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籍贯考

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人,活动于南朝宋、齐、梁间,著有《晋书》一百二十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梁纪》十四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四声谱》等,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已散佚,传世明刻本《沈隐侯集》十六卷,《沈休文集》四卷,辑沈约诗文四百余篇,《四库全书》均未著录,不失为研究沈约之重要资料,但系后人辑录,非原集面貌;现存比较完整的只有《宋书》一百卷(亦有缺佚),为史家所重视,明万历间刻印的南监本二十一史、北监本二十一史,崇祯间毛晋汲古阁刻印的十七史,清乾隆间武英殿刻印的二十四史,都包括《宋书》在内,近年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组重新点校出版了二十四史,流传则日渐广泛.     

从左思《三都赋》刘逵注看北宋监本对唐抄本《文选》旧注的整理

北宋监本《文选》是宋刻李善注《文选》的第一个定本,该本形成之时对唐抄本《文选》的李善注、旧注都进行了整理.北宋监本整理《文选》旧注有新增、纠谬、补充三种主要方式,但在整理中也产生了讹误、衍文、失注、脱文、粗疏等项失误,北宋监本整理唐抄本《文选》旧注失误的主要原因一是未能广泛搜集李善注诸本,二是校勘草率,因此,对北宋监本《文选》的评价不宜过高.     

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来源辨析

校堪发现,当今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与北宋国子监本《李善注文选》吻合之处数量很少,而且其吻合处多同于早期写钞本《五臣注文选》.由此证明,陈八郎本木记中所谓“监本”并非宋监本《李善注文选》,而是今日已佚的宋监本《五臣注文选》.陈八郎初刊本应是纯粹的《五臣注文选》本,它来源于五臣单注本系统,反映了《五臣注文选》与萧统《文选》的原貌.     

略论隋唐五代版本学的发展及其观念

版本学及其观念在隋唐五代有较大发展:隋朝开始重视图书的收集与整理,在古籍整理与版本复制方面卓有成效,尽管其时未出现相关的理论表述,但其时版本复制及有关处理方法,对唐代及后世均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官修本上,影响更为明显。唐代图书版本形态虽仍以写本为主,却又出现了雕版印书。这一时期的书本用纸与装帧也表现出新的发展迹象:隋代在版本装帧上产生了分品装帧收藏方法;唐代出现了旋风装、经折装、连脊装等比较先进的装帧式样;用纸方面唐代则出现了少量的皮纸写本。晚唐五代作为中国古代版本学又一重要发展时期,在版本学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监本《九经》的刻印和家本《九经》的刻印,以及诸如毋昭裔家刻诸史、贯休自刻文集等其他刻本,表明其时不但刻本范围有所扩大,且刻书机构也日臻完善。这些都为中国古代版本学的确立准备了物质条件,亦对后来中国印刷史及版本学史均有较大影响。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

由于秀州本、明州本以“善同某注”的替代形式删除了部分李善注,导致尤刻本误以为明州本、赣州本的部分五臣注即为李善注,这是尤刻本以明州本、赣州本少数五臣注代替其底本李善注的客观原因。尤刻本明显的增注倾向使尤刻本在其底本李善注与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选择文字较丰满的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这是尤刻本少数作品李善注实为明州本、赣州本五臣注的主观原因。虽然这类例子不多,但它们是尤刻本李善注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尤刻本与北宋监本关系密切,所以,尤刻本李善注多可与北宋监本李善注相互对应。尤刻本部分李善注因无对应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它们是否为北宋监本李善注无考。     

《庄子阙误》所载《庄子》八种版本考

《庄子阙误》载录唐至北宋中期《庄子》八种版本的异文,对探讨监本《庄子》的形成和影响、唐宋《庄子》的流传与演变及《庄子注疏》的形成等方面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蒋门马认为诸本异文皆是据郭注成疏、句法文意“篡改”或“增补”而造成的讹误,不足为据;将其与敦煌写本和高山寺钞本对比,发现异文中有一部分是有来源的,不是抄校者的篡改。梳理诸本之间的关系,发现天台本与监本属于同一系统,张潜夫本是以监本系统的本子为底本而成,文如海本与众本都有共同异文,可能曾参校众本,张君房所校三本则互有参考。《庄子阙误》在记录诸本异文时有不少遗漏和不完善之处,包括《庄子校诠》在内的各点校本都没有注意到;这些遗漏的异文见于《南华真经章句音义》,研究和点校时需要加以利用。     

我国书籍雕版刻印的萌芽阶段——唐、五代时期

本文通过以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对我国雕版刻印的初期阶段唐朝、五代十国的雕版刻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论述了唐、五代的雕版印刷的几个特点。     

《宋书·臧质鲁爽沈攸之传》校勘札记

中华书局1974年版《宋书·臧质鲁爽沈攸之传》虽经前人校勘,仍有脱漏之处,今以其为底本,参校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百衲本《宋书》及《南史》、《南齐书》、《魏书》、《建康实录》、《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资料,仔细爬梳,详加考证,得札记多条.     

天京刻书述略

为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太平天国在戎马倥偬之际编写、刊刻了大量的书籍。但是,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极力查禁销毁,致使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流传下来的寥寥可数。根据有关文献考察可见太平天国刻书的概况和版本学方面的特点。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群落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群落由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和文人传播群落组成。购买、征稿、组织创作等稿源渠道汇集了一支稿源队伍,组成了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表现为家族性和绘、刻一体性的特点。文人传播群落主要包括建本白话小说的注解、评点者和序者,注解和评点者大多为书坊主本人,注解和评点的也是该书坊刻印的作品,注解和评点的目的主要袁现出商业性、理论探讨性特点;序者以作者和刊印者队伍为主。     

也谈《大随求陀罗尼》经——与叶瑞宝同志商榷

《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叶瑞宝同志《瑞光塔发现成平本<大随求陀罗尼>经刻印地区的探讨》(以下简称“叶文”)一文,对许鸣岐同志《瑞光寺塔古经纸的研究》(《文物》1979年第十一期,以下简称“许文”)提出异议,认为《许文》提到刻印该经纸属当时杭州盛产的皮料纸,应属当地所产,肯定此经是“杭州刻印”的说法不确切,从而历举若干理由,认为可能是“苏州所刻”。我作为这份北宋刻经的参观者之一,对此发生很大兴趣。苏州在当时是否刻印过佛经,根据各种历史材料的推测,理所当然地不应该排斥这个可能。但就这份经咒来说,根据《叶文》所提供的论证,不无可疑。略抒愚见,愿与作者商榷。《叶文》第一条理由是,苏州知州张去华偕同长洲、吴县大小官员共十九人为消灾祈福刻印此经,认为“这么多的官绅,只刻一张经,不在百工云集的苏州刻印,而要拿到杭州去刻印,有什么必要呢?”这和下面所提第四条理由“当然可以写好底稿,拿到杭州去刻,但可能性不大”互相呼应。我认为杭州刻印事业,在宋代已相当发达,这一点,历来版本学家几乎异口同声都作过定论,流传的宋版书也较多,而且距咸平前不久,吴越国主钱俶(929～988)     

清代扬州刻印的唱本

清代扬州是我国雕版印书的中心之一。著名的《全唐诗》《全唐文》等书都是在扬州刻印的。除了代表封建正统文化的各类书籍外,这里还大量刻印了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特别是俗文学作品,比如著名的扬州评话《清风闸》《飞跎传》、道情《九度文公》等,更多的是记录民歌俗曲、民间小戏和曲艺唱词的唱本、唱片。这些俗文学读物作为商品流通,远销南北。刻印者为求其价廉,刻工、印刷、纸张均极粗糙。一般为巾箱小本。小唱本则更为简陋,三五页粘贴在一起;或者印作单张,折叠成     

《文选》李善注变迁综述

《文选》注释经历了一个由一到多、又由多到一的过程。从最初李善注显庆三年(658)的上表之本伊始,就产生了不尽一致的传抄本。李善在讲学过程中的不断修订之本,表现出多样的形态,其最终的所谓绝笔之本,则又是对其不断修订之本的统一。监本《文选》的统一整理、刊刻使抄本时代的众多本子加快消失。监本《文选》与平昌孟氏本合并的秀州本,成为第一个合并的本子,其后的广都本、明州本、赣州本,甚至奎章阁本,均是以合并本的面貌出现,合并的传承过程中,二家之注界限的"渐行渐近渐不分",又开始催生出单注本的出现,尤袤刊刻的李善单注本,又从赣州本中脱离出来而独立。总之,《文选》李善注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本子。     

关于宋刻本在古籍中的价值问题

在版本学上，宋刻本因其年代久远、流传极少，所以十分珍贵，因而在古籍整理中也出现了不少唯宋刻本是从的情况。其实，考察宋刻本在刻印前的校勘、刻印过程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诸如校勘草率、漏刻、误刻等几乎无书不有，这一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宋刻本在古籍整理中的地位。     

略谈山东刻书及其在文化史上的作用

从我国版刻史来考察,刻书不外分官刻、家刻、坊制三种。官刻、家刻,始于五代,坊刻的时间更早。现在流传下来的刻印最早的唐咸通九年(868)卷子本《金刚经》和在四川成都卞家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前者是佛寺僧人所刻,后者可能是家刻或坊刻。五代刻本流传下来的只     

《桃花扇》版刻源流考论

《桃花扇》问世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康熙间介安堂刻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刻本,也是其后所有刻本的祖本,刻印精良。《古本戏曲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桃花扇》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康熙间两函八册本,但该本存在很多缺陷和错误。《桃花扇》最晚近的刻本是刘世珩(1874-1926)在清末民初主持、组织刻印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并先后进行了多次校刻。     

吝啬与大方——齐白石二三事

很多人不理解齐白石在门口和客厅里都贴着卖画刻印的润格,诟病于老人的吝啬。他们哪里知道齐白石的艺术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若知道,也许就不会怪罪了。     

鲜为人知的《聊斋志异》朱氏刻本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成书于清康熙年间,作者终其世无力梓行,死后五十年间,原稿还搁在家里未得刊印。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才有山左赵氏在睦州主持刻印的青柯亭本问世;翌年,金坛王氏又刻印了一个收文仅265篇的分类选本。上述两种,即已被公认的《聊斋志异》早期刻本。除此之外,早期刻本中还有鲜为人知的一种,这就是笔者将要谈到的朱氏刻本。     

扬州雕版印刷志略(一)——清代官刻本、坊刻本

扬州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雕版印刷为历止文化名城扬州重要文化特色之一。它为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传统,整理和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为学术界提供丰富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作出了贡献。清代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达,官刻、家刻、坊刻皆盛,且颇多善本,以是与苏州、南京并列为江南三大刻书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雕版印刷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1960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刻印木版古籍为专业的出版单位——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的建立及其对古文化的贡献,在扬州雕版印刷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篇     

中国互助文化下现代公务员的角色困境

中国传统的互助文化以亲缘互助、地缘互助、业缘互助和圈子互助的形式表现,它刻印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赋予了民权的现代公务员,要求其角色真正体现为民行政。因此,规范和培育现代公务员势在必行。