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论劳乃宣的“以礼入法”思想

劳乃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曾国藩“礼学经世”的衣钵,倾心于礼学研究,以期实现所谓“中兴之梦”。他竭力维护“以礼入法”的传统,反对沈家本等人修订的以西方法律思想为主旨的《新刑律》,成为继张之洞之后礼教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教秩序和腐朽的清朝统治,具有保守性。     

浅论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在经世之学的延伸中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者

浅论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在经世之学的延伸中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者梁霖（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南京２１０００１）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毁誉参差、评判存异的人物之一。在上个世纪,他曾受到西太后“公忠体国”的褒扬;又被气类全异于西太后的容闳目为“正...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他军事上的成功,在清中叶汉宋之争中一度陷于颓势的宋学在晚清再度复兴。这与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倡导宋学,以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宗宋儒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曾国藩的学术努力,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次琦"四行五学"说探赜

朱次琦作为晚清南海鸿儒,提出“四行五学”说以正修身读书之道并以此为治学思想传诸后世。其修身“四行”以发挥程朱理学的道德论而见长,而读书“五学”则是通过挖掘儒学思想中的“经世”因素,来纠正当时学术之弊病,其中体现着重“贱履”和“致用”的思想。在晚清国势日蹙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这一思想对康有为也有重要影响。     

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与洋务运动

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其理学经世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兴起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分析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特点及其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洋务运动发生的思想背景。清朝道光年间,曾经为“康乾盛世”起过点缀粉饰作用而盛行一时的乾嘉汉学,一 在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面前,显露出它的陈腐和无用。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国计民生的治学之道,受到人们的猛烈抨击,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     

评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

曾国藩是晚清同治中兴的首功之臣。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曾国藩理学之产生、主要内容和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作用,学术界未能获得统一的见解。武道房的《曾国藩学术传论》正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问题,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武书认为:面对官场严重腐败而引发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清汉学改其支离饾饤之弊、宋学弃其空谈之风,双双转向经世致用;湘籍官员和学者乘此风之先而为曾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将陶冶人生、治世与学术探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以理学为核心,吸纳汉学,在用字上采集西学的体系,礼理相通,治心与致用结合。武书还对曾学与晚清桐城派的关系作出探讨,指出:曾吸桐城之文,增经世之实,使其理学特具风采。曾学具有守旧与开新二重性。本文在评析武书内容的同时,亦阐明了个人对理学及曾学的看法。     

孔子思想中"仁"与"礼"的关系

"仁"与"礼"的关系问题,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孔子对"仁"与"礼"关系的探讨,奠定了中国儒学的基础.后世儒学,或者注重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或者注重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到宋明时期,便形成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对峙.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船山学行对湘军经世的影响

王船山作为晚明理学集大成者,他的知行论和实学思想、历史观与政治伦理思想、经世变革思想、兵论思想,以及宏阔的儒学学术视野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精神,都对晚清湘军经世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船山学行为湘军集团提供了经世活动的文化参照系,湘军集团则一定程度上执行了王船山等清初经世大儒的政治文化遗训。     

曾国藩士大夫之学及其内在逻辑

曾国藩读书善识大体,是经世之学。其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归属士大夫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认识始终以"事"为中心,在礼学经世思想蕲向下,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嗜好辞章,使学术的本质转化为学术的功能,使得事功实践与知识阅读融通起来。曾氏所学不是出于著述,而是作为事功和德性开启的前提条件,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终指向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总判断。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理论之一就是孔子总结的仁学礼学,仁学要求君子治国富民,礼学要求君子按公认的准则获取有限的私利,旨在社会共同富裕,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核心价值观所在。根据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可将中国思想文化史分为五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治国理论产生并定型的“先王之道”时期;九代后九代之交孔子师徒祖孙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新王之道”的时期;后九代“百家争鸣”的战国子学时期;汉至清代反复解读“先秦经典”,间出己意的经学时期;清末民国要求全盘西化实未全盘西化的时期。如此分期长处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发展脉络很清晰;二是可实证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一以贯之。     

试论北宋新儒学的重要特征

北宋新儒学与汉唐儒学不同,着重阐发经典义理,倡导义理之学。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的发展,与后来比较定型化了的理学也有着重大的区别,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现从学术取向的多样性,经世义理之学占主导地位来论述北宋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晚清宋学家曾国藩、郭嵩焘既像乾嘉学派一样崇礼、考礼,又超越宋学与汉学的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学、宋学。他们以儒家仁义学说阐释礼学,也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礼学思想;他们开掘礼学的经世价值,注重因时制礼,郭嵩焘更广泛地涉及改良礼俗的议题。由此可见,曾国藩、郭嵩焘早年治学均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学术特征,这也是他们务实、灵活地应对晚清时局的思想基础。     

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近年来,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却仍是一块空白。我所以撰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补朱子学研究的这一空白,而且是想通过解剖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具体地说明理学与实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研究中国实学史理出一条发展线索。朱熹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地使用过“实学”这一概念,并且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他的实学思想。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指出,从汉唐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他的实学思想,是在同俗儒的“无用”与佛老的“无实”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他的实学思想较为丰富,主要有:实理论、实性论、实功论、实践论和经世论。     

清代礼学研究的特点

清代以来,移风易俗成为儒者的新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礼学逐渐兴起,并迅速以狂飚之势披靡天下,挑战程朱理学。清代礼学的研究以考证为基础,以经世为目标,体现出考经求礼、循器明礼、以情释礼、因事研礼的特点。礼学家们藉考证以明礼意、达人情、经世用,使礼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道统论是王阳明良知学的重要内容。阳明道统论以“精一之传”为宗旨,阳明认为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周程道学而最后为其心学所传承。阳明在极力摒除朱子学于道统之外时,对作为同调的象山、甘泉心学之不够精一皆有所不满,并以明人伦之学极力驳斥心学为禅学之诬评。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阳明的道统论呈现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继承发展关系,也表明道统论依然是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须面对之重要课题。     

晚清理学特征刍议

"重义轻利"是二千多年来的义利之辩的共同偏向,这一偏向导致义与利的过分对立而无法调和.贬抑个人私利,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成为儒家至高无上的道德追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维系方式是该道德关系权重的价值合理性基础.但晚清嘉道之后,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儒家"重义轻利"道德观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遭到动摇,"义理经济"思想应时而生.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士人一手高张程朱理学的旗帜,一手又打出"经世致用"的旗号,用"义理经济"合一思想对走向衰落的儒学进行调整,使晚清理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既保持了儒学的正统性,又增强了应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