违背美国宪法，避过有关法规，未经国会批准而将美国投入战争，开创了总统独自决定战争的先例，对国会和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及之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遏制”战略的形成析美国对外政策决策模式

美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其国家政治过程完成的，符合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普遍规定。以总统为核心的总统政治中心在决策中掌握着最主要的权力。国会和舆论界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终究是次要的。这一方面体现出国家安全事务的紧迫性对决策过程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更表现出政府、国会、新闻界共同的运作基础，表现出华盛顿与华尔街亦步亦趋的真实关系。     

论美国总统与国会外交决策权的消长

为了防止集权暴政,美国宪法对外交决策权进行了分权与制衡式安排,这给总统和国会日后争夺外交主导权提供了动力和目标。19世纪里,秉承宪法有 所侧重的授权和美国民主传统,国会基本上居于外交决策权的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之后,总统利用自己在处理危机上的优势、外交领域的某些特殊性和世界日趋一体化的趋势,夺取了美国外交决策的主导权,并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这一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国会自身的不断退让和法院对于总统的某种偏护也对这种状况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试析美国司法对外交案例的规避行为

在美国外交领域里,关于国会与总统间权力纷争的诉讼不断,法院却不愿涉足,往往采用政治问题原则、成熟性原则等加以规避。其原因在于司法部门尊从政治机构的惯例、固守权力分立的立国之本,以及对政治问题原则的盲从。然而这种规避行为却饱受质疑。随着司法部门的能动发展,这一状况势必有所改观。     

美国国会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与国会改革

本世纪70年代时,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出现了所谓的“帝王般的总统”。造成了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极需调整的客观形势。国会在国内舆论和最高法院的支持下,通过改革和立法来限制无限扩张的总统权力,旨在恢复两个部门之间某种最有利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平衡。     

美国总统与国会权力冲突的宪法根源

自美国建国以来 ,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总统权力扩大 ,国会影响削弱。已经成为现代美国政治现实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究其根源 ,两权斗争的始作俑者即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正是立宪者们的最初意图及其宪法采用的分权制衡原则直接导致了总统与国会权力冲突     

中国外交事务中的国家主席之制度分析

国家主席在中国外交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和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国家主席在外交政策和决策研究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建国后国家主席制度的曲折发展为我们理解国家主席外交职权的变迁提供了宪政分析基础。外交实践的发展要求加强国家主席制度建设和适当修宪。     

美国对外贸易法中"贸易促进权"模式探析

在实践中,"贸易促进权"保证了美国总统在贸易谈判中的可信度,确保了国会在谈判前、谈判中和谈判后的核心地位,促使美国在历次重大贸易协定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并维护了总统和国会良好的合作关系.文章通过对"贸易促进权"法律机理、主要内容的探讨,分析了"贸易促进权"的功能和价值,讨论了"贸易促进权"的未来发展趋向.     

行政权概念冲突与重新认识和确定

行政权是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它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对行政权的控制成为行政法治的关键,然而,由于传统行政权理论的单方性、强制性、执行性的局限,行政权概念内涵与现实行政实践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有时用传统行政权理论解释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政现象显得力不从心或者大相径庭。因此,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权内涵进行重新认识,分析矛盾表现,并在借鉴国外行政权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现代中国行政权的认识,力求对行政权进行全方位把握,并确立符合现代行政实际特点的行政权概念。     

试析美国国会制约美国政府对外军售的机制

基于民意机构的特殊身份,美国国会是美国对外军售的真正控制者。美国法律规定了国会制约行政部门对外军售的机制。美国国会制约行政部门对外军售机制包括"要求申报"、"联合反对"、"牵制总统"和"其他立法手段"四个环节。作为军售的真正控制者,美国国会实际上并不是对外军售的反对者,相反却常常是美国对外军售的推动者。     

论我国法官权威的缺失与对策

司法权威是法治社会外在标志之一,法官权威是司法权威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法官权威存在着缺失,这直接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实现。本文从法官权威应然基本理论出发,客观分析法官内在权威与外在权威缺失的现象,探寻我国的法官制度中存在的深层问题,并提出改革之对策。     

素质教育与教师权威

素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有些同志认为搞素质教育,就是少一点知识教学,提高学生的主体性,就必须降低甚至取消教师权威。当然,传统教育的教师权威的确已显现严重的弊端,当前素质教育改革与这种教育权威传统之间有矛盾冲突之处,但绝不能因此忽视教师权威的存在和影响,主观地谈取消和降低。素质教育要改革过去教育的教师权威传统,树立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教师权威观。     

浅谈生效判决的权威性及其支撑要件——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在我国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而如何保证并提高判决的权威性则是其中一项子命题。一般而言,生效判决是国家审判机关适用法律对争议问题所作出的最终决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但是,在目前的诉讼活动中,判决在作出之前可能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在生效后缺乏安定性,降低了生效判决的权威性。因此,作者拟从刑事诉讼法角度,浅谈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生效判决权威性的相关要件,分析目前生效判决权威性缺失的现状,并提出一些完善措施。     

法律和道德双重权威论——"法治"和"德治"思想对法官审判的启示

从实证主义法学派的“法律权威说”和中国古代的“道德权威说”入手 ,提出法官在审判过程中 ,需要树立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权威。同时对双重权威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政治保障等基础理论作了阐述 ,提出了法律和道德双重权威的实现机制。     

和谐社会视野下权威新内涵探析

权威的存在是有组织的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与发展延续的必然。和谐社会是我国当今社会发展的任务目标,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权威应具有时代赋予的新内涵。通过对不同学科中权威内涵的分析,对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权威新内涵进行探究,指出以和谐性服从为基础,形式权威与实质权威兼具的个人权威才契合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需要。     

管理过程中的权威作用机制

权威是管理的基本要素之一,权威机制是组织的平衡机制之一。权威的基础来自需求、个性、认知和信仰等相关因素。组织中的权威作用关系既有理性层面的,也有非理性层面的,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威关系和组织与个人之间的权威关系。组织管理过程中,权威机制包括:建立在个体与组织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权威机制,组织职能分工体系中的权威机制,由于目标导向、价值认同带来的追随和服从,个性力量的支配和影响,社会化生活中个人被迫服从的力量。各种权威机制的作用在现实中可能会交错、融合在一起。     

论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

尽管权威的形式各异,人类社会权威类型不外乎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两种权威类型均为一定社会所必需,均具有外在强制性,但其性质、品质以及生成方式不同。中国社会实现个人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必须考虑中国传统和现实的障碍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